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顾福生（第3页）

听她这样开诚地讲，梁光明反而不知道做何反应才好。他笑了两声，说：“你没有给他你的电话号吗？”他知道三毛以前的一些情感纠葛，但是那些人，在他看来都是不值得一提的，那些爱，也是风里的蛛网，脆弱得不值得一提。而顾福生！梁光明虽然不是画家，但是对“五月画会”也颇有耳闻，顾福生的事情他也听说许多，而顾福生的好友白先勇，更是他欣赏得近乎尊崇的作家。对于走出学校，他一直心存不安，害怕到了大世界，便不再有令自己满意的作为。而那些三毛爱过或者交往过的人，却是已经被世人承认——他知道自己不差，但是，能有多好？能好过顾福生吗？

三毛站了起来，愤怒的表情像台风来临前拉响的警告。

她不理会梁光明话里的机锋，只说：“他知道我的电话，他经常给我打。我敬爱他。我们不要再说他。”

是顾福生领她阅读，将波特莱尔、卡缪、里尔克、横光利一、卡夫卡、爱伦坡、芥川龙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们带进了三毛的世界里来。在此之前，她的阅读只限于那些世界名著。他教会她的不只是对画的理解，还有对哲学的兴趣——如果不是他，她也不会念哲学系——如果不是他将陈若曦介绍给她做朋友，而陈若曦又向她推荐了文化学院，她也不会来念大学——那么，她也不会认识梁光明了??

也是他认为她有写字的天份。

她只是拿着写好的文章给他看，因为是第一次，所以心里没底，害怕得以至于逃了几个星期的课不去上。而他也不打电话告诉她他是否看了，他有什么想法。

终于三毛硬着头发去上课时，他问她：“将你的文章发表出来你介意吗？”

顾福生实在是她的贵人，使她得以做“五月画会”的学生，使她能发表文章，认识白先勇、陈若曦等当时台湾颇有份量的文人。

（作者注——

白先勇，国民党上将白崇禧的儿子，起初学的是水利专业，后来转入外文系，与陈若曦、李欧梵等人交好创办《现代文学》杂志。他的家世和小说使他成为当时台湾文学新浪潮的先锋人物。代表作《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玉卿嫂》等。后任职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教书，直至退休。除了文学之外，深爱昆曲，多次携青春版《牡丹亭》在大陆演出。

陈若曦，原名陈秀美，台北人。1957年入台湾大学外文系。1960年与白先勇、王文兴等创办《现代文学》杂志，以写实小说闻名文坛。代表作《尹县长》。）她不抱目的的一篇小文被顾福生推荐给了白先勇后，居然在《现代文学》上发表了。而且发表它，并不是因为顾福生的人情。这篇小文虽稚嫩，但有意识流的感觉存在，在当时看来颇有些新意。

白先勇对顾福生说：“这个小姑娘写东西挺有趣。”

顾福生说：“一个孤独的女孩。我介绍她去和若曦做朋友。如果你也能介绍些和她谈得来朋友，那是最好。”

这个时候的顾福生，已经在忙着办出国的事情了。

白先勇取笑好友：“你该不会打算将你的女弟子托付给我，改学画为学写文章吧。”

顾福生也笑：“我会介绍她去韩湘宁的画室。”

（作者注——韩湘宁，台湾知名的照相写实主义油画家，“五月画会”成员。任教许多美国的艺术学校，包括纽约大学艺术研究所芝加哥艺术学院等。是少数曾使用油漆滚桶作画的画家。）白先勇，其实就住在三毛家的转角处。她早在小学时就知道有白先勇这么个人物。陈家那时以竹篱笆做墙，院子里种着些灿烂的芙蓉花。白家的老佣人，隔着篱笆向她家讨过几枝花回家去种，后来，陈家与白家便有了相呼应的芙蓉花。她也曾在家旁边那条满是荒草的长春路上散步时遇见过几次边沉思边踱步的白先勇，但是，她始终没敢与他讲过话。

看到文章印成了铅字，她喜是喜，却有些隐隐的担心，害怕这文章的发表是靠了顾福生的人情。而后偷偷给报纸投了些稿，居然都被发表了。这些小小的成功，慢慢重建着她的自信心。写字对三毛的意义，不仅是抒发内心情感这样简单，她通过那些铅字建立了与人交往的桥梁，也通过那些铅字来否定了对她低智商的评测——在她休学后，父母带她去看医生，让医生检查她的智商，检测的那天，也许是因为紧张，也许是存心作对，也许是医生犯了错，三毛被测出智商只有六十分，是接近于低能儿的智商。那次的检测比数学老师的当众羞辱过犹不及。数学老师只是伤害了她的骄傲，而父母是拿科学粉碎了她的自信。

她重新拾回了欢笑，慢慢地肯坐回到桌边与家人一起用餐。她不再抗拒听姐弟们讲述学校里的事情，她对家人的态度也平和了许多，甚至肯在白天一个人出门，散步、看画展，而不是一个人在后面院子里一圈又一圈地滑着旱冰。生活重新恢复了色彩，不再是一味的灰或者黑，她也不再是那个总想躲到人后面去的没有生气的影子。

这个时候的她，比以前，也仿佛漂亮了许多。

她愿意和家人一起去照相馆里拍照，听任化妆师将她打扮得漂亮。也知道自己的牙齿不算好看，不露齿的微笑更具魅力。她在镜头里慢慢明媚起来。她几乎以为自己拥有了吸引老师的能力。

但是，在一次到顾家学画的时候，迎面遇上了那几个一直没能照面的美丽的顾家姐妹。她们，美得像是拉斐尔笔下的少女。她们的打扮，她们上车的动作，她们回首一笑的表情，都让三毛惊艳到惊愕。

那天画画时，她总是向玻璃窗上看，那里有她的倒影——没有什么颜色，没有什么活力，瘦削又平淡，像裹在布里的一枝画素描用的铅笔。她为自己的样子羞愧。老师靠近她时，她在他脸上能看到那几个美丽的女子的影子。他和这样美的人一起生活，怎么可能注意到自己这样平凡得近乎丑陋的人呢？三毛第一次因为外貌而感觉自卑。

回到家，她找缪进兰，要求买一双新鞋子。

缪进兰前几天就在家里说要给几个孩子做新的皮鞋——永和镇上的一家鞋厂姓郑的老板是陈嗣庆的朋友，他几次让缪进兰带陈家的几个孩子去订做皮鞋。

订做那天，三毛给自己挑的是玫瑰红色的皮。

缪进兰欣慰地帮她确定好皮和样式后，心里快乐得很：妹妹开窍了，知道打扮了。

有了新皮鞋，却没有新衣服。三毛偷偷地将别人拖缪进兰从国外捎给邻居家女孩的绿色毛衣穿去了画室。色彩鲜艳的她羞涩不安地站在画室里，直到顾福生说：“你穿绿色很好看”，她才放心的笑了起来。

因为他赞她穿绿色好看，她便将绿色当成了那几年她的幸运色，重要的场合里，都会穿——顾福生的送别晚会上，她穿着系有白色腰带的秋绿色裙子，腰带上还别了一朵玉兰花；白先勇邀请她参加的《现代文学》的联谊会上，她穿了另一条绿色的裙子??

她不能相信顾福生真会抛下她走掉。去送别晚会之前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哭了很久——她还没有得到过他，就要完全地失去了。她在镜子前端详了自己一次又一次，直到相信穿戴都无懈可击，才让哥哥陪着去了晚会。她只跳了几支舞，便走了。因为，顾福生在与很多朋友告别，场面忧伤又热闹。那些人，三毛都不认识，而见了他们，她更相信自己在顾福生的世界里占的位置太小太小。

顾福生搭“越南号”离开了台湾。她没有去送。只是到大门深锁的顾家门口，呆到黄昏来到，路灯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