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一元超现代的确立19421949（第1页）

第六章一元超现代的确立（1942—1949）

延安向全国发出的抗战决心与意志，是有着攘外必先安内乃至不抵抗劣迹的国民党难以相比的。万里长征被诠释成为北上抗日，从而赢得了全民族的人心。加上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已不是国民党政府眼中的“非法组织”，因而1938年是大量文人奔赴延安的年代。延安很快成为可以与重庆、昆明、桂林、上海等地可以相提并论的一个文化中心。但是奔赴延安的文人也把多元混杂的五四传统带到延安。丁玲作为中共党报《解放日报》文艺栏的主编于1941年10月不但发表《我们需要杂文》进行号召，而且发表了萧军、艾青、罗烽、王实味等人的文章，他们在鲁迅的旗帜下要求创作自由独立，要正视现实的黑暗。王实味除了在《野百合花》中暴露了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又在《谷雨》上发表《政治家·艺术家》，该文既像是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在延安的姊妹花，又有正视几千年遗传下来的精神创伤之黑暗面的胡风文章的影响痕迹。此外，“轻骑兵”墙报上发表的《龙生龙，凤生凤》被国民党杂志转载。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墙报《矢与的》上发表的《零感两则》与《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等文章，批判罗迈的专断与延安的邪气，呼唤硬骨头精神，对于《矢与的》墙报的争相观看轰动了延安。

丁玲、王实味等“文艺家”的言行终于引起贺龙、王震等“政治家”的震怒，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多元化的文艺苗头成为威胁一元超现代的劲敌。尽管这是一场反胡风、反右的预演，然而在偏安一隅的情况下斗争要尽可能缩小范围，于是言论出格个性孤傲人际关系不好的王实味就成为被批判的靶子。毛泽东知道仅仅批判王实味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要确立一元超现代的文艺模式，就必须在延安统一思想，于是就有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规定陕北以及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纲领性文件，那么这个《讲话》都解决了那些问题呢？第一，文艺家的立场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及文艺家思想改造的问题。文艺是为工农兵等人民大众的，文艺家要放下小资产阶级的架子，到工农兵的生活实践中改造世界观。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比是最不干净的。生活是文艺“唯一的源泉”，文艺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第二，文艺服从于政治，应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把王实味的文艺家与政治家的并列关系置换成从属关系。在文艺批评上要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第三，在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上，应该暴露敌人，歌颂人民与共产党，鲁迅式的“杂文”与讽刺只能针对旧社会与国民党反动派而非人民。第四，否定人性论以及“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在《讲话》中人民与其优秀代表共产党是可以画等号的，因而反对中国共产党就是反对人民。《讲话》受到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影响，尤其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将文学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鉴于很多挑战“一元超现代模式”的文人都是打着鲁迅的旗号，《讲话》认为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的文艺家面对的是人民与共产党，因而就应该抛弃鲁迅的冷嘲热讽而代之以歌颂，鲁迅就是这样被高贵地悬置起来。毛泽东逝世前的历史表明，谁把鲁迅的批判精神带入现实谁就会遭到批判。

《讲话》的“一元超现代模式”继承了“左联”排他性的“一元超现代模式”，但又有重大的变异。“左联”以容纳了五四文学的鲁迅为精神领袖，从而兼容了胡风与张天翼等继承五四文学传统的作家；然而《讲话》却让具有个性精神的五四文人放弃个性，在思想改造中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体与对象在这里完全颠倒了。后来胡风在鲁迅的旗帜下强调主体的战斗精神，正视人民群众几千年的精神创伤，试图在革命文学阵营复活五四文学精神，最后因与《讲话》相悖而撞得头破血流。而且“左联”排他性的“一元超现代模式”仅仅是在思想与文学领域，他们不但无力处理反对这一模式的人，而且他们本身还处于进监狱的危险中；而在延安挑战这一模式的人会受到严肃的行政乃至刑法的处治。《讲话》还将“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进行了极端的发展，更强调文学的民间性。不过，这种民间性并非民间的原生态，而是党的政策与民间话语的结合，于是陕北出现了集体的文学转向，产生了赵树理等人的小说与李季等人的诗歌，而且这种文艺模式也跨越了抗战与内战两个阶段，甚至延续到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因为其时整个中国大陆变成了扩大的陕北。本章主要是1942年《讲话》后的文学，但也兼及抗战后延安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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