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马克思主义 一个新的学术范畴总序（第2页）

1。“广松哲学系列”

这一系列是以张一兵教授为首，由翻译专家彭曦等人所组成的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翻译出版的。到2009年6月为止，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已经出版了该中心翻译的广松涉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物象化论的构图》、《事的世界观的前哨》三部著作；近期他们还要出版《唯物史观的原像》和《存在与意义》（两卷）；另外，据张一兵教授介绍，他们还准备翻译广松的《资本论的哲学》。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再能够将广松晚期的《以物象化论为视轴读〈资本论〉》和早期的《恩格斯论》、《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翻译出版，中国读者基本上就可以读到一个相对完整的广松哲学体系。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译介工作。首先，它有明确的目的性，这就是尽可能地将广松哲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物象化论介绍过来。前面提到，“市民社会论”和“物象化论”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取得的最重要的两项成果。如果说“市民社会论”主要是经济学家们的功绩，那么物象化论则主要是哲学家广松涉的功绩。在20世纪60年代末，广松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马克思思想断代史理论，即“从异化论逻辑到物象化论逻辑”[19]。所谓异化（Entfremdung）是指人的创造物与人相对立、相异己的状态，其基本逻辑结构是一种主客体关系；所谓物象化（Versag）则是指包括主客关系在内的主体间复杂的关系结构。广松认为，异化论是巴黎时期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而物象化论则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关系态结构，属于马克思成熟的思想。以《形态》为界，马克思的理论存在着一个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的转变。这就是广松物象化论的基本内容。在上面所列举的书目当中，《唯物史观的原像》、《物象化论的构图》、《资本论的哲学》、《以物象化论为视轴读〈资本论〉》都属于广松物象化论的主著，由此看来，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译介的重点是在物象化论上。

其次，它要把广松的文献学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来。广松之所以在日本成名，除了他的物象化论以外，还得益于他的《形态》的文献学研究，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他采取与MEGA②不同的编辑方案出版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在唯物史观形成时期恩格斯占主导地位的假说”。2005年，该书以《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书名由彭曦翻译张一兵审订出版。尽管该书出版以后，围绕该书的翻译出现了很大的争议[20]，但它毕竟使我国读者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学成果，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张一兵教授曾这样论及汉译广松版的意义：“我希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能看到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的国外同行已经掌握的研究方式和持有的科学态度。这对我们一定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可以不同意广松涉的具体观点，但是，我们十分有必要从广松涉及其文献版的研究上反省自己走过的和将走的道路。”[21]据笔者所知，英国的卡弗等人也已经将它翻译成英文，但是至今还未有出版。从这一事实来看，我国在对广松哲学的译介上，显然领先于英语世界。在这一点上，张一兵和彭曦等人的工作功不可没。

2。“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

当然，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成果绝不仅仅局限于广松哲学，从笔者目前已经掌握的文献目录来看，日本战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专著不下千册。除了广松哲学以外，如何从这些成果中再选取一批有价值、有特点的作品介绍到我国来，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从2006年起，笔者从这些著作中选取了五部，组织了一个翻译团队对这些著作进行翻译，并交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就是首批“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具体包括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田畑稔《马克思和哲学》，岩佐茂、小林一穗、渡边宪正编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山之内靖《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

与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广松哲学系列”不同，笔者主持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它没有将选书集中在广松哲学上，而是照顾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各种学派。具体说来，岩佐茂和渡边宪正与一桥大学有很深的渊源，深受岩崎允胤和良知力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影响，他们都属于“日本唯物论研究会”的主要成员；田畑稔则是日本大阪《季刊唯物论研究》的主编，是当代日本关西地区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山之内靖不仅是日本的韦伯和尼采研究专家，同时也是广松哲学和“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而望月清司和内田弘同属于专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都是“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从这些情况来看，“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具有相对的广泛性。

第二，尽管如此，“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并非是面面俱到，还是有所侧重。从比例上看，在本批的五部著作中，《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和《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都属于“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这个意义上，本译丛有意识地选择了与广松“物象化论”齐名的“市民社会论”作为重点推介的对象。关于“市民社会论”，我在前面有关“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中已经作过说明。这里要强调的是，“市民社会论”虽然是经济学家们所挖掘出来的理论，但它属于“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方面的综合成果。因此，它反映着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水平，具有代表性。

第三，“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照顾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恰恰相反，这五本书都属于对马克思经典文献的解读著作，是日本重文献考据和文本解读研究范式的代表。这是本译丛的最根本的特点。具体说来，《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和《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这三部著作分别是对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形态》和《大纲》的解读著作。《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的特点在于，它概括和批判了广松和望月之间的“早期马克思论争”，提出了早期马克思主要是以费尔巴哈的“受苦者的目光”来建构自己新哲学的这一颠覆性结论，并将黑格尔的哲学、斯密的经济学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批判结合起来对《手稿》进行了解读，其视角、材料运用和分析之独特，在日本可谓是独树一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是由九位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专家采取最典型的日本式集体研究方式，分十个专题对广松版进行的文本解读，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本以广松版为对象的研究著作，代表了日本研究《形态》的整体水平。《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是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大纲》研究的总括，作者不仅从“时间的经济学”和“作为文明的资本概念”这两个角度系统地解读了《大纲》，而且在解读时还广泛地运用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其研究方法和视角在世界《大纲》研究中是罕见的，该书的出版也为“中期马克思”概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而另外两本即《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与《马克思和哲学》则分别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和哲学观的综合性解读著作。两者的共同点是按照自己的问题意识对从早期马克思《德法年鉴》、《巴黎手稿》、《形态》到成熟时期的《大纲》和《资本论》的严密解读，试图以此来重构“马克思的整体像”，从而彻底破除人们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和唯物主义概念的传统理解。这两本书可谓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所讨论的重要问题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这两本著作当中。

3。译介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我们之所以花如此大的力气来翻译介绍日本马克思主义，肯定跟它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积极意义有关。下面我想在有限的篇幅内，对这一工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作几点说明。

首先，它可以为我国引进一套新的研究方法。我国的有些马克思哲学研究，其实也包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有很多时候都是从既成的教科书体系入手的。这种做法往往只重“体系”、“规律”和思想雄辩，而缺乏对原著的深入了解和理论实证；再加上多年来形成的教科书式思维惯性，遇到具体理论问题往往就将已有的“体系”和“规律”应用上去，以不变应万变，其结果往往是限制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和理论创新。而日本的研究范式则恰恰相反，他们首先要求研究的“学术性”，也许是“缺乏”对吸收外来文化的自信，他们把对西方经典的理解放在了学术研究的第一位，其要求甚至达到了“苛刻”的程度。重文献积累和文本考证、花大力气啃经典著作、讲究证明的严密性和实证性，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常常遭到“没思想”之类的指责，但是却可以厚积薄发，后劲十足。因为，任何理论创新都是以对研究对象的知识积累和深入了解为前提的。还有，他们还强调从经济学等角度来解释马克思的哲学理论，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式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因为，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学说绝不是单一的哲学，对马克思的研究如果缺少“综合性”，特别是缺少经济学视角，实际上是很难深入的。我国学者也深知这一道理，但是却缺少这方面的经验，而日本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中的望月和内田的著作，将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范例。总之，由于日本和中国一样，同属于向西方学习的东方国家，他们的这套研究方法不但可以丰富我们的研究路径，而且还可能提高我们研究的“学术性”和“综合性”。

其次，它有助于我们加强经典著作研究，拓宽研究思路。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部分文献是他们生前未出版的手稿，而这些手稿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迄今为止，我国对这些手稿的研究大多依据的是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当然，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在手稿出版上所作出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但是他们对手稿类著作的文本解读却包含着固有的缺陷，即往往不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譬如由于对《手稿》中异化论的评价不高，于是就拒绝将《手稿》收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正卷当中，直至后来遭到了抗议才不得已将它收录于《补卷》之中。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手稿类著作的研究上也有问题，这就是他们中最优秀的分子不仅大多没有读过MEGA②公布的最新资料，而且又急于转向社会批判，这使得他们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类著作的文献考据和文本解读上略显粗糙。最典型的莫过于阿尔都塞，他解读马克思文本的粗糙程度有时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最后，它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对东方国家而言，所谓现代化一般是指市民社会化。西方社会是从日耳曼共同体的解体而步入近代市民社会的。而东方社会，由于其社会组织原理是亚细亚共同体，它们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从亚细亚共同体走向市民社会，然后才能过渡到未来的共同体。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我国社会现在开始面临着两个重大的转型：一个是从东方的亚细亚共同体向市民社会的转型；另一个是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向承认私人产权的市民社会的转型。2007年我国通过的《物权法》可视为这两个转型的标志。那么，如何完成这一转型呢？这一问题目前已成为我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实践课题，近年来我国政治学界和法学界有关“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实践课题的理论反映。

作为一个事实，马克思曾经在《大纲》的《各种形式》中对共同体如何向市民社会过渡作过专门的讨论，这对于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思考这一问题的人来说绝对是一件幸事。日本马克思主义（参见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们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思考了东方社会如何过渡到市民社会这样的问题，他们有关“共同体的三种形式”、“资本的原始积累”、“个体所有制”等问题的讨论其实都缘于这一问题意识。由于日本与中国的类似性，他们的思考对于我国的具体实践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如果有的读者说，我们已经实现了从东方社会向未来社会的跨越，他们的有关思考跟我们无关，甚至还认为我们的境遇要比他们好得多，那将是大错特错了！我想以马克思说过的话为例，身在英国的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这样告诫落后的德国：“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22]尽管拿这一例子来说明我国也需要直视市民社会问题并不十分恰当，但是，日本学者曾经做过的工作的的确确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课题。

早在几十年前，徐崇温先生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将西方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系统地介绍给中国。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里，这一范畴不仅与“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道，构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架构和对象，而且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在，随着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衰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教科书范式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类的多元化范式，马克思本人的色彩在逐渐减退。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化的代表，正以其鲜明的问题意识和西方人特有的时代感觉，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流，甚至有取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趋势。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还很难说真正消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刚刚步入市民社会的国度而言，这种趋势的出现还为时尚早。在今天，我们可能更需要引进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已经很多，而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和介绍却相对较少。随着“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的出版，连同其他团体和学者的译介活动，可以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一定会出现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和“日本马克思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

[1]其代表性成果有：［日］福富正实编译：《亚细亚生产方式争论的复兴》，未来社，1969；［日］福富正实：《共同体论争和所有的原理》，未来社，1970；［日］盐泽君夫：《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御茶水书房，1970；［日］小林良正：《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大月书店，1970；［日］熊野聪：《共同体和国家的历史理论》，青木书店，1976；［日］小谷汪之：《马克思和亚细亚》，青木书店，1979。

[2]其代表性成果有：［日］内田弘：《〈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新评社，1982；［日］内田弘：《中期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有斐阁，1985；［日］山田锐夫：《经济学批判的近代像》，有斐阁，1985。

[3]其代表性成果有：［日］淡路宪治：《马克思的落后国家革命像》，未来社，1971；［日］山之内靖：《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史像》，未来社，1969。

[4]参照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1）。

[5]譬如，［日］细谷昂、畑孝一、中川弘、汤田胜：《经济学哲学手稿》（有斐阁新书，1980），［日］细谷昂：《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日］中川弘：《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形成》（创风社，1998），《现代的理论》编辑部编：《解读马克思（Ⅰ，Ⅱ）》（现代的理论社，1975），［日］山之内靖:《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青土社，2004）等。

[7]［日］广松涉：“《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上的问题”，《广松涉全集》第8卷，岩波书店，426页，1997。

[8]［日］广松涉编译：《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河出书房新社，1974。

[9]［日］服部文男监译：《新译〈德意志意识形态〉》，新日本出版社，1996。［日］涩谷正编译：《草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别卷·注释题解篇），新日本出版社，1998。［日］小林昌人补译：《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岩波文库，2002。

[10]［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第6章，第1节，岩波书店，1973。

[11]［日］内田弘：“第12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编辑问题——关于划分《货币章》和《资本章》的界线”，［日］森田桐郎、山田锐夫编：《解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下）》，日本评论社，1974。

[12]这些成果包括：平田清明的《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岩波书店，1969）、《经济学和历史认识》（岩波书店，1971），花崎皋平的《马克思的科学和哲学修订版》（社会思想社，第一版1969年，修订版1972年），望月清司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森田桐郎、山田锐夫编的《解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上下）》，内田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中期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以及山田锐夫的《经济学批判的近代像》。

[13]AntonioNegri，MarxoltreMarx:Quadèrnrundrisse，maolibri，1998。

[14]［日］佐藤金三郎：《〈资本论〉和宇野经济学》，新评论，1969；《马克思遗稿的故事》，岩波新书，1989。［日］杉原四郎：《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改订版）》，未来社，1964；《通向马克思经济学之路》，未来社，1967。

[15]譬如，［日］大谷贞之介：《马克思的利息诞生〈资本论〉》，《经济志林：大谷贞之介教授退任纪念号》，2005。［日］大村泉：《新MEGA和〈资本论〉的成立》，八朔社，1998。［日］早坂启造：《〈资本论〉第Ⅱ部的成立和新MEGA》，东北大学出版会，2004。

[16]该协会成立于1984年11月，当时的协会名称是“青年学者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者协会”，1987年10月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至今，是日本专门研究MEGA的学术刊物。

[17]［日］林直道：《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上），211页，大月书店，1973。

[18]［日］城冢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劲草书房，1970。

[19]［日］广松涉：《唯物史观的原像》，66页，三一书房，1971。

[21]［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翻译，张一兵审订），“代译序”，31～32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2]马克思：《资本论》第1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4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