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史学总相（第1页）

第一编史学总相

20世纪的中国史学[1]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则是从史学本身来看，这100年的史学在性质上的变化和成就上的辉煌都值得大书特书；二则是从史学同社会的关系来看，这100年的历史发展对于史学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史学发展对于历史发展的反作用，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于历史学的认识，进而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于中华文明发展进程及其丰富内涵与现代价值的认识。这种变化和进步是空前的，尽管历史学在这100年中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和坎坷的，但这并不能改变其根本性质与整体面貌。

一、引言：怎样认识20世纪的中国史学

怎样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首先会碰到一个问题，即理论和方法问题。理论，是指用什么样的思想做指导来观察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是指用什么样的方式（形式）来反映这种观察所得。当然，理论和方法又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

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一个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即不能脱离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正确认识。这是我们通常所遵循的一个原则：“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概括说来，就是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清代史家章学诚认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3]他讲的是文学批评的原则，对于我们观察20世纪中国史学和史学家，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要努力总揽其发展趋势，尽力揭示其基本规律，力求做到把握其总相和实质，以避免可能产生的这样那样的局限或这样那样的偏颇。

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要认真对待那些在史学发展上起过重要作用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潮。一定的史学思潮不仅是史学发展中极明显的外在表象，而且是史学发展中的内在活跃因素之一。史学发展中既有积极的思潮，也有消极的思潮；而对于思潮的划分和剖析，是史学史研究中最繁难的问题之一。

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要在全面考察中尽可能突出重点，而不是面面俱到地一般罗列。所谓重点，一则是指在20世纪史学发展方向上和主要成就上，占有突出的位置；二则是指对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思想遗产、经验教训。

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自然要研究评价这百年中有突出成就、有重大影响的史学家。史学家是史学活动的主体，离开了主体的活动则无以讨论史学。唐人刘知幾对评论史家多有精辟见解，可以发人深思。刘知幾认为：“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4]宋人吴缜评论史家作史，提出事实、褒贬、文采三个原则[5]；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以“史才三长”“史家四长”论史家得失，等等。这都表明，研究和评论史家，实为认识史学发展之重要环节。近20年来，有史学家评传合集的出版，也有史学家评传丛书或专书的出版，都反映出人们对史学发展的一种认识方法或认识途径。《历史教学》杂志亦有志于此，自1999年第2期至2000年第2期，发表了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上有较大影响的13位史家之成就的评论文章，于读者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多有裨益。

以上这几个方面，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庶几对20世纪中国史学有一个全面的和辩证的认识。这是努力的目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难，但这个努力的目标是应当明确的。

二、20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

我们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首先要认识20世纪中国历史，这是因为，后者不仅是前者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也决定了前者发展的面貌。认识20世纪中国历史，又要追溯到19世纪中期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动：“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6]这个反抗过程，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经历109年；20世纪前半期，就包含在这109年之中。我们认识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自然不应脱离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历史。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也是一个基本的研究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共和国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有许多成功，也有不少失误。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经历着胜利、挫折、崛起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7]近20多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在改革和开放的道路上，正在走向伟大的振兴。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距离我们现在更近一些，许多人的感受也会更深一些。可以这样说，凡重大的事变或转折，都有亿万人民的惊心动魄与之相伴，都深深地影响着这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及面貌。我们认识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史学，自然也不应脱离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和基本的研究方法。

基于上述认识，从历史同史学的关系来看，是否可以做以下概括：

——19世纪末，民族危机加深，变法维新思潮日盛，思想文化领域发生重大变化，于是在20世纪初年有梁启超“新史学”的提出，并产生了强烈的回应和长久的影响。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同盟会进行反清斗争，至辛亥革命的爆发，其间乃有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人的政论和史论的出现。

——内涵丰富的新文化运动和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推动了科学与民主的倡导和西方历史哲学与史学方法的传入；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有了新历史考证学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几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史学家们在历史观上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史学对于社会、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关注，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而后者更在发展方向上显示出自己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新中国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在根本上推动了中国史学在科学化道路上的发展，这是中国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的变革。但是，自50年代中期逐步发展起来的“左”的思潮，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运用，也给史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损失。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间，中国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也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1966年至1976年的“**”，是一场政治悲剧，也大“革”了文化的“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正直的史家遭到无情的打击，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所遭受到的最黑暗的年代。

——1978年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中国史学经过艰苦的拨乱反正，努力克服教条主义的影响，积极引进、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成果，认真总结和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与优良传统，中国史学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大道。

从唯物史观来看，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是些常识问题。然而，正是属于常识性的东西，反倒容易被人们遗忘，以致在考察问题的时候犯常识性的错误。应当强调的是，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对20世纪中国历史究竟怎样认识；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歧异，会直接导致对20世纪中国史学之认识上的歧异，这是毫无疑问的。认识上的歧异，这在学术研究领域是正常的。我们所努力追求的目标，是尽力使关于史学的认识符合于产生它的客观历史条件，并合理地阐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

——20世纪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历史，对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以五四运动前后、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较为突出，而以八九十年代为最。

——20世纪中国相关学科的发展，对史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如哲学、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对史学的影响都甚为明显，在观念、材料、方法上给予史学发展以积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还有自身的传统和积累。譬如：18世纪，以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为代表的历史考证学派，以及以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的史学理论思潮，都对20世纪史学发展产生了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19世纪，中国史学开始经历着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即由古代史学发展到近代史学的转折；20世纪前期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正是这一转折的延续和提升，而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社会变化与进步的历史思想，则贯穿于这一过程之中。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自觉地认识到，总结和继承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和优良传统，对于现今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认识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并将继续扩大其影响和作用。

20世纪中国历史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种种条件，20世纪中国史学又反转过来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