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102（第3页）

所以，乍看起来，黑格尔通过其思辨的方法，批判和扬弃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已经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89]

为了彻底清算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思辨结构的秘密。第一步：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第二步：把这一抽象的观念视为独立存在着的本质。这样一来，“果实”就成了苹果、梨、扁桃、草莓的实体。换言之，苹果、梨、扁桃、草莓就倒过来成了“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或样态。“思辨的理性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果实’。具有不同特点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的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实’这个‘实体’。”[90]第三步：现在的问题是，“一般果实”怎么会忽而表现为苹果，忽而表现为草莓，忽而表现为梨或扁桃呢？“思辨哲学家答道：这是因为‘一般果实’并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相区别的、能动的本质。”[91]也就是说，正是通过“果实”这一本质的自我活动、自相区别和自我规定，苹果、梨、草莓、扁桃等便被创造出来了，而“果实”的这种自我活动也就是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马克思为此总结道：“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92]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思辨才是黑格尔整个方法论的象征和标志。在揭示思辨结构秘密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蕴含在黑格尔思辨哲学中的错误观念：

第一，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倾向。马克思指出：“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认为：一切问题，要能够给以回答，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93]这就暗示我们，思辨哲学本质上是神秘主义哲学，用费尔巴哈的话来说，就是思辨神学。

第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基础是以目的论为特征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包含着如下的“思辨的高见：人和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94]

第三，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在谈到“人”的时候，指涉的从来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抽象的东西，如理念、精神、绝对精神等等。马克思批评道：“思辨的思维把现实的人看得无限渺小。”[95]而费尔巴哈的功绩在于，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重新颠倒过来，解读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96]

第四，在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的框架内，辩证法是无用的，马克思称这样的辩证法为“思辨的辩证法”。马克思这样写道：

在批判的批判作为认识的宁静“制服了”一切群众的“对立面”之后，在它用范畴的形式掌握了整个现实并把人的一切活动消融在思辨的辩证法（diespeculativeDialektik）中之后，我们将看到，它又在用思辨的辩证法重新创造世界。[97]

这就启示我们，包裹着“合理内核”的“神秘外壳”不仅是指历史唯心主义，而且也包括思辨。

第五，为了摆脱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就要沿着真实的人类关系来重新解读历史。马克思告诉我们，“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98]毋庸讳言，为了沿着真实的人类关系来解读历史，就需要建立与黑格尔正相反对的崭新的历史观。

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一章中，马克思最初叙述了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并把它与思辨尖锐地对立起来：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绘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99]

甚至在观察、了解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方法论上，马克思也把自己与思辨尖锐地对立起来：“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100]马克思还深刻地揭露了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施蒂纳如何把自己的哲学思辨奠基于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第一步，把统治的个人与个人的思想分离开来，承认思想在历史上的统治；第二步，为了使思想的统治具有某种秩序，把这些思想看作“概念的自我规定”；第三步，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外观，又把它变成可以代表不同概念的一连串历史人物。“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于是就可以放心地解开缰绳，让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101]

从上面的一系列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历史观的路途上，不但无时无刻不在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理论，而且也无时无刻不在批判奠基于这一理论的基础之上的黑格尔的整个方法论——思辨或思辨哲学。如前所述，包裹着黑格尔的“合理内核”（辩证法）的“神秘外壳”有两层：一层是思辨，另一层是历史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为了真正地拯救辩证法，不但要把它从黑格尔的整个方法论——思辨思维或思辨哲学中剥离出来，而且也要把它从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剥离出来，而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下面这段论述正是马克思从自己的哲学立场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做出的阐释：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02]

从马克思的上述阐释中可以引申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马克思并没有全盘接受黑格尔的整个方法论，而是对他的整个方法论的标志和象征——思辨进行了透彻的批判，马克思真正感兴趣的只是黑格尔方法论中的第二个环节——辩证法。

第二，辩证法的真正载体不是抽象的自然界或抽象的物质，而是人的自我产生的过程，即劳动。

第二，辩证法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是“否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称其为“否定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是围绕着异化劳动和对异化劳动的扬弃而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之谜应该通过这一辩证法而被索解。

综上所述，只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深入地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及其整个方法论——思辨，才能对其辩证法做出准确的阐释。

（三）逻辑与历史一致，还是不一致

众所周知，关于“逻辑与历史一致”的观念源自黑格尔。但在黑格尔那里，这一观念中的“历史”主要是指“哲学史”。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黑格尔告诉我们：

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的逻辑理念了。反之，如果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亦可从它里面的各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不过我们当然必须善于从历史形态所包含的内容里去认识这些纯粹概念。〔也许有人会以为，哲学在理念里发展的阶段与在时间里发展的阶段，其次序应该是不相同的；但大体上两者的次序是同一的。〕此外一方面是历史里面的时间次序，另一方面是概念发展的次序，两者当然是有区别的。[103]

然而，肯定哲学史中的时间次序与逻辑中的理念展开的次序“大体上”是一致的，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语焉不详，但他在《小逻辑》第86节中的一段话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

在哲学史上，逻辑理念的不同阶段是以前后相继的不同的哲学体系的姿态而出现，其中每一体系皆基于对绝对的一个特殊的界说。正如逻辑理念的开展是由抽象进展到具体，同样在哲学史上，那最早的体系每每是最抽象的，因而也是最贫乏的。故早期的哲学体系与后来的哲学体系的关系，大体上相当于前阶段的逻辑理念与后阶段的逻辑理念的关系，这就是说，早期的体系被后来的体系所扬弃，并被包括在自身之内。……所以哲学史总有责任去确切指出哲学内容的历史开展与纯逻辑理念的辩证开展一方面如何一致，另一方面又如何有出入。但这里须首先提出的，就是逻辑开始之处实即真正的哲学史开始之处。我们知道，哲学史开始于爱利亚学派，或确切点说，开始于巴曼尼得斯的哲学。因为巴曼尼得斯认“绝对”为“有”，他说：“惟‘有’在，‘无’不在。”这须看成是哲学的真正开始点，因为哲学一般是思维着的认识活动，而在这里第一次抓住了纯思维，并且以纯思维本身作为认识的对象。[104]

从这段论述中可以引申出如下的结论：第一，“逻辑开始之处实即真正的哲学史开始之处”。由于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从“有”开始的，而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第一个开始探讨“有”的问题，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史的真正的开端不是泰利士，而是巴门尼德；第二，哲学史中的时间次序与逻辑中的理念展开的次序“大体上”的一致应该被理解为“由抽象进展到具体”；第三，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史的研究有责任去说明这两个次序“一方面如何一致，另一方面又如何有出入”。

于是，我们明白了，在黑格尔那里，哲学史与逻辑的一致，只是“大体上”的一致，即哲学史上不同哲学体系出现的时间的次序和逻辑学中逻辑理念开展的次序都服从“由抽象进展到具体”的原则。也就是说，从这两个不同的次序都遵守上述共同的原则的角度上看，它们大体上是一致的。但黑格尔又强调，它们之间也会有“出入”，这里的“出入”究竟指什么呢？在《小逻辑》第14节中，黑格尔告诉我们：“在哲学历史上所表述的思维进展的过程，也同样是在哲学本身所表述的思维进展的过程，不过在哲学本身里，它是摆脱了那历史的外在性或偶然性，而纯粹从思维的本质去发挥思维进展的逻辑过程罢了。”[105]这就启示我们，在实际上发生的哲学史中，正是“外在性或偶然性”使上面提到的两个次序有可能出现“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