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和路径（第4页）

[7]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8]刘大年：《评近代经学》，《刘大年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27页。

[9]毛泽东：《致吴晗》，《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0页。

[10]吴晗：《朱元璋传》自序（1964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页。

[11]吴晗：《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9～262页。

[12]张桃《汉语走向世界的时代》（《光明日报》，2006年6月23日）一文指出：“使汉语成为世界通用语之一，并非远大理想，它有历史的基础、现实的机遇、未来发展的潜力。”“汉语热的出现，既有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又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这些见解，可供参考。

[13]鲍绍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前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页。

[14]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导论，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3～74页。

[15]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61页。

[16]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导论》，袁翰青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4～75页。

[17]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19～222页。

[18]如《桑西门的历史观》、《孔道西的历史观》、《鲍丹的历史思想》、《鲁雷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韦柯及其历史思想》等。参见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何炳松：《新史学导言》，《何炳松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2～63页。

[21]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第141、143页。

[22]杨生茂：《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23]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刘家和研究员推荐意见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书首第2～3页。

[24]庞卓恒：《比较史学》，北京：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

[25]范达人：《当代比较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26]范达人、易孟醇：《比较史学》，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

[27]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一书引用美国学者格鲁的观点，写道：格鲁把业已问世的历史比较研究著作大体上归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各文明体系的比较”，“即以斯宾格勒、索罗金和汤因比的方式进行规模宏大的比较。这些伟大的努力本身就是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时代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接触的部分，但它们至今仍对许多人有鼓励和刺激作用”。第二类“主要是对文明的某些中心题目进行比较研究，如比较宗教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大多是对一些较为具体的历史现象的比较。第三类是通过比较而“研究历史过程”，“它们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可选择的生产方式’的比较研究到一个单独的行业实现工业化的速度和程度的比较；从革命这个永远受欢迎的题目的比较研究到限定得很明确的过程的比较研究（例如现代教育制度的普及）”。第四类是“机构的比较”，如教会、党派、银行之类的组织和机构的比较。参见雷蒙德·格鲁：《比较历史的论证》，《封建制度史比较研究译丛》，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2～23页。

[28]关于“比较史学”的辨析，朱政惠教授论之甚详，参见《关于比较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附二则）》一文，《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27页。

[29]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第149～150页。

[30]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第152～153页。

[31]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序，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第1页。

[32]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第8页。

[33]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第6～7页。

[35]陶渊明：《桃花源记》，《陶渊明集》卷六，逯钦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6页。

[36]瞿林东、陈其泰：《白寿彝画传》，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9页。

[37]张希清：《潜心研究铸造精品》，载《光明日报》，2006年7月10日。

[38]瞿林东：《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