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第2页）
伏（服）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不量凿以正枘兮，固前修以裺醢。
《九辩》里何曾发过这样的脾气！尤其那两篇的结尾——一边是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一边是
愿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
那坚强的决裂，和这“临去秋波那一转”，是多么有讽刺性的对照！我同意孙先生从宋玉的身分里看屈原的身分，但我不相信从宋玉的人格里找寻到屈原的人格，因此我不同意孙先生的“以情推度”，说“若《高唐赋》《神女赋》这类的作品屈原当也写了不少”。
我也不十分同意孙先生只称许一个“无质忠良”“心地纯正”和“忠款与热情”的屈原。这些也许都是实情，但我觉得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无宁是孤高与激烈。这正是从《卜居》《渔父》的作者到西汉人对屈原的认识。到东汉，班固的批评还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和什么“不合经义”，这里语气虽有些不满，认识依然是正确的。大概从王逸替他和儒家的经术拉拢，这才有了一个纯粹的“忠君爱国”的屈原，再经过宋人的吹嘘，到今天，居然成了牢不可破的观念。可是这中间，我记得，至少还有两个人了解屈原，一个是那教人“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的王孝伯，一个是在《通鉴》里连屈原的名字都不屑一提的司马光，前者一个同情的名士，后者一个敌意的腐儒，都不失为屈原的知己，一个孤高激烈的奴隶，决不是一个好的奴隶，所以名士爱他，腐儒恨他。可是一个不好的奴隶，正是一个好的“人”。我在孙先生的第二篇文章里领教过他的“火气”哲学，十分钦佩。如今孙先生察觉了屈原的“脂粉气”而没有察觉他的“火气”，这对屈原是不大公平的。
五
孙先生承认“陪着楚王玩耍或歌舞的人物，有时要诙笑？戏，有时也要出入宫廷，传达命令”。既然常传达命令，则日子久了，干预政治，是必然之势。既有机会干预政治，就可能对政治发生真实的兴趣。“天质忠良”“心地纯正”的屈原，为什么对当时的政治，不是真心想“竭忠尽智”呢？孙先生说屈原的“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与孔孟之称道古帝王不同，“他的着重点都只在怀王对他宠信不终，而听信谗言，疏远了他这一种为自己身上的打算上”。我只知道圣人也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的，为什么孔孟的称道古帝王是完全为别人打算，屈原的称道就完全为自己呢？并且什么古代圣主贤臣，风云际会，打得火热的那一套，也不过是当时的老生常谈而已，除老庄外，先秦诸子哪一家不会讲？何只孔孟？
孙先生大概认定弄臣只是弄臣，其余一切，尤其国家大事，便与他们无干，所以不相信《史记》里那些关于屈原政治生活的记载。《史记·屈原传》未必全部可靠，正如《史记》的其它部分一样，但那不能不说是“事出有因”。孙先生说它没有“史源”，许是对的。但说是“史源”便可靠，是“传说”便全无价值，却不尽然。依我看来，倒是官方或半官方式的“史源”可靠的少，而民间道听途说式的“传说”，十有八九是真话。你不能专从字面上读历史，《史记·屈原传》尽管是一笔糊涂账，可是往往是最糊涂的账中泄露了最高度的真实。从来“内廷”和“外廷”的界限就分不清楚，屈原是个文学弄臣，并不妨碍他是个政治家。从“赘婿”出自的淳于髡，不正是个“滑稽多辩”的文学弄臣吗？如果孙先生不又抹煞“传说”的话，淳于髡不也曾带着“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为齐使赵，而得到成功吗？因此，我们又明白了，“滑稽多辩”是弄臣必需的条件，也是使臣必需的条件，正如作为辞赋起源的辞令，也就是那人臣们“使于四方”用以“专对”的辞令，“登高能赋”是古代“为大夫”的资格，也合了后世为弄臣，为使臣的资格，弄臣使臣，职务虽然两样，人物往往不妨只有一个。也许正因屈原是一个“博闻强志……娴于辞令”的漂亮弄臣，才符合了那“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漂亮外交家的资格。战国时代本不是一个在传统意义下讲资格，讲地位的时代，而是一个一切价值在重新估定的时代，那年头谁有活动的能力，便不愁没有活动的机会。讲到身分，苏秦张仪也够卑贱的，然而不妨碍他们致身卿相，然则在另一属性上身分也是卑贱的屈原，何以不能做三闾大夫和左徒呢？在屈原看来，从来倒是“肉食者鄙”，而你看，奴隶群中却不断站起了辉煌的人物：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
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
屈原，自己一个文化奴隶，站起来又被人挤倒，他这段话真是有慨乎言之啊！一个文化奴隶（孙先生叫他作“文学弄臣”）要变作一个政治家，到头虽然失败，毕竟也算翻了一次身，这是文化发展的迂回性的另一方面。
六
中国文学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传统，一个是《诗经》，一个是《楚辞》，历来总喜欢把它们连成一串，真是痴人说梦。《诗经》不属本文的范围，姑且不去管它。关于《楚辞》这传统的来源，从来没有人认真追究过，对于它的价值，也很少有正确的估计。我以为在传统来源问题的探究上，从前廖季平先生的《离骚》即秦博士的《仙真人诗》的说法，是真正着上了一点边儿，此外便要数孙先生这次的“发疑”贡献最大。像孙先生这样的看法，正如上文说过的，我从前也想到了。但我以为光是这样的看法，并不能解决《离骚》全部的问题，质言之，依孙先生的看法，只可以解释这里面男人为什么要说女人话，还不能解释人为什么要说鬼话（或神话）。自“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以下一大段，中间讲到羲和，望舒，飞廉，雷师，讲到芻妃，有篲，有虞二姚，整个离开了这个现实世界，像这类的话，似乎非《仙真人诗》不足以解释（当然不是秦博士的《仙真人诗》，屈大夫为什么不也可以作这样的诗呢！）。关于这点的详细论证，此地不能陈述。总之，我不相信《离骚》是什么绝命书，我每逢读到这篇奇文，总仿佛看见一个粉墨登场的神采奕奕，潇洒出尘的美男子，扮演着一个什么名正则，字灵均的“神仙中人”说话（毋宁是唱歌）。但说着说着，优伶丢掉了他剧中人的身分，说出自己的心事来，于是个人的身世，国家的命运，变成哀怨和愤怒，火浆似的喷向听众，炙灼着，燃烧着千百人的心——这时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演戏，还是骂街吧！从来艺术就是教育，但艺术效果之高，教育意义之大，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诗经》时代是一个朴质的农业时代，《三百篇》的艺术效果虽低，但那里艺术与教育是合一的。到了战国，商业资本起来了，艺术遂随着贵族生活的骄奢**逸，而与教育脱节，变成了少数人纵欲的工具，因之艺术工作者也就变成了为少数人制造这种工具的工具。这现象在《诗经》时代是没有的。屈原的功绩，就是在战国时代进步的艺术效果之基础上，恢复了《诗经》时代的教育意义，那就是说，恢复了《诗经》时代艺术的健康性，而减免了它的朴质性。从奴隶制度的粪土中不但茁出了文学艺术，而且这文学艺术里面还包含着了作为一切伟大文学艺术真实内容的教育意义，因此，奴隶不但重新站起来做了“人”，而且做了“人”的导师。《离骚》之堪“与日月争光”，真能如孙先生所说，是“汉以还人误解”了吗？
七
总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孙先生的误会，是把事实看到了头，那便是说，事实本是先有弄臣，而后变成文人（而且不是一个寻常的文人！），孙先生却把它看成先有文人，而后变成弄臣。这一来，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依我们的看法，是反抗的奴隶居然挣脱枷锁，变成了人，依孙先生的看法，是好好的人偏要跳入火坑，变了奴隶，二者之间，何啻天渊之隔！没有人愿做奴隶，没有人愿看着好好的人变成奴隶，更没有人愿看见他自己的偶像变成奴隶，所以依照孙先生指出的事实，加上他的看法，文艺界对他群起而攻之，是极自然的现象，反之，假如他们不这样做，那倒可怪哩！
我曾经深思过，以孙先生的博学和卓识，何以居然把事实看倒了头呢？恕我不敬，我的解答是下面这一连串东西：士大夫的顽固的道德教条主义——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优越感——封建生产关系的狭隘性的残余意识，因为上述的这些毒素，因为压迫者对于被压迫者的本能的嫌恶，孙先生一发现屈原的那种身分，便冒火。他是“嫉恶如仇”的，所以要“除恶务尽”，他的正义感使他不问青红皂白，看见奴隶就拳打脚踢，因此他虽没有把一切于屈原有利的都否认了，他确乎把一切于他有损的都夸大了。“缺少屈原也没来头……即使我真是‘信口开河’……也不应得什么罪过”，他还说。先生！这就是罪过。对奴隶，我们只当同情，对有反抗性的奴隶，尤当尊敬，不是吗？然而摧残屈原的动机是嫌恶奴隶，救护屈原的动机也是嫌恶奴隶啊！文艺界也是见奴隶就冒火的，所以听人说屈原是奴隶就冒火。为了嫌恶奴隶，他们与孙先生是同样的勇敢，因为在这社会制度下，对于被压迫者，人人都是迫害狂的病患者啊！
我们当怎样估计过去的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呢？高尔基指示我们说，应该从两方面来着眼，一方面是作为“他自己的时代之子”，一方面就是作为“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我们要注意，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在前一方面，屈原是“他自己的时代之子”，在后一方面，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的参加者”。他的时代不允许他除了个人搏斗的形式外任何斗争的形式，而在这种斗争形式的最后阶段中，除了怀沙自沉，他也不可能有更凶猛的武器，然而他确乎斗争过了，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如果我也是个“屈原崇拜者”，我是特别从这一方面上着眼来崇拜他的。
三十三（1944）年十二月 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