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史学断想1（第2页）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总有两个方面。史学关注社会，反映了史学的本质，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这种关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史学必须确保自己的独立品格不受到损害。史学的独立品格就是求真，即对于历史真实的追求。如果史学一旦失去这种品格，那么史学将不成其为史学，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的“关注”，也必将是社会的灾难。这种事例，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出现过的，而最为严重者，莫过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10年。这期间，由于国家的政治活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猖獗，历史学也深受其害。历史事实被歪曲，历史理论被颠倒，历史科学的神圣性被玷污。不少坚持原则的历史学家或者被迫害，或者敢怒而不敢言。以历史悠久、史家辈出而名于世的中国史学，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学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实属罕见，从而给人们留下了沉重的思考。首先，史学的健康发展，以至于兴旺发达，需要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这是毫无疑问的，换言之，外部环境的恶劣，是不利于史学发展的。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北魏崔浩国史案，唐高宗、武则天时史馆之紊乱，以及清代文字狱等，都是明证。这里说的“大环境”，主要表现为政治对史学的直接干扰，“**”中的影射史学也属于此种情形。其次，史学应当关注社会，应当有益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是，一方面，这种作用往往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另一方面，这种作用的发挥也有一个“度”的界限，而不是随心所欲的。这个“度”，归根结底，就是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必须着眼于借鉴和启迪，而不是以历史与现实相比附，更不是以篡改历史来影射现实。这是关系到史学的独立品格及其神圣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学的伟大奠基者司马迁应该怀有极高的崇敬，是他在2000多年前已经阐明了这个原则。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9]20世纪的史学家们，用了很多笔墨讨论历史同现实的关系、史学同社会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尽管如此，司马迁所概括的这个原则，对今人来说，仍具有温故知新的价值。再次，史学工作者应当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感，应当关注历史发展的前途，这是史学家的天职。但是，这种关注，这种时代感，不能只是一腔热情，更不是人云亦云的随声附和，而应建立在对于古往今来的历史发展之洞察的基础上，建立在凝重的、冷峻的思考的基础上，从而体现出如同龚自珍所称道的那种“良史之忧”。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史学家应当怎样对待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上，留给人们的思考太丰富，也太沉重。尽管如此，史学仍将按照其固有的规律向前发展。史学家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和素养，才能更好地按照史学发展的规律来推进自身所从事的事业。

四、端正学风，走向新的世纪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学术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安定的政治环境，极大地激发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情和创造勇气，新问题、新见解、新成果层出不穷。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新学习和全面理解，使学术界逐步走出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误区，在理论和方法论上进入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

——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中国学术界对外国学术发展状况与趋势的了解、对外国学术成果的引入与借鉴，从而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尤其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蓬勃兴起，给学术界带来了新的活力。

——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的学术工作者，生逢其时，较少旧的束缚，视野开阔，知识面宽，进取心强，创造意识突出，显示出盎然的生机。

凡此等等，表明了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终于走上了振兴之路。中国史学的面貌也大致如此。

这是近20年来中国学术发展的主流。然而，学风的失正，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一件“小事”说起，这件“小事”就是近些年来史注的衰落。

中国史学发达，而史注的发达便是一个重要方面。如《史记》有三家注；《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众家之说以丰富其书，注文字数几近于原书；《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也都旁征博引；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所考多是关于一事众说以存其异等，后人读他们的书，考镜源流，原原本本，可以了然。中国史注的发达，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一种体例。然而近20年来，史文之注日渐衰微，其严重者以至于“省去”了其文立论之所据，形成一种以他人之说为己说，以他人之发现为己所发现的假象。这种隐瞒前代人或同代人学术成果对本人启示的做法，有愈演愈烈之势。倘不思改进，如此下去，则中国史学的诸多见解不独难以考镜源流，恐怕更有面临经不起推敲的窘境。居安思危，可不惧哉！至于浮华急躁之心，目空前贤之论，热衷于构建体系，陶醉于标新立异，这些不良的学风在史学界亦多有反映。这种不良学风，不仅危害今人，而且殃及古人。譬如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历代帝王训政丛书》，其中有一本《唐太宗治国训政》，全书所录竟是唐代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而编著者和出版者竟没有在任何地方说明这是全文照录《贞观政要》，从而欺骗了一般读者。更令人哑然失笑的是：《贞观政要》一书多是唐太宗同大臣们的问对论政，书中有许多唐初大臣们的言论、奏疏，还有几位名臣的传记，这些怎么都可以归到“唐太宗治国训政”的名目之下呢？这样践踏古人、践踏史学名著的做法，说明当今的学风已经不良到何等程度！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实在是不可轻视的。

20世纪中国史学有坎坷的道路，也有辉煌的历程，近20年来的成就是令人鼓舞的，但不良学风的滋长、蔓延却又令人忧虑。现在有些传媒，有的大学校长，还有教育部门的高层咨询机构的学者们，已对目前的不良学风表示严重的关注，表明中国知识界的良心和正义、科学和诚实，还是主流，不良的学风终归要受到抵制、揭露和批评。对此，我们也应有充分的信心。

愿中国史学端正学风，走向21世纪。

[1]原载《世纪论评》1998年第1期。

[2]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页。

[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4]李大钊：《史观》，《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6～267页。

[5]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2页。

[6]以上均见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6页。

[7]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

[8]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0页。

[9]司马迁：《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