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和路径（第3页）

上文所论杜维运的《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其主要内容是讨论中国史学的成就和特点，但其阅读对象主要是西方读者，故在讨论中间或也涉及中西史学比较问题。如他在谈到历史资料同历史观念的关系时指出：

中国的史学著述，事文之外，有史义；史实之间，有默契与和谐，既援西人论史的准则，亦不得不谓之为历史。西人治史，先广蒐史料，再加以解释，史料所蒐者无穷（亦有略蒐史料即加解释者），而所采用者无几，史料之于史家，居于附庸地位，受史家的气指颐使。所以近代西方史家高倡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之说，历史是透过史家的当代思想而反映出来的，真实性不大，于是有人提出史家应重视基本史实（basicfacts）的主张，以挽救历史的厄运。如一七八九年在法国发生大革命，即基本史实，大革命发生的时间是一七八九年，地点是在法国，史家不能使其错误。外此者则多是史家的解释，未必是历史真相。中国史家治史则不然，史家不轻易出面，别识心裁立于事文之外，史料有去取，而非局于某一观点，亦不若西方史家的大量割舍，所以保存的真历史较多，最低限度历史的基本事实，蕴藏丰富，此点真非西方史家所能了然。班马之书，如日月丽天，后人虽有新作，而不减其光辉。剑桥近代史（CambridgeModernHistory）素享盛誉，且以详瞻称，自近年新剑桥近代史（NewCambridgeModernHistory）出，已近半为土苴矣。论中西史学者，于此等处看，似乎可分出其优劣了。[29]

这一段评论，强调了中国古代史家十分重视历史资料，而在运用历史资料叙述历史真相的同时，并非没有自己的历史观念、历史思想，即作者所说的“史义”。作者举出马、班为例，是有说服力的。我们只要读一读《太史公自序》，以及“十表”、“八书”和诸类传的序，并真正读懂它们，恐怕就不会轻言中国史家没有历史解释、历史思想了。

又如作者在谈到“天道色彩”和“理性主义”时写道：

西方史学中天道色彩极浓厚，欧洲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其解释历史变化，皆归之于天道；希腊罗马的史家，都仅知道一个命运（fate）哲学；基督教早期领袖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在上帝之城（TheCityofGod）一书中，谓历史决定性的事件，是基督的生命，人类全部发展须由宗教思想来决定。以后中世纪宗教史家受其影响，虔诚的相信人类历史操纵于上帝不可思议的手中；下逮近代，重语文考证的兰克，心目中仍有一上帝存在，汤恩比解释历史到不能解释时，便托出上帝来以作缓冲。西方科学史学的狂潮，不能澄清西方史学中的天道。即西方史家所谈的历史定律，似乎也是天道的另一面目。

中国史学则不然，古代中国史家，言人事兼言天道，后来渐渐发展，史家天道观念日趋淡薄，专以记人事为职责，理性主义于是在中国史学中特别发达，西方史学中诡奇之说，惊人之论，如因果律，如进化论，如文化没落论，在中国史学中，皆不见影踪。[30]

笔者对西方史学不甚了然，但作者在这里对中国史学的估量，大抵是符合实际的。

上述两个例子表明，中国史家要真正同外国史家“对话”，讨论中外史学问题，是难以避开关于史学的比较研究的。这里，我们尤其要提到杜维运的另一本著作《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作者在序文中自谓：其治学，“好作比较，尤嗜史学，很多年来，就有比较中西古代史学的奇想”。这表明，作者在关于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方面，早有自觉意识。作者稍带**地写道：

中国与西方，在上古时代，是两个相距遥远、渺不相涉的世界。不同的民族，殊异的环境，差不多在同时各创出灿烂的文化，像是中国先秦的圣哲，与希腊哲学家在作智慧竞赛，几疑两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互相对峙。如果没有几分浪漫的情怀，是很难相信其真实的。随着文化的灿烂，中西史学竞出其间。人类历史上极为珍贵的史学，不约而同的出现于世界的两端，各显神采，互有成就，其精辟处，令人心折，其歧异处，耐人深思。将两者互作比较，无异学术的探险，也有诗意的享受。[31]

作者的这一段“自白”表明：作中西史学比较，不仅要有自觉的意识，还要有“浪漫的情怀”、“学术的探险”精神，从而也可能获得“诗意的享受”。概而言之，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一项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的事业。

作者所说的“中西古代史学”，“中国系指先秦、两汉的史学，西方系指希腊、罗马的史学”。作者研究的范围是“从史学的起源、史学原理的创获以及史学著述的成绩等方面作比较”[32]。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此书第一章“概论”中，提出了一些相关的理念和方法问题。第一，“世界两大系统的中西史学，是中西不同文化下的产品，相去绝远，各自独立发展两千年，不通声息。以中国方面而言，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史学自辟蹊径，不受西方史学任何激**。中国史学也未曾输入西土”。这个判断，大致是可以成立的。就前文所引伏尔泰言论来看，西方学者在19世纪中叶以前，或多或少已经了解了一些中国史学的情况并因此而受到“激**”。第二，关于中西史学比较是否有必要的问题，西方学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不赞成进行比较者认为，“中国史学走错了路，西方无法从中国史学得到好处”；赞成比较者认为，中西史学比较是必要的，其重要性在于这是“世界史研究的起点”。从所谓“中国史学走错了路”的说法，可见西方学者中存在着对中国史学的极其狭隘的偏见。第三，作者十分强调比较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指出：

在作者看来，这种比较，不论其存在怎样的“绝相殊异”处，还是具有怎样的“遥相吻合”处，对于创造出“世界性新史学”都是有意义的。这是作者的理想的看法，中西史家确实应当多一点这样的理想，而少一点狭隘的偏见。第四，中西史学比较，应首先从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做起，作者写道：“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在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上，尤其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研究史学的起源以及史学原理的创获等史学史上的大问题，非自中西古代史学比较起，无法获得令人兴奋的结论。”[34]作者所说的“令人兴奋的结论”，除了发现那“绝相殊异”或“遥相吻合”处以外，或许还包含对于中西史学的追本溯源、考镜源流而又有所得的种种收获。这样，也就可以避免所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35]的窘境了。

从上述的理念和方法来看，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工作是艰难的，而前景是令人兴奋的。中国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定会有更大的作为，从而促进中国史学以更大的步伐走向世界。

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一是要提高认识，二是要摸索方法。在认识上，这些年来我们都有所提高，也增强了这方面的自觉意识。在方法上，这些年来也有一些探索。这种探索，是否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一对一的比较，即一个史家与一个史家的比较，或是一本史书与一本史书的比较。这种比较的长处是，能够把问题展开，做深入的、细致的、全面的比较，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其不足之处是，或因时代的“错位”，或因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这无疑会给比较带来困难，而对于比较所得的结论，往往也会使作者下笔踌躇。第二种模式是提出问题做比较，如上文说到杜维运在《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中，提出“天道色彩”与“理性主义”、历史资料与历史思想等问题，做中西史学的比较。这种比较的长处是，能够把问题提得极为鲜明，也可以使人产生深刻的印象，但在判断上如不谨慎，则容易陷于片面或武断。这是因为史家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在中外史学发展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故难以做断然的结论。第三种模式是以时代作为比较的对象。这种比较的长处是，作者有较大的空间进行思考和发挥，既不限于一人一书，也不囿于某个问题，可择其可比者比之，不可比者避之，所做判断亦可留有余地。这种比较模式的难点在于，在相同纪年的范围之内，所比史学的生成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可能有所不同，这又会给判断带来困惑。第四种模式是，以时代为框架、以彼方为参照、以己方特点为依归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长处是，顺其自然而论说之，使“绝相殊异”处与“遥相吻合”处皆跃然纸上，凸显于读者面前，以促进互相吸收、共同发展，达到比较研究的目的。

（三）促进优秀的史学成果“走出”国门

一般说来，科学是不受国界限制的。但是语言文字的差异，往往也成了科学“翅膀”的重负。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或出国留学，或在国内攻读外语，这对于外国史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起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外国史学的认识，大多受惠于此。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史学的著作，被翻译成外文而“走出”国门的，又有多少呢？笔者不曾做过考察，但在同行的范围中，却很少听说某位学者的著作被译成外文，发行到国外去了。

这种反差，我们时时都会感觉到，也时时为之忧虑。中国史学要进一步走向世界，有必要逐步改变此种局面。当然，这里有几个问题是需要辨析的。

问题之一：国外“汉学家”（“中国学”研究者）大多懂得中文，故中文史学著作翻译成外文，无此必要。这是一种流行的看法。是的，国外“汉学家”大多懂得中文，可是他们懂得中文就一定懂得中国史学吗？我们中国人不是都懂得中文吗，是不是懂得中文的中国人都懂得中国史学呢？当然不是。故此种翻译、出版工作，十分必要。

问题之二：怎样筹划？这个问题在于难易之间：有人过问谓之易，无人过问谓之难。从政府部门来说，教育部及省、市、自治区教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都关心此事的话，每年出版几十部中国史学家的外文著作（由中文译成外文的著作），是可以做到的。现在的问题是，整体没有筹划，随便议议，颇觉行之甚难。此种局面，应有所改变。

问题之三：如何遴选？中国史学家人数很多，每年出版的中文著作数量很大，如何从中遴选出优秀成果出版外文版呢？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现在，全国有许多不同层次、不同名称的出版基金委员会，也有许多不同层次、不同名称的优秀成果评奖机制，还有许多有影响、有实力的出版社，这些部门都可以优中选优，推荐出版。同时，中国史学家们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写出多种形式的专门著作，向上述部门自荐，并经过合理的评价程序，纳入出版计划。

问题之四：谁来出版？据笔者所知，并非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拥有出版外文图书的权力，这也是限制中国学术（包括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重要因素。现在可以采取这样的做法，一方面充分发挥现在有权出版外文图书出版社的潜力，一方面有计划地扩大授权，使更多的出版社拥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权力。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作者和出版者，这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些年来，确也有个别的史学著作以外文出版，广泛发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近20年来，不仅中文本印行了百余万册，而且先后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日、西班牙、法、德、罗马尼亚、韩等外文本。[36]又如北京大学李孝聪教授用中、英文对照撰写的《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37]，反映了作者对于学术成果“走出”国门的自觉意识和高度责任感。再如，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陆续选编了一些史学论文，对介绍中国史家的最新的学术成果，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在教育部的支持下，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外国出版部门合作，陆续出版各学科的英文版“学术前沿”，其中也有双月刊“中国史学前沿”（FrontiersofHistoryina），可望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应当有选择、有计划地“走出”国门，让更多的外国同行、外国公众了解中国史学和中国历史，这是一个光荣的、长期的任务，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履行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的21世纪，各国间的文化交往更加密切，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是大势所趋。在这种历史形势下，中国史学自应以积极的态势，努力提高自身的品格，不断摸索进一步走向世界的路径，从而充满信心地面对现实，面对未来。在这方面，青年史学工作者肩负着光荣的历史使命。10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不揣简陋，写了这样一段话，现抄录如下，用以再次表达我对青年史学工作者的热切期望，同时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21世纪的中国史学，要造就出一批能够同世界各国史学家对话的新型的史学家。这些新型的史学家，应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中国学问的根底，应对世界历史和外国史学有相当的了解，应在专精的基础上努力向通识发展，应具有较高的古代汉语的修养、现代汉语的表述水平和外国语水平，应善于同外国同行合作而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8]

[1]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3]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

[4]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论述了下列问题：群众、领袖与历史，历史发展的合理性原则，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等。

[5]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9页。

[6]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