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主体辨识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群众路线（第1页）

四、主体辨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群众路线

90年多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广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中国化、时代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科学阐述，赋予大众化更加重要的意义、更加深刻的内涵、更加明确的要求。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然而，人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时长期存在着三个偏向：第一，“大众化”研究与“中国化”反思相互脱节，不理解“大众化”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必然要求和根本实现方式。第二，将“大众化”等同于“化大众”，将大众化的思想主体仅仅封闭为少数专家和权威传播者，而造成对大众本身才是真正历史主体、思想主体的“自我遗忘”。第三，将大众化的行为仅仅等同于“通俗化”，沿着“大众哲学”的路径满足于“面对面”地用理论教化群众。因此，从出场学视域观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首先需要提出三个相关追问：第一，出场语境追问：究竟“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语境属于何种关联？第二，出场者追问：我们需要辨识出场主体的文化身份，谁“应当”是大众化的真正出场者或者主体？是大众本身或者是高于大众之上的“赫尔默斯”（权威传播者）？第三，出场行为、路径或形态追问：“大众化”是否等于“化大众”？大众化路径选择的关键是否意味着仅仅在于寻找一种用大众话语来表达和传播理论的方式？或者说，我们仅仅需要专家们“面对面”地产出某种通俗形态的“大众哲学”“大众理论”？

大众化需要用“理论掌握群众”，但不能将“大众化”完全等同于“化大众”。唯物史观对“大众化”含义的深层反思表明：人民大众是“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也因此成为理论创造的思想主体。从自己的实践出发，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发展和幸福的利益，基于大量丰富的实践经验，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思想的出场者，大众理论不过是人民大众表明自己作为主体的精神存在方式。而“化大众”的主体则是学术专家和理论权威，甚至是高高在上、从云端将真理撒播人间的精神贵族；化大众的行为是专家行为而不是大众行为。大众成为被化的对象，而不是真正的出场者。从“化大众”到真正的“大众化”，不仅需要历史观的转变，更需要历史语境本身的变迁。如何确立人民大众作为大众化的真正出场者地位，选择恰当的出场路径、方式和大众形态，无疑成为问题的关键。因此，近百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群众路线的历史经验反复凸显系列问题，需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予以回答。

第一个问题：大众化是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的本质指向？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求大众化？

长期以来，学界理解大众化的常见倾向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当作两个平行命题、只是外在地讨论两者之间的关联。在这一视域中，“中国化”似乎就等同于“中国话”，即指涉任何把德文、俄文等外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成“中国话”的行动过程。而“大众化”就是“大众话”，即指认将理论色彩的“中国话”进一步翻译成通俗易懂的“大众话”。按照这一逻辑，“大众话”当然是“中国话”，但是“中国话”却未必需要“大众话”。“大众话”充其量被当作“中国话”在非精英阶层传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与精英话语共同构成“中国话”的两种基本形态。这把两者当作平行存在、只是外在地关联与耦合的理解实际地割裂和遮蔽了两者之间内在不可分割的本质联系。对此，我们需要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发生的历史语境，才能真正理解两者之间的本质关联。

如前所说：“中国化”与“大众化”从原初出场就是一体化的。与西方“原生态”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语境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特殊的认识论矛盾，或面临一个康德式的精神分裂：究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根本来源于西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读者而言，这就是先天）呢，或是真正发生于后天中国本土的革命实践？当两者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究竟谁是真理的评判者？[6]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延伸，就必然转变为两个话语主体之间的关系：究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创造主体是传播者权威呢，还是广大的工农大众？

一方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结果，源头在国外，传播的载体则需要理论文本和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一批批的“普罗米修斯”，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天火”盗译成为“中国话”和“大众哲学”，照亮着被黑暗长夜笼罩着的中国大地。然而，传播行动在指导中国实践活动中很快变成“权威传播者中心论”或“文本中心论”。这一“文本中心论”的解释学逻辑，对应地产生四个重要特征。一是思想主体的权威化。这不仅指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而且也包括能够读懂（用德语、俄语等）国外马克思主义文本话语的先贤，因为他们最接近文本，就成为传播“放之四海而皆准”真理的“赫尔默斯”（知识传播者）。当经典作家“不在场”时，传播者就成为真理和知识的化身，成为可以唯一用“理论掌握群众”的主体。二是他们的主要行为和主要任务就是“化大众”——将深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语言翻译成中国话，或者进一步翻译成大众话语，把真理广布于群众之中。在他们面前，大众成为学生、读者，成为接受理论传播的客体对象。三是文本理论的先验性。对于大众而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本理论具有康德式的先验性，在他们实践之前“普遍真理”就已载于文本、先验在场，问题只在于应用。四是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工人阶级的圣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话语汇集，在空间上可以自由地跨界平移。赫尔默斯们希望按照国外“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来建设党、指导实践。但是，历史表明：往往这些“普遍真理”的教条布道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却屡遭挫折。当国外教条与中国实践发生尖锐矛盾之时，传播者断然否认理论、文本意义的相对性和条件性，根本否认理论对出场语境所具有的根本依赖性，因此一旦语境发生变化，这些文本理论就应当随着历史性条件而修正，甚至重新出场。他们总是认为普通党员和群众没有深刻地理解理论和更严格地遵从理论，不够“布尔什维克化”，因此全部任务就在于要“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7]。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实践却屡屡表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身，只能产生于中国本土语境、对中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与概括中。70年前，《实践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阐述“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的根本原理时，毛泽东同志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出发点问题。因此，当文本理论与中国实践两者发生冲突和矛盾时，需要修正的不是实践，而是理论。“仅限于西欧”语境的许多马克思的文本文献、思想理论，不能被当作“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不是无条件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话语，而必须要在中国语境当中重新接受实践检验，或者说，在中国本土语境中重新出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

按照这一实践解释学的逻辑，也对应地产生了四个鲜明特征：一是思想主体的转换。只有作为中国的革命实践主体的大众，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创造者和思想主体，是他们而不是所谓少数权威，在为自己的解放的斗争实践中艰苦地积累着实践经验，一点一滴地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理论。这是一个思想主体、文化身份的根本颠覆：大众从原先的“读者”“听众”等客体转变为思想创造的主体。二是标准的转换。真理不再存在于任何先验在场的思想中，而是首先存在于后天的实践生活中。实践，只有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基础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外来文本、理论，只有经过实践检验后才可能是真理。三是行为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再是文本思想对大众的简单传播、扩散过程，而是变成大众用自己的血的代价在不断积累真理、检验真理，用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方式阐释真理、运用真理、发展真理，他们是中国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语境中重新出场的真正的创始人。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实践、大众、语境的高度依赖性和非神圣性，即世俗化和非教条化，大众用自己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自由地创造着和撒播着自己活生生的、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不断为他们的实践提供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头脑，成为实践智慧。他们绝不是任何理论被动的接受容器，一堆没有思想能力、只能追求眼前利益的“物质存在”，或者只能产生“工团主义”“经济主义”的低俗感性存在物。在他们面前，任何理论，包括知识界对他们实践经验的抽象和概括，都必须最终接受他们的检验。

两种解释学模式采取了两种相互冲突的思想路径，从而在中国语境中分别推崇两类思想的主体：一是权威传播者，二是实践大众。那么，两种解释学模式、两个逻辑究竟什么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传播而来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观点。“结合论”只是暂时地调和甚至掩盖了这一认识论矛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路径仍然要用《实践论》“坚持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8]观点来解决。实践，只有实践才是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认识的唯一源泉。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表明：由“本本主义”即“文本中心论”解释学所产生的权威传播者主体的所谓主导路线，虽然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是绝不可能成为指导中国实践走向成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范式。在终极的意义上，只有大众，才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的主体，他们不仅是改变中国物质历史的实践主体，也是改变中国精神历史的思想主体。一切理论的源泉来源于他们，只有通过他们的实践检验，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必然归结为大众化，这就是确立大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主体，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翻身解放、发展幸福而不断地实践探索、积累经验，在创造和发展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差异性地重新出场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大众根据他们的生存状况而创造的。传播力图消灭空间语境的差异、主体理解的“自我遗忘”的差异性，都在大众那里一一得以恢复。一切对他们的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的真理性仍然要接受他们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发现真理、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因此，中国化决不简单地等于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翻译成为中国话语，也不等于用“大众哲学”在大众中传播。

因此，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和主体形态。承认大众及其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旨，必然地与“本本主义”和“文本中心论”的解释学模式及其“权威传播者”中心论相互对立，那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结论。

第二个问题：既然大众化是中国化的必然题中应有之义，那么，大众与权威传播者各自的出场者政治身份与文化逻辑是什么？

如果说，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在呼唤大众化的相关出场，那么，我们必然要进一步追问作为“大众化”的真正出场者：究竟是权威传播者或者是大众本身？

权威传播者曾经是话语的主导者。在相对意义上，他们的出场和在场，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前所未有的新事实，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大众中传播的主体条件之一。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第一媒介就是依靠各位早期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面向大众的权威传播者。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大众本身存在的出场方式所使然。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造就的“工业资本—劳动”在“西方—东方”统治结构的构境中，本土无产阶级大众比本土资产阶级，甚至比本土知识分子都更早地成为现代工业和现代社会的进入者。本土无产阶级大众是被西方资本最先打碎原初的纯粹传统社会结构、将一批传统族群外在地造就而成的。他们的出场，是外国资本最先输入的产物，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西方发达的工业文明不仅向东方输出商品生产和资本，而且输出文化和思想。全球统治结构不仅建立在物质控制体系上，也建立在精神控制体系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历史的优越性。其中就包括对殖民地思想的控制。然而，早期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工业和生活方式对于传统濒临绝境的小农经济而言，是具有先进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在用商品和大炮打开古老封闭的中国大门的同时就在实现着“世界历史性”的事业，资本的侵略扩张的残酷本性和开拓世界历史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同在，滴血贪婪和改变世界的伟业并存。西洋文化表现为一种异己的资产阶级文明。而此时，被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羁绊束缚下的新兴本土无产阶级暂时还没有能力超越传统，甚至没有能力理解和识别西洋文明，更不可能自发形成自己的独特的意识形态。真正的历史出场者无论从阶级形态或从思想自觉来说都还处在从旧族群向新大众蜕变的初级阶段。“大众”还不能真正具有历史的本真内容和阶级形态，无论就“心脏”或者是“头脑”即思想来说依然是演变成长中的群体。汪洋大海式的旧式小农被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和封建势力变成了破产的无产者，但是还没有被锻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大工业无产阶级。而要上升为这样的阶级大众，则不仅需要物质生产和阶级运动对躯体的锻制，更需要思想在灵魂深处的自觉催化。新的出场者既是历史的锻造者，也被历史所锻造。相比之下，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却可以借助于知识渠道最先获得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因此成为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盗马克思主义之星星火种广播于中国大地。因此，权威传播者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就历史地凸显出来。对于未觉悟、未知者的中国大众，先驱者的知识优势转化为一种传播的权威优势。这一传播不仅在知识层次上造就新文化运动，而且在灵魂上塑造本土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完成理性的自觉，上升为一个阶级，即历史的新出场者。在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大众化的开端和先锋是知识分子，是权威传播者。没有他们，中国本土阶级的成长和觉悟不会如此迅速。

但是，传播者显然具有先天的缺陷。他们的优势来源于知识和书本，也因此过度依赖于知识和书本。他们几乎本能地成为“本本主义”话语的忠实族群。他们的方式专注于文本解读，言或必称希腊，因为他们的知识来源主要限于书本。受千年“精神贵族—下等苦力”二分传统羁绊的束缚，他们往往是“弱不禁风”，成为“素手纤纤”、穿着长衫的白面书生，只长于精神劳作而短于体力实践，对大众生活相当陌生，对中国社会若明若暗。因此，他们天生是书本的奴隶，缺乏亲身实践的经验。解释世界，口中虽有千言；改变世界，胸中难有良策。一旦理论与实践发生严重的对立，他们会本能地站在理论和文本一边而拒斥实践。这一文本至上的知识态度，在早期传播者身上烙下了天然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印记。

因此，早期的权威传播者只是在真正的历史出场者即大众尚未成为历史主体前的“代位出场者”。他们的先于大众的觉悟和传播行动虽然撬动了历史实践变革的大门，但还不是真正的实践主体本身。他们的文化身份依然属于前实践的一群。“唤醒民众”并不等于大众的真正出场。而只有大众作为一个历史的新出场者即不仅成为创造历史的实践主体而且作为理论主体辉煌出场，才真正掀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序幕。懂得了这一点，就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谛。

第三个问题是：“化大众”与“大众化”两种出场者的行为方式究竟有何区别和关联？

权威传播者在中国面向大众的传播行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而是“化大众”。所谓“化大众”，主要指把书本（知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大众中传播、在理论与大众之间架桥沟通、用理论武装群众的过程。“化大众”的出场形态就是指望能够出产一批用通俗话语表达、解答大众问题、为大众所理解和所喜闻乐见的理论。这一行动方式是必要的，没有这一阶段和方式，就没有真正的“大众化”。“化大众”作为“大众化”的必要前提和阶段，至少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塑造本土无产阶级大众的思想灵魂。马克思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大工业内部两大阶级的对立较充分显现的历史语境中出场。当资本向全球扩张的时候，东方还没有从传统社会襁褓中挣脱出来，现代无产阶级不仅在物质上还处在流散状态，而且在思想上仍然受到传统族群社会形态的严重束缚，尚无能力成为自觉自为的阶级、创造自己的理论意识形态。因此，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连同批判的否定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都会在后发展国域内广泛传播。人们经常引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一段名言来作为“化大众”的合法性：“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9]尽管马克思这一话语逻辑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哲学改变世界”“理论的解放”的旧哲学意味，但即便如此，也很有意义。传播行动之所以发挥“化大众”作用，是因为它将成为唤醒阶级意识、催生思想自觉、塑造现代无产阶级大众的精神武器，具有难以替代的历史作用。

第二，权威传播者在面向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就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和大众化进程，同时也促使权威传播者转变立场，坚定为中国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奋斗的崇高信念，创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政党。由先进的知识分子创立的政党不仅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成为将理论通过运动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在改变世界的共同事业和交往实践中使流散大众转变、上升为自觉自为的阶级，即在“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历史事业中的主体。因此，“化大众”是推动历史的必要杠杆和必要阶段。

第三，每当理论脱离大众的需要、利益和愿望，封闭自己而孤芳自赏之时，要求理论重新为了群众、面向群众、服务群众的“化大众”呼声可以部分地遏制理论脱离群众、脱离实践、脱离实际的不良倾向，唤起知识分子的良心，引导知识界和理论界成为真正的“有机知识分子”，增强向民之心和为民之情，更多地关注民生，解答大众疑难，更好地引导大众。

然而，尽管“化大众”开启了“大众化”的序幕，但绝不能就因此而完全等同于大众化。如前所述，两种行为之间存在着文化主体身份、真理标准和历史地位等的原则差别。作为理论主体的文化身份差别而言，“化大众”的行为主体是理论的所有者或传播者，而群众则是被理论所欲掌握的对象。“化大众”之化的行为逻辑依然是“理论掌握群众”的逻辑，这依然是权威传播者的至上逻辑，而不是大众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创造者、出场者的逻辑。理论显然是先在、先验于大众的某种存在。如果它不是大众创造的，那么创造者显然在大众之外，甚至在大众之上，是高于大众的精神权威。理论依然是先于大众、高于大众、主宰大众的精神力量。在这里，历史创造者和精神创造者之间依然是二元分裂的在场，而且是精神创造者依然优先于、位高于历史创造者。这一逻辑与青年马克思关于哲学“改变世界”的逻辑相一致而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逻辑背道而驰。如果将大众仅仅看作历史的物质创造者，而依然把理论的创造地位封闭在大众之外的某种权威，那么，我们就根本没有摆脱旧历史观而向前走一步。

作为真理标准和理论功能的历史差别而言，由于各自的优势造就路径依赖：权威传播者优势在于书本，其行动逻辑偏好文本中心论；而大众则是实践主体，因而本能地坚持实践检验。前者作为历史先驱者，后者才真正变成改变世界的历史创造者。“唤起民众”是希望民众真正成为自觉地担当改变历史的出场主体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