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1（第2页）

因为我那时相信，这个观点对于辩证唯物论者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与其说是详细说明了而不如说是假定了对于意识和存在的关系上粗糙的、前辩证的（pre-dialectical）、甚至是前先验的（pre-traal）观念的这种批判。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无意中触及了那时有计划地从莫斯科分发到整个西方共产主义世界的“哲学”世界观的要害。它的确构成了新的正统理论，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新的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职业阐述者那时通过不断重复他们早已背下来的“唯物主义”字母表的ABC来回答这种假定的“唯心主义的”攻击。他们天真地这样做，对于腐败的“西方人”来说，显得只是一种“哲学上的无知状态”。

尽管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具有荒唐的不一致和引人注目的矛盾，列宁的追随者仍在细节上都遵循着它，而我认为，同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明确论战本身是次要的。这是因为，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本人没有把这种哲学建立在基本的理论公式基础上。相反，他在实践的和政治的基础上把这种哲学说成是“有利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唯一的哲学。他把这种哲学同来自康德主义，马赫主义以及其他唯心主义哲学的“有害的”体系相对照。这种态度清楚地表现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的那几年里他就“哲学”问题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私人通信。虽然他们是私人朋友，但他们在哲学上还是不能取得一致，列宁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说服高尔基，“一个党员一旦认识到某种学说是极端错误和有害时，就必须起来反对这种学说”，就这一“绝对不可避免的斗争”来说，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力争使党实际上所需要的工作不受损害”。同样，列宁的主要哲学著作的真正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反对和驳斥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各种唯心主义派别的哲学论点；这些派别中的康德主义已影响了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修正主义派别，而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影响了中派。列宁著作的真正重要性在于他力图在实践中反对和粉碎这些当代哲学倾向时所具有的那种极端严厉性。他把这些哲学倾向看作从党的工作的角度看来完全错误的意识形态。

这里必须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这位据说是恢复了马克思的真正唯物主义哲学的作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19世纪40年代。一劳永逸地结束了黑格尔和黑格尔派哲学之后所进行的那种理论工作十分清楚[5]：“他们在认识论领域中只限于改正费尔巴哈的错误，讥笑唯物主义者杜林的庸俗，批判毕希纳的错误，强调这些在工人中间影响广名声大的著作家所特别缺少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和狄慈根并没有去关心叫卖者在几十种出版物中所叫卖的那些唯物主义的初步真理，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不让这些初步真理庸俗化、过于简单化，不使思想僵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上半截是唯心主义’），不使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唯心主义体系的宝贵成果被遗忘，而毕希纳之流和杜林之流（以及莱克列尔、马赫、阿芬那留斯等等）一群雄鸡就是不能够从绝对唯心主义的粪堆中琢出这颗珍珠。”简言之：现存历史条件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研究方式的一个结果便是，“他们反对使唯物主义的初步真理庸俗化，甚于拥护这些真理”。同样，在他们的政治活动中，他们“反对使政治民主的基本要求庸俗化，也甚于拥护这些要求”。然而列宁论证说，在这方面，目前的历史条件是完全不同的。他和所有其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现在都必须把拥护“哲学唯物主义的初步真理而不是拥护基本的民主政治要求，反对他们的资产阶级阵营中的现代对手及其在无产阶级阵营自身内部的代理人当作第一位的优先任务。必须审慎地把这些真理同17世纪和18世纪革命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联系起来，广泛地传播到俄国、亚洲和全世界的千百万农民和其他落后群众当中去”[6]。

显然，列宁起初并不关心他提出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否正确这个理论问题。他关心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哲学应用于无产阶级或者——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应用于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实践问题。因而，列宁的“哲学”立场就表现为一种特定的立场，虽然这立场是经过伪装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一版已经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对这个立场进行了讨论。当马克思年轻时写下“德国的实践派要（在实践上）否定哲学而没有（在理论上）实现它”的时候，他曾强烈地批判过这一立场。列宁只是根据非哲学的考虑和结果来决定哲学问题。他并不是根据这些哲学问题的理论内容和哲学内容来判断它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他犯了马克思所说“德国的实践派”所犯的那样的错误。后者相信，它正在实现“否定全部哲学”的正义目标（在列宁那里则是否定全部唯心主义哲学），因为它只要“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7]。

讨论列宁关于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主张，必定要提出一个初步的问题，必须根据这个问题来判断列宁特定的“唯物主义哲学”。根据列宁本人制定的原则，这个问题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列宁论证说，整个思想气候发生了变化，这使得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时必须强调唯物主义以反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流行倾向，而不是强调辩证法以反对资产阶级科学的庸俗的、前辩证法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非辩证的和反辩证的唯物主义的方面。问题在于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种变化。我在别的地方写过的文章表明，我认为实际上不存在这种情况。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和科学有一些现象与此相矛盾。当然也有一些倾向确实是如此。然而，当代资产阶级哲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占统治地位的基本倾向与六七十年前是一样的。这种基本倾向不是由唯心主义世界观造成的，而是由带有自然科学色彩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造成的。列宁反对这种看法的主张与他关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有密切的意识形态关系。两者都在俄国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在看来短期内实际上必须完成俄国革命的特定实践和理论的政治任务中，有其物质的基础。这意味着“列宁主义”学说在理论上不能适应当前这个时期国际阶级斗争的实际需要。因而，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它构成了这一理论的意识形态基础——不能成为适应今天需要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哲学。

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特征也是和这种历史的和实际的状况相照应的。像他的哲学导师普列汉诺夫以及普列汉诺夫的另一个哲学学生L-阿克雪里罗得-奥尔托多克斯一样，列宁很严肃地想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保留黑格尔的哲学。他因此轻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革命发展开始时发现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按其本性不可避免是“哲学的”，但它却表示了对哲学的完全否定，它在哲学领域留下了一项唯一的革命任务，即通过进行更高水平的详细阐释来发展这种世界观。列宁把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仅仅看作这样一种转变：由不再是“唯心主义”而是“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世界观取代植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他看来并没有意识到，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这种“唯物主义的颠倒”至多只涉及一种术语上的变化，用所谓“物质”的绝对存在取代所谓“精神”的绝对存在。然而，列宁的唯物主义甚至有一个更严重的缺点。因为他不仅取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颠倒；而且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争论拖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已经超越了的历史阶段。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形而上学体系的瓦解开始于康德的先验论哲学，结束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此后，“绝对”被明确地排斥在“精神”和“物质”的存在之外，并变成了“观念”的辩证的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只不过在于把这种辩证法从它的最后的神秘外壳中解放出来。在“观念”辩证的“自我运动”下而发现了历史的现实的运动，并把这一历史的革命运动宣布为唯一“绝对的”存在。然而，列宁回到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对立，而这种对立曾经构成了划分17世纪和18世纪启蒙运动两大流派的那种哲学争论甚至某种宗教争论的基础。当然，黑格尔已经辩证地超越了这些流派。

这种唯物主义来源于一种绝对的和既定的形而上学的存在观；尽管它的全部声明都宣称自己不是形而上学，但它不再是完整意义的辩证法，更不用说辩证唯物主义了。列宁和他的追随者片面地把辩证法变成了客体、自然和历史。他们把认识仅仅描绘成主观意识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这样一来，他们既破坏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的相互关系，而且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又破坏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的相互关系。因此，他们竟会不自觉地赞美他们多次抨击的“康德主义”。还不只此，他们还放弃了历史存在的整体和所有在历史上流行的意识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首先提出来的，然后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更明白易懂的详尽阐述。列宁和像他一样的那些人以一种倒退的形式通过把这个问题变成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更狭义的认识论或“知识论的”问题而修正了它。这还不算，他们还把认识说成是一种根本协调的进化过程，一种趋向绝对真理的无限上升。他们对革命运动内部理论和实践的一般关系和特殊关系的论述完全抛弃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退回到发现真理的纯理论与把这些吃力发现的真理运用于现实的纯实践的完全抽象的对立。“理论和实践的真正统一是通过实际地改变现实，通过基于理论所发现的客观发展规律的革命运动而获得的”——这些是列宁哲学的解释者之一的话，他丝毫也没有违背他的老师的教诲。有了这些话，马克思的革命实践严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就衰变为一种可与最典型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相比的二元论。

这种从辩证法到唯物主义的着重点转移还有另外一个必然结果。它使唯物主义哲学无法促进经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在辩证法中，方法和内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马克思认为“当形式不是它的内容的形式时，形式就是毫无价值的”[8]。因而上述着重点转移的结果完全违反了辩证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它使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同把这一方法运用于哲学和科学所获得的主观结果对立起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这已经成了很时髦的做法。然而，在这种过头的言词背后，还有一种正确的深刻见解——即，辩证唯物主义首先由于其方法，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经验研究的进步。

当革命运动及其实践在19世纪50年代暂时原地踏步的时候，在哲学的进展和实证科学的进展之间、在理论的进展和实践的进展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日益扩大的裂隙：这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已经做了解释。结果是，在一个长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新的革命观主要是通过作为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而运用于经验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就在这个时期，人们找到了各种说法，尤其是恩格斯的说法，正式宣布个别科学独立于“全部哲学”，宣称哲学被“从自然界和历史中驱逐”到留给它的唯一活动领域：“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实际上，这意味着恩格斯把所谓“哲学”从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一门科学归结为在其他科学之中的一门经验科学了[9]。列宁后来的观点乍一看也许像恩格斯的观点，但它们实际上有天壤之别。恩格斯认为，唯物辩证法的决定性任务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10]。列宁的做法正相反。对他来说，主要任务是坚持和拥护谁也没有严格地去怀疑的唯物主义主张。恩格斯进而要求同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保持一致；他说，现代唯物主义不管应用于自然界还是应用于历史，“在两种情况下……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然而，列宁却明显地对“哲学上的背叛”吹毛求疵，但不仅在政治上的朋友和敌人或哲学理论家们中间看到了这种“哲学上的背叛”，而且甚至在大多数有创造性的自然科学家们中间也看到了这种“哲学上的背叛”。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成了过去、现在或将来评价个别科学发现的至高无上的评判权威。这种唯物主义“哲学的”统治，覆盖了全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以及文学、戏剧、造型艺术等中的其他一切文化发展；列宁的追随者们又把这种统治推向荒谬的极端。这导致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专政，这一专政可以是革命的进步也可以是最黑暗的反动。在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号下，这一专政在今天的俄国，不仅运用于执政党，而且运用于一般工人阶级的全部精神生活。现在，出现了把这一专政从俄国扩展到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所有共产党的种种企图。然而这些企图恰恰表明，把这种意识形态的专政人为地扩展到苏联以外的国际区域受到了不可避免的限制，在那些地方它不再得到国家直接的强力支持。1924年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号召进行一场“反对唯心主义哲学、反对除辩证唯物主义之外的一切哲学的严厉斗争”，而四年后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其纲领却最终采取了更广泛的说法，提出开展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各种表现”的斗争。它不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描述为一种唯物主义哲学，而只说成是一种“以革命性地推翻现实为目的来理解现实的革命方法（！）”[11]。

只是在最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俄国之外才提出了这些主张，而我上面提到的共产国际政策的变化可以表明这些主张正在被抛弃。然而，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更深刻的问题尚未解决。《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问题，连同意识形态与革命工人运动的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个更广泛的问题一起，都必须重新进行讨论。这提出了一个与共产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关联的具体任务。对于第二国际“考茨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我们已经做了唯物主义的，亦即历史的、批判的、非教条的分析。现在必须毫不迟疑地把这种分析进一步扩展到第三国际的“列宁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必须把这种分析运用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及其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全部历史。因为今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过是这一历史的最后一个分支。在这里不可能提供更具体的阐述。对于俄国和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历史所作的唯物主义说明，我们只能简略地勾画一个十分笼统的轮廓。虽然如此，也还是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可能比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更“正统”——窥其全部历史，具有一种甚至更意识形态的特征；它同它作为意识形态所从属的那个具体的历史运动，可能会发生甚至更大的冲突。

1908年托洛茨基富有洞察力的批判性分析表明，这符合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第一阶段。俄国知识分子早先在巴枯宁主义的“简单抛弃资本主义文化的风气”中受到培养，马克思主义则被当成意识形态的工具来使用，以使他们安于资本主义的发展[12]。这对于第二阶段也是正确的，这个阶段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达到其顶点。当时，俄国所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宣布自己是国际社会主义的“血肉”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这就意味着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卡尔·考茨基和他的《新时代》在所有理论问题上都完全赞同正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诚然，就其理论所涉及的哲学基础来说，德国正统马克思主义受到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比它受自身的影响更多些，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德国人是受俄国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支配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这样大的一条国际统一战线能够不费力气地支撑自身，因为在历史上，它认为唯一必要的是存在于意识形态的领域，并且只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这在西方和俄国都是真切的，在俄国甚至比在中欧和西欧更真切。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处于它的第三阶段，它仍然表现出同样的意识形态特征，同样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自诩的“正统”理论和运动的真实历史特征之间的矛盾。它在列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他的完全非正统的实践中找到了它的最鲜明的表现；现在，在当代“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中，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突出矛盾则给它以讽刺。

现在可以结束我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问题——一个从1923年起就以许多方式被新的理论发展和实际发展所改变了的问题——的现状的说明。既然我的进展的一般轮廓是足够清晰的，因而我拒绝根据现在的观点修改当时所说的一切细节。只有一点必须作为例外。《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曾经论证说，在社会革命期间，“专政”不仅在政治领域是必要的，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必要的。这造成了许多误解，特别是在考茨基那里。在他对我的书的评价中，他既曲解了我的观点，又对俄国的主要状况抱有某种幻想。这样，直到1924年，他还说“任何人，甚至连季诺维也夫和捷尔任斯基都没有想到过”“观念领域的专攻”。我现在认为，在我的书中对这一主张的抽象阐述确实容易使人误解，我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所谓“意识形态专政”所追求的革命斗争在三个方面不同于今日俄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建立起来的精神压迫体系。首先，它是一种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专政。其次，它是一种阶级专政，而不是一个党或党的领袖的专政。最后，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革命的专政，它不过是通过镇压阶级和抑制阶级矛盾来为“国家的消亡”、因而为结束所有意识形态束缚创造先决条件的社会变革过程的一个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专政”的根本目的是要消除意识形态自身的物质的和观念的原因，从而使它自身既没必要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王南湜荣新海译张峰校）

[1]选自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一时期的通信，刊印于我所编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以及我的导言中的相应评论。澄清这种关系的更进一步的重要材料包含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81—1895年《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这些信后来公开发表了（柏林，1925）。

[3]参见我就当时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所写的纲领性文章《列宁和共产国际》，发表于德国共产党的理论杂志《国际》（320页以下，1924）。

[4]这里人们可以回顾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和策略的强烈批评，这些政治和策略从俄国革命之后一开始以及共产国际正式建立以前就实行了；也可以回忆一下在荷兰共产党人潘涅库克和高尔特领导的激进的左派和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之间于1920年到1921年间达到的势不两立的分歧。

[5]在这一点上，列宁并没有像他的著作打算的那样，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展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他只是一般地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和狄慈根出现于哲学舞台上”的那个时期，尽管很明显，他提到了他们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立场。对于判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同主张来说，比这种按时间顺序的划分更重要的划分是按照他们讲话的对象来划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对这后一种划分做了具体的讨论。

[6]关于列宁的唯物主义宣传的这个肯定性方面，尤其见列宁在1922年3月发表于俄国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3期的文章。德译文见《共产国际》杂志第21号，后来又重新发表于1925年3月德文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年刊Ⅰ，第1卷。这篇文章对于正确评价列宁的唯物主义的真正历史意义有帮助。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参见梅林的《遗作汇编》Ⅰ，319页。

[9]尤其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最后一部分，在那里恩格斯清楚地表述了他和马克思的观点：在自然界和历史领域“一切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亦见《反杜林论》引论中的一般叙述，在那里他指出，对于“本质上辩证的”现代唯物主义——它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来说，“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

[11]关于纲领的不同版本，见《国际通讯》（德国）1924年，第136号，1796页；《国际通讯》俄文版1928年，第92号，1750页；亦见于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五次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纲领发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英国共产党出版，131页以下，以及《国际通讯》俄文版1928年，第59号，1034页。

[12]见托洛茨基关于《新时代》25周年纪念的文章，《新时代》XXVI，I，7页以下。在施弗林《论俄国经济学中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的起源》（《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文库》第55卷，720页以下）和编辑库尔特·曼德尔鲍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尼古拉的信》德文版所写的著名序言（莱比锡，1929）第V-XXXIV页中可以找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俄国现实运动在两者早期和随后的发展阶段中相互矛盾的进展的更为引人注目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