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第1页）

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

——为纪念郭沫若诞生100周年而作[1]

在中国史学上，有许许多多杰出的史学家。他们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对中国历史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史学家，郭沫若（1892—1978年）以其漫长的治史生涯追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以其辉煌的成果反映出时代的要求，以其博大精深的学识和思想嘉惠士林、贻泽术者，使他成为中国史学上杰出史学家中的一位伟大的代表。全面评价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和地位，是作者力所不及的，即使本文下面所论述的几个问题，恐怕也难以做到比较准确的概括，而只是表明作者在这方面的一点粗浅的认识，借以缅怀这位中国史学上的伟人。

一、引唯物史观之光，照古老史学殿堂

从19世纪40年代起，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大变动时代。这个变动的节奏，在20世纪的最初20年左右明显地加快了。这个变动在史学上的反映，有关于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记载，有关于边疆史地的研究，有关于外国史地的撰述，其中贯穿着民族危机、救亡图强的时代感和倡言改良、鼓吹进化的历史观。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这一最初阶段，至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二文而具有了明确的标志。梁启超倡言“史界革命”，提出创立“新史学”的理论模式，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推进中国史学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稍后，章太炎《訄书》重订本的出版及其关于中国通史撰述的思想和结构，也具有这样的意义。但是，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是建立在近代进化论的基础上，它较之于章太炎把革命论引入进化论的历史发展观（《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已相形见绌；而章太炎的历史理论在某些方面虽已达到了接近阶级论的边缘，但他对历史发展动力的阐释，仍未跳出唯心史观的窠臼。在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下，李大钊在1920年前后发表了一系列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论文，1924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史学要论》，系统地阐释了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这在史学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那么，如何引唯物史观之光，来照亮中国古老史学殿堂呢？中国史学上的这一伟大任务，历史地落到了郭沫若的肩上。

郭沫若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初步掌握唯物史观，是在20年代初期。当时，他真诚地认为：是唯物史观把他“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从死的暗影里救出”[2]；因此，他“非常感谢”马克思、列宁。他明确断言：“唯物史观的见解，我相信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3]这是20年代初期，中国纷纷扰扰的思想界中一个追求真理的战士的自白。从这个自白可以看出，郭沫若接受唯物史观，并不仅仅把它看作是个人思想的“转换”，而且认为这是先进的人们借以“解决世局”的正确指针。这个认识，对于郭沫若毕生的史学道路有决定性的影响。20年代后期，郭沫若潜心研读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而把对于唯物史观的信念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唯物史观之影响和决定着郭沫若史学道路的第一个重大反映，是他在1929年撰成、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从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来看，此书不啻为作者执行在大革命中壮烈牺牲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遗嘱而作。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来看，它把唯物史观同阐述中国古史结合起来，这又可以看作是作者执行李大钊《史学要论》这一“遗言”而作，即“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册为历史学作宣传，煽扬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亦便是煽扬吾人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4]。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最后一段文字中写道：“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5]这话，反映了历史形势的特点，也表明了作者在唯物史观和历史学上作为上述“遗嘱”或“遗言”执行人的坚定信念。本书在社会革命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上的重要价值，是当时的其他历史著作不能与之比拟的。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划时代贡献，在于它是作者引唯物史观之光照亮古老史学殿堂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关于古史的认识、叙述与研究，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6]孟子是把《诗》看作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的反映。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后论中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司马迁也是把《书》、《诗》作为历史记载来看待的，他据此写出了殷、周的历史。逮至章学诚，乃在总结、发展前人见解的基础上，提出了“《六经》皆史”的理论性认识。他认为：“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7]他编《文史通义》，把《易教》、《书教》、《诗教》、《礼教》诸篇置于卷首，是强调《易》、《书》、《诗》、《礼》在史学上的重要。清末，章太炎进一步指出：“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8]章太炎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上指出了所谓“经”者，原本是史。他的这一认识，具有更深刻的意义。这些认识，在中国史学上都是很有价值的，它们对于人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有不少启迪。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这座巍峨的中国古老史学殿堂，总是时隐时现地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和神圣的气氛，以致使人们的一些真知灼见都为之黯然失色。

郭沫若的历史性贡献，恰恰在于他根据唯物史观的原则，从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入手，揭示中国古代社会面貌所具有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品格，从而廓清了中国古老史学殿堂所笼罩的神秘色彩和神圣气氛，还其本来的世俗的面目。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史学的科学化道路，当以此为起点。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一篇导论，题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在这篇导论中，作者首先阐述了“社会发展之一般”的法则，即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划分为几个阶段及其变动原因的基本原理。导论的其余几节，如作者所说，是“根据这个缩写，回头来看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序”[9]。作者依次概说了中国的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直至“最近时代”的中国状况，并在最后一节“表式”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达阶段”和“中国社会的革命”，作为导论的结论。这篇撰成于1928年10月的导论，“好象坐起飞机的一样把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展望了一次”[10]。尽管作者后来不断对导论中的许多论点，尤其是关于历史发展阶段之划分的论点有所修正，尽管学术界对作者原先的论点以及修正后的论点，存在种种异议，尽管直到目前，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究竟起于何时，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等等。但是，不论哪一种意见，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作者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勾勒出中国历史进程及其阶段之划分的基本方向。这是因为，作者运用唯物史观来说明中国历史，即便这种说明是“粗糙”的，具有“草创”的性质，但这种说明终归获得了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品格。换言之，这正是作者创造性研究成果所显示出来的唯物史观之真理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中国史学上的不同寻常的贡献，恰在于它的“粗糙”和“草创”。它好像是一件“古朴的艺术品”，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后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反复雕琢，加以改进，但却始终不能取代它的独有的“古朴”的风貌。

现在，让我们回到“六经皆史”和“古史皆经”的话题上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所论述的重点，是在“概览”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面貌。诚如作者所说：

我们中国的历史素来没有科学的叙述，一般的人多半据古代的神话传说以为正史，这是最大的错误，最大的不合理。

我们要论中国的历史先要弄明白中国的真正的历史时代究竟是从那儿开幕。这点如不弄明瞭，简直等于是海中捞月一样了。[11]

从唯物史观的要求来看，这话毫无夸张与过分之处。正如恩格斯在1891年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所写的第四版序言所指出的那样：“在六十年代开始以前，根本谈不到家庭史。历史科学在这一方面还是完全处在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因此，他高度评价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科学价值，认为：

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要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容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12]

重温恩格斯的这段话，我们就越发认识到郭沫若在本书提出“中国的真正的历史时代究竟是从哪儿开幕”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导论之后第一、二篇的篇名分别是：《〈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和《〈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作者通过对《易》、《诗》、《书》这“六经”中的“三经”的研究，得到如下的结论：“在《易经》和《易传》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的两个变革的时期：便是《易经》是由原始公社制变为奴隶制时的产物，《易传》是由奴隶制变成封建制时的产物。第一个变革是在殷、周之际达到完成，第二个变革的完成，是在东周以后。”“这两个变革的痕迹在《诗经》和《书经》中表现得更加鲜明。”[13]作者在论证这两个“变革”的过程中，涉及中国古代社会的许多方面，如生产状况、婚姻与家庭形式、财产关系、社会结构、国家组织、意识形态等。这样的论证，也反映在本书的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第四篇《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当中。对于这些具体的论证，亦如上文所说，作者后来也做了不少修正或补充，“逐步地加以清算”，“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14]。然而，本书的历史价值并不因此而稍有改变。从作者对于《易》、《诗》、《书》的分析，它们的神秘色彩和神圣光环，都被唯物史观之光驱除净尽，它们不过是反映中国古代社会面貌及其变革的一些记录罢了。不论是“《六经》皆史”也好，还是“古史皆经”也好，它们所构筑起来的中国古老史学的殿堂，终于被唯物史观的光芒照亮，现出了它的本来的面目和真正的价值。从中国史学的发展来看，这是一个正其本而清其源的艰巨工程，正是这个工程，成了中国史学走上科学坦途的里程碑。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问世以后，引起了史学界、思想界广泛而长久的讨论。其中，颇有一些新材料、新认识、新结论被提了出来，使本书有一些结论受到动摇，甚至有的结论被推翻，但本书所贯穿的基本原理却并不因此而必须做根本的改变。犹如恩格斯在讲到摩尔根《古代社会》出版以后的情形那样：“关于人类原始社会史的材料，已经大大丰富起来；除了人类学家、旅行家及职业的史前史学家以外，比较法律学家也参加进来了，他们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出了新的观点。结果，摩尔根有一些假说便被动摇，甚至站不住脚了。不过，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观点来代替他的卓越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今天仍然有效。”[15]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他后来出版的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论著，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的命运和价值，大体上也可以做这样的看待和评价。

二、博大精深、才华横溢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

郭沫若是一位博大精深、才华横溢的史学大师。

郭沫若又是一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并且取得了辉煌成果的史学大师。

在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的巨河中，郭沫若是一位可以仰追马、班而贻泽后世的史学大师。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和他的历史巨著《史记》，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的历史思想也达到了那个时代的先进水平。郑樵评价《史记》的历史价值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16]班固撰西汉皇朝史《汉书》，在历史见识上逊于《史记》，而其“十志”之博洽则胜于“八书”。《汉书》的体制，确定了历代封建王朝之“正史”的规模。刘知幾评论它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17]马、班之后，杜佑和郑樵也都是通与博的大史家，《通典》与《通志》的影响，也贯穿于其后许多个世纪。中国史学上的杰出史家，有“博闻强识，疏通知远”的优良传统，“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18]。这些话，马、班、杜、郑，足以当之。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家视野短浅、知识狭窄，仅以记事和描述为能事，这是对中国史学的极大的误解。近代史家梁启超在倡导创建“新史学”的过程中，也一度显示出了他的视野的广阔，但他并没有为中国史学留下开创性的历史著作。郭沫若无愧是中国史学上“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优良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这是他在中国史学上占有崇高地位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1945年，郭沫若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这两部书，是作者研究先秦学说思想的姊妹篇，前者偏于考证，后者偏于批判。按作者本意，它们应作为一个整体出版，书名就叫作《先秦学说述林》。为着出版上的方便，它们便分别面世了。作者在《十批判书》的后记即题为《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一文中，略述了他在40年代中期以前治学的经历。关于撰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的动因，作者是这样说的：

亡命生活又是十年，在日本人的刑士与宪兵的双重监视之下，我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为了研究的彻底，我更把我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在了殷墟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探讨上面。这种古器物学的研究使我对于古代社会的面貌更加明瞭了之后，我的兴趣便逐渐转移到意识形态的清算上来了。[19]

渊博的史家并不完全出于天赋即本身的学术素养，而往往是不断追求的自觉意识所促成的。如果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直接受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影响而作，那么《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便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启发下写出来的。[20]从对于古代社会的客观历史的研究，到对于这一客观历史所产生的并反映着这一客观历史的意识形态的研究，不仅表明了作者在研究上的深入，也表明了作者在推进自己的研究上的自觉和勇气。这是一条“人生如登山”的艰苦历程，但却把作者引向了渊博的境界。作者在这篇后记中继续写道：

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21]

郭沫若在这些领域内的“涉猎”和“耕耘”，都有很深的造诣。其中，尤以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的研究，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他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甲骨文字的研究同古代社会的研究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开拓了古史研究的新领域。他根据形制、花纹、文体和字体，为中国青铜器的分期提出了权威性的看法。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第四篇中所运用的殷墟卜辞和周代彝铭等资料，在30年代发展为一系列专门著作。从下面的著作年表，可以看出作者在这两个领域的辛勤耕耘和取得的丰盛硕果：

《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年

《金文丛考》1932年

《卜辞通纂》1933年

《古代铭刻汇考》1933年

《古代铭刻汇考续编》1934年

《金文余释之余》1934年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年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5年

《殷契粹编》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