冬夜的回忆记我的父亲1（第1页）

冬夜的回忆——记我的父亲穆木天[1]

“在我的长长的人生旅途中，我曾渴望着远远天边，人烟尽处，可是，这种过去的心情，现在是成为回忆里的云烟了，因此，我一天比一天平凡起来，我爱红尘，我爱人世的平凡。大地的儿子，是要同大地的平凡步调相一致的。”这是我的父亲穆木天于一九三六年春，在《平凡集》自序中写的一段话。是的，在我记忆中的爸爸，真是平凡极了。他是诗人，却毫无诗人的潇洒风度，他研究法国文学，可以用法、英、日、俄四种文字翻译文学作品，可浑身不带丁点儿洋气，脑袋剃得光光的；眯缝着眼，老像在笑的脸上，架着一副高度的近视镜，下课回来，脸上和眼镜片上总落着一层粉笔灰，也不知道掸掸。穿的，解放前常是一件灰不叽儿的大褂，解放后总是一身半旧的中山服，几乎件件衣服都少不了有几个烟灰烧的洞洞。他最爱吃的是东北的家常菜：拌茄子、焖豆角。总之，我觉得爸爸在平凡中透着那么一种土气，一股东北大野的泥土的气息。爸爸是曾留学东洋，多年走南闯北的人，他之所以一直浓浓地保持着这种土气，想来是由于他深深爱着自己的乡土的缘故。

东北大野的儿子

爸爸是吉林省伊通县人，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在《我主张多学习》一文中，爸爸写道：“因为我是从所谓的‘诗书门第’出身的，而对于旧社会之不讲理，我是特别地不痛快”（见《我与文学》，1934年生活书店，郑振铎、傅东华主编）。家庭为他包办的封建婚姻，曾使他十分痛苦。但爸爸对封建地主家庭的叛逆不仅仅表现在反对封建婚姻上，而是像蒲风叔叔在《诗人印象记》中所写的那样，他是能“摆脱自身的出身阶段——地主阶级的营垒而密接着时代的潮流”的。爸爸在怀念东北的许多诗中，都漾溢着对母亲的深情。那指的是苦难的东北人民的母亲，他心目中的母亲。而他和自己的生身之母，在思想感情上却很不一致。每提到我的祖母，他总是很愤慨。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爸爸一九二六年离开日本归国之前曾在《鸡鸣声》一诗中写道：

“鸡鸣声

唤不起

真的

哀悲

我不知

哪里是家

哪里是国

哪里是爱人

应向哪里归”

严于律己的爸爸，在剖析自己时，往往有些偏颇，他曾认为自己写这首诗时，思想是“狂乱”的。而我却认为，当时他可能有些“狂”，但不完全“乱”，因为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那时已不以那个封建地主家庭为家了。他是真正把自己看作“东北大野的儿子”，热爱着家乡的山川和雪原的。

爸爸对东北大野的眷恋之情，我曾深有感受。记得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二年，爸爸在中山大学教书的时候，他常带着我一大早到村旁的小河边散步。粤北大庾岭上的春晨是美丽的。太阳出来之前，浓雾罩住了河面，遮住了群山。浓雾一散，金灿灿的阳光照得河水波光粼粼，照得山坡上的杜鹃花火一般地红。面对着南国的春天，爸爸常会和我说：“松花江，该开江了……”，讲着江面上冰块如何发出吓人的巨响。有时在夏秋的骄阳下，爸爸也会突然向我说“在老家，该是高粱晒红米的时候了”……在爸爸那种深情的感染下，我总觉得，老家的山野是非常非常美，非常非常可爱的。

我觉得，爸爸之所以成为诗人，正是从这种对乡土的质朴的爱开始的。当爸爸在武藏野的道路上吟咏着“奔遥遥的天边，奔渺渺的一线”时，他不是还想着故园的“水沟”、“桥头”和“老牛”吗？

正是由于“故乡在他的心头”，所以他才要青年“须看异国的荣华”，“也得发现故国的荒丘”，并且期望着人们能够认识神州禹域的“灿烂的黄金的荣光”。

有的同志认为穆木天的作品由受法国印象派影响，托情于幽微远渺之中的《旅心》集，发展到为民族解放，革命斗争而呐喊的《流亡者之歌》和《新的旅途》，这个转变是十分惊人和不好理解的，而我却觉得，早就蕴藏在爸爸那颗旅人心中的乡情和为了故园的未来而在人生旅途上不肯停留的执着精神，以及在旧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作为旧世界的叛逆者和作为东北大野忠诚儿子的一致性，注定了他必然要踏上新的旅途。

悲哀、欢喜与愤怒

由于东三省的沦亡先于我国其他地区，因此苦难的东三省的形象就成为厄运下旧中国的象征，成为“全民族的十字架”。“九·一八”前夜，爸爸正是背着这个“十字架”踏上了流亡的路途。

“永别了，我的故乡，

我的云山苍茫的故乡，

我的白雪笼罩的故乡，

我的烟雾沉沉的故乡……”

在爸爸当时写的这首《别乡曲》里，是含着多么深沉的流亡者的悲哀啊！然而，这时的爸爸已不是《旅心》时期的爸爸了。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的两年中，爸爸不仅看到在国民党和军阀统治下日益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故乡的苦难，他也看到“人民的力量在聚焦”，“呻吟里存在着刀枪。”因此，尽管怀着流亡者的悲哀，但他已认识到不能“哭丧脸”，而要为故乡的命运去斗争。一九三一年初爸爸来到上海后，见到他在东京时创造社的诗友冯乃超。那时乃超叔叔是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于是他通过乃超叔叔参加了左联。爸爸在左联积极领导了诗歌组的工作，并与任钧、杨骚、蒲风、柳倩、白曙等组成了中国诗歌会，还出版了会刊《新诗歌》，提倡新诗歌的大众化和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为此，他于一九三四年夏被捕入狱。出狱后，由于有特务监视，爸爸不得不闭门翻译，整理文稿，不与外界联系。一九三六年前后，随着抗日**的到来和全国政治空气的活跃，当他又能从事左翼文化活动时，他是多么的喜悦和兴奋啊！正像爸爸在《七年流亡》中写的那样，这时，由于“在荒凉的祖国里”，“燃起了民族解放斗争的火光”，他的“流亡者的悲哀，转成了一个盗火者的欢喜”。他积极配合抗日斗争的需要，开展了新诗歌运动，在上海法租界的我家的住所，重又成为爸爸和他的战友们聚会的地方。他们在一起创作鼓舞军民抗日的诗歌，编诗歌街头墙报，成立了中国诗人协会。

我还记得在撤退到武汉后，我家住在海月庵时的活跃气氛。那时，爸爸和原中国诗歌会的杜谈、宋寒衣、柳倩，

中国诗人协会的厂民（严辰）以及在武汉新结识的锡金、叶平林等组成了时调社。他们在一起编诗刊《时调》、《五月》，搞诗歌朗诵，记录民歌……我家那两间小屋里，总是充满了诗人们的欢声笑语。由于那时我还小，在许多来客中，只记住了杜谈和锡金叔叔。因为杜谈叔叔那时还没有爱人，大家老开他的玩笑。锡金叔叔在和爸爸一起编《时调》、《五月》的工作中，承担了大量的任务，为《五月》写编校后记的“C。K”就是他。那时，他经常来我们家，是年轻而活跃的一个，爱戴顶没有“把儿”的法国小帽，老爱逗我玩。那会儿，对于大人们的谈话我是不懂的，但他们为了使诗歌大众化，更好地宣传抗日，在给一些曲谱填词时总是反复哼歌，对于这些小调和歌曲，至今我还记得。那首用湖北民间小调填写的《八杯茶》：“二杯茶呀，敬我的妈呀，我去当兵你莫怕呀……”；还有那首用外国曲子填写的：“……十八岁的姑娘貌美年轻，跟着队伍同向前行，队长回头向她来问：‘小姑娘啊，你来做甚？’‘请你不要管吧，队长先生，送我爱人去上前线’”。爸爸和他的诗友们兴奋喜悦和蓬勃活跃的心，使时调社的活动颇有影响。乃超叔叔去三厅工作之前，曾给《时调》写过文章。柯老去延安前，也曾参加他们的朗诵活动。据方殷叔叔说，一九三八年夏，当他离开延安赴武汉时，柯仲平同志作为陕甘宁边区文协的负责人，曾要他到武汉后找穆木天联系，设法把《时调》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扩充，使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新诗歌运动沟通起来。但方殷叔叔到武汉找见我父亲时，已开始从武汉撤退，因此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间，我们全家取道广州、香港，坐海船到越南的海防，经河内，到达昆明。而对着云南的苍莽高原、雄伟群山，眼见大后方人民的抗日热情和革命觉醒，爸爸感到无比的欣喜。他写下了《初踏进牧歌的天地》、《七年的流亡》、《昆明，美丽的山城》等热情澎湃的诗篇。记得在一九四○年中，离开云南前后，爸爸常爱讲当时流传的一个笑话：住在越南的一个法国人，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轻蔑地对当地的一个华侨说：“你们中国人，只能用筷子抗战，能抗多久！”三年以后，法国在德国法西斯发起进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便投降了。这时，这位华侨又碰见了那位法国人，他问道：“我们中国人用筷子抗战都抗了三年了，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抗击德国的呢？”每说完这个笑话，爸爸自己总要哈哈大笑一阵。在这笑声里，包含着多少自豪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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