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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三毛最初说自己要去西班牙时，仅是随口一说。

其实，不管是西班牙，还是结婚，对三毛来讲都不是它们原本的意义。

她只是二十一岁的女孩，虽然念着哲学系，写过一些爱情故事，但是对生活或者爱情，都还缺乏实践，她说要做什么或者不要做什么时，都是小孩子般无来由的冲动。

她说要结婚时，并不是真的想去系上围裙，而是想通过婚姻这根绳子将自己与对方系住并打个死结——她以为这样她就会有安全感，就会对梁光明彻底放心。但其实，不能让她踏实的并不是梁光明或者他们这持续一年多的爱情，她隐约地知道一切的由头不过是占据她多年的自卑，但是，她并不想承认这个。承认自卑比起自卑本身，更让她不安。

梁光明是不想结婚的。

所以，当三毛将结婚两个字越说越频繁时，他的眉头也越锁越紧。他并非不爱三毛，只是，三毛对他的爱从来都太强烈，以致于他小小的爱的火苗被吹得气若游丝。他试着说服三毛：“我还有一年才大学毕业，你还有两年，我们可以再等一等。”

三毛听了这话冷笑起来：“等什么？等我们在这一年里分手？”风吹掉了她头上的贝雷帽，短且卷曲的头发很快就被风拨乱了，她不理会这些，只顾着盯紧了梁光明。

她的眼神和她的决心一样的强硬，梁光明只能转头不语。阳光从西边涂亮了校园，扶桑和尤加利投下浓浓的阴影。他很久没有注意它们了，三年多以前，在他刚入学的时候，这些尤加利刚刚被移植过来，又细又弱，得用绳子来绑木枝来架。

阳光从树梢缝隙里射在三毛的身上，她的裙子上跳动着一个个圆圆的斑点。

“如果你不想和我结婚。我们可以现在就分手，不用再等。”

梁光明心烦得很：“我哪儿有说不和你结婚？”

听到这样的反问，三毛忽然又笑了，将手环住梁光明的腰，盯紧了他的眼睛说：“既然是要结婚的，早晚有什么关系？”

“结婚。结婚。既然是为了嫁人，何必要来念大学。”梁光明听到结婚两字，太阳穴就能感觉到针扎般的痛，明知道这句话会激怒三毛，他还是要讲。

果然，三毛在那一刻歇斯底里起来。她用手里拎的提包去打他，五官因为痛苦而扭曲，声音也激动得尖利如猫抓玻璃。阳光在她的脸上布下奇怪的光与影，像活动的补丁，将她的脸弄成陌生又让人生惧的样子来。

她说：“你滚，你去找不想嫁人的大学女生??”

他们站在候车亭的栏杆边，周围有一些小孩子在跑来跑去。车站后面是贴着很多日历女郎和汽水广告的冰店。冰店正在放着不知名的歌曲，拉丁情调的旋律，从那个充溢着甜腻香气的小店里飘出来，奇怪又伤感地在空气里飘**着。站在这条路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学校，闪闪发亮地立在对面的山顶上——这所在台北市郊阳明山上的文化学院是新开设的私人学校，三毛入学时正是学校的第二届学生，全校师生加起来不过两百多人。

冰店里来来往往着很多学生，他们听到三毛的声音都纷纷扭眼来看。

两百余人的学校里，看熟一个人太容易，更何况梁光明与三毛都是学校里有名的才子与才女——梁光明以舒凡为笔名已出版过两本书，三毛此时也已在很多杂志与报刊上发表过文章。

梁光明的脸变得滚烫，他几乎可以听到同学的私语：“那不是舒凡和陈平吗？他们吵架了？”

他想将三毛拉到路边像火焰般怒放的美州**丛后去，刚伸出手，便被三毛抓得缩回手去。他急急地低吼：“平平，你不要闹了，让别人看笑话。”

三毛听他这样说，反而大声地对着路边行走的同学去喊：“你们谁认识特别的女孩，可以介绍给他。你们认不认识他？著名的舒凡??”

梁光明被她气得说不出话来，脸色红一阵青一阵，对神经质的女友无计可施，只能甩手而去。

他转身时，三毛还在让他“滚”，但他真走了，她又在后面追，边追边喊：“你要是走了就不要再来找我。我们完了，梁光明，我们完了。”

梁光明回到宿舍时，同学都同情地看着他。大学里，流言总是传得飞快。他们都知道三毛又在逼梁光明了。梁光明坐在床沿上，满脸的无可奈何和疲惫。

有人去拍他的肩，问他：“你打算怎么办？和她订婚还是吹？”

他听到这样问话时脑袋顿时一炸，没好气地推开同学，一言不发地又出了门。

三毛看梁光明从宿舍楼里走出来时，将身子向树后躲了躲，她对自己说，如果梁光明是去找她，那么她就原谅他，反之，他们就真的不再有干系。可是，梁光明只是取了自行车，飞快地向校外骑去。

等三毛骑着自行车赶出校门时，早已没有梁光明的身影。她将车子踩得飞快，快到格子裙里鼓满了风，随时都会被掀起来。

回到家里，也不好好停车，只将自行车向墙角一扔，任由它咣当有声地摔倒在地，自己冲进房间里找母亲缪进兰。

“有没有人来找过我？”她问。

缪进兰皱着眉头从厨房向院子走去，嘴里嘟哝着：“自行车迟早会被你摔坏。”

“有没有人来找过我？”三毛拦住她，当她与母亲的眼睛对视时，泪水哗地落了下来，边哭边问：“有没有啊？”

缪进兰不是第一次看三毛这样哭。一年多以前，也是这样一个凉风习习的下午，三毛从外面回来，还没有进房间，就激动地喊：“有没有我的电话？”知道没有，她也不多解释，只是板着脸将自己锁进房间里，谁去叫都不理会。可是，一旦听到电话铃响，她就马上冲出房间，边向电话奔去边喊：“我来接。”这样反复地折腾了几次，谁都看出了她是在等男孩的电话。缪进兰好气又好笑，拉住她问究竟，可是话还没有说出口，三毛的眼泪就哗地一声落了，她说：“姆妈，他不会给我打电话。”问了半天，才弄明白，她刚刚主动跑到一个男孩的面前，从他的口袋里拿出钢笔来，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人家的手心上。缪进兰听她讲到这里时，忍不住“唉呀”一声——这种主动，在她看来的确是不太好的事情。她说：“妹妹（作者注：三毛在家里排行老二，父母习惯称她为“妹妹”。书中“老二”或“妹妹”都是指三毛），这样主动会吓着男孩子的啊。”三毛的眼泪刚刚缓和，听母亲这样一说，几乎懵了，她哭哭喊喊地说着话，但是谁也听不清她倒底在说什么。哭累了，也平静了。饭不肯吃，连饭桌边坐一坐都不肯。七点多时电话铃又响时，房间里异常安静，全家都在看着三毛，三毛倚在房门边，手指一下下地抠着木框上的木屑，任电话响了几声后，才箭一样地窜了过去。她拿着话筒，轻轻说了一声“我是”，马上笑了起来??缪进兰看着女儿，头缓慢地摇动着，说：“没有人来过，也没有打来电话过。”

同样的二十一岁，缪进兰那时已经嫁给了三毛的父亲陈嗣庆，而且生育了一个儿子。从十九岁与陈嗣庆被介绍认识，到一年多后与他结婚、生子，她都没有生过像三毛这样恋爱中的神经质和痴颠。这些感觉缪进兰是有些隔膜的，她不懂这种情绪，但仿佛又是懂的——电影电视剧里恋爱的人都这般。

她的心也曾激动不安地跳跃过，不过，那是因为战争——她一个人带着不足岁的儿子从沧陷区上海长途跋涉到大后方重庆去投奔丈夫。与三毛相比，她的青春多短暂啊，只有十九岁前那些可以活泼泼与女同学一起打篮球的一两年，以后的日子，战火和炊火让她飞快地从少女向少妇转变。

她伸手去理三毛的乱发，边理边问：“你的帽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