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复明运动02（第2页）
《虎丘诗》第七、第八两句，其古典俱出《太平广记》四八五许尧佐《柳氏传》及孟棨《本事诗·情感类》“韩翊（翃）少负才名”条。其文云：
〔韩翃〕以良金置练囊中寄之，题诗曰：“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复书，答诗曰：“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第七句用君平诗，第八句用柳氏诗。但钮书作“日暮东风怨阿侬”，则竟认其出处为杜牧之《金谷园》诗（见《全唐诗》第八函杜牧六），此诗云：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
不独此时牧斋无季伦被收之祸，河东君无绿珠堕楼之事，且樊川诗中“春”及“东风”更与《题虎丘石上》诗之季节不合。况《虎丘诗》第二句用《张翰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之语，又相违反耶？七、八两句之今典，即前述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南都时，其仇人怨家，以孙爱名义鸣其私夫郑某或陈某于官，而杖杀之之事。此事当时必已遍传。故林茧庵谓江南有老王八之谣。作《虎丘诗》者因得举以相嘲也。解释《虎丘诗》之辞语既竟，请略考其作者。王昶、庄师洛编辑《陈忠裕公全集》，于此诗作者为何人，不敢决定。盖以其“语涉轻薄，绝不类黄门手笔”之故，似颇有理。兹就牧斋及卧子两人之行踪，即顺治三年丙戌秋间两人是否俱在苏州一点推之，然后可以解释王、庄两氏之疑问。前据《清史列传·牧斋传》及《东华录》“顺治三年六月甲辰”条，知牧斋顺治三年由北京返常熟，必经过苏州，稍有滞留。又综合钱曾《有学集诗注》一《秋槐集·丙戌七夕有怀》云：
阁道垣墙总罢休，天街无路限旄头。（寅恪案：康熙甲辰本“限旄头”作“接清秋”，康熙乙丑本作“望楼头”，俱非牧斋原文。盖此诗第一、第二两句，实用《史记·天官书》，遵王已详注之矣。）生憎银汉偏如旧，（寅恪案：“银汉”甲辰、乙丑两本，俱作“银漏”，是。若作“银汉”，则与下句“天河”二字，语意重复，不可通。盖“银漏”二字，出王勃《乾元殿颂》“银漏与三辰合运”之典，见蒋清翊《王子安集注》一四。牧斋诗意谓己身此时尚留北京朝参也。）横放天河隔女牛。（寅恪案：范锴《华笑庼杂笔》一“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云：“牧翁丙戌七夕有怀，意中不过怀柳氏，而首二句寄意甚远。”今推梨洲之意，所以深赏此诗者，盖太冲夙精天算之学，而此诗首二句用星宿之典，以指南都倾覆、建州入关之事，甚为切合之故。黄、钱二人关系密切，所言自较金鹤冲附会之说为可信也。详见金氏《钱牧斋先生年谱》“丙戌隆武二年”条。）
及此题后，即接以《丙戌初秋燕市别惠〔世扬〕、房〔可壮〕二老（甲辰、乙丑两本，无“丙戌初秋”四字）（七律）》两诗推之，可知牧斋于顺治三年夏以病乞归，其离北京之时间至早亦在是年七月初旬以后。到达苏州时，当在八月间。若少有滞留，则九月间尚在吴门。此牧斋踪迹之可考见者也。据《陈忠裕公全集》王胜时补撰《年谱（下）》“顺治三年丙戌”条附录中载，王沄《宋辕文选唐五言古诗跋》略云：“丙戌秋师游虎丘，遇吴门朱云子论诗。师归〔富林〕语予。”（寅恪案：云子名隗，长洲人。事迹见同治修《苏州府志》八八本传。《东山酬和集》二选录其《次韵牧斋前七夕诗四首》，颇为不少。鄙意诸诗不甚佳，故第四章未论述之。）此卧子踪迹之可考见者也。然则钱、陈二人，确有于顺治三年丙戌秋间同在苏州之事，而卧子又于此时曾游虎丘，故《题虎丘石上》诗，其作者之为卧子实有可能。复玩诗中辞语，乃属于几社一派。几社高才如李舒章，是时正在北京。宋辕文方干进新朝，其非李、宋所作，不待多论。由是言之，《虎丘诗》纵非卧子本身所作，恐亦是王胜时辈所为而经卧子修改，遂成如此之佳什欤？（寅恪案：王沄《辋川诗钞》六《虞山柳枝词十四首》之九云：“梦到华胥异昔时，觉来犹幸夕阳迟。虎丘石上无名氏，便是虞山有道碑。”自注云：“丙戌钱罢官南归，有无名氏题诗虎丘石上，载诗话中。”可供参证。）鄙陋之见，未敢自信。今日博识君子当有胜解更出王、庄之上者，尚希有以赐教也。
又顾云美《东涧遗老钱公别传》略云：
〔弘光元年〕五月初十辛卯夜，上出狩。北军挟之去。（寅恪案：“之”字指牧斋）以前资浮沉数月，自免归。送公归者，起兵山东被获，因得公手书，并逮公。锒铛三匝，至北乃解归。
寅恪案：送牧斋归者之姓名，顾氏未明言。近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三“钱谦益”条云：
〔顺治〕三年正月，授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明史》副总裁。六月以疾归。是时法令严，朝官无敢谒假者，谦益竟驰驿回籍。归遂牵连淄川谢升案，锒铛北上。传言行贿三十万金，得幸免。贿虽无征，后来谦益与人书，屡言匮乏，贫富先后顿异，未为无因矣。
今检《清史列传》七九《谢升传》（参《清史稿》二四四《金之俊传》附谢升传）云：
〔顺治〕二年正月，升以疾剧，乞假。命太医诊视。二月卒。
据此，谢升病逝时牧斋尚在南京，任弘光帝之礼部尚书。顺治三年牧斋归家后被逮北行，非由谢升所牵累明矣。
又检《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四六三载田雯撰《谢陛墓志铭》略云：
本朝拜原官，征诣京师，以病废辞。癸巳卒于家，年六十六。
牧斋《初学集》一百六《读杜小笺（上）》略云：
今年夏，（寅恪案：“今年”指崇祯六年癸酉。）德州卢户部德水，刻《杜诗胥钞》，属陈司业无盟寄予，俾为其叙。
同书一一《桑林诗集》（原注：“起崇祯十年丁丑三月，尽闰四月。”）《小序》略云：
丁丑春尽，赴急征。渡淮而北。
吾国文学作品中，往往有三生之说。钱柳之因缘，其合于三生之说，自无待论。但鄙意钱柳之因缘，更别有三死之说焉。所谓三死者，第一死为明南都倾覆，河东君劝牧斋死，而牧斋不能死。第二死为牧斋遭黄毓祺案，几濒于死，而河东君使之脱死。第三死为牧斋既病死，而河东君不久即从之而死是也。此三死中，第一死前已论述之，兹仅言第二死。寅恪草此稿有两困难问题。一为惠香公案，第四章曾考辨之矣。一为黄毓祺之狱，即所谓第二死。今稍详述此案发生年月之问题，并略陈牧斋所以得脱第二死之假设，以俟读者之教正。
顾苓《河东君传》云：
寅恪案：牧斋为黄毓祺案所牵涉，被逮至金陵。其年月问题，依云美此传之记载，与牧斋所自言者符合。实则顾氏即据牧斋原诗之序，非别有独立不同之资料。故此传此节，亦可视为牧斋本人自述之复写，其价值不大也。今就所见官私两方资料，初不易定其是非，辨其真伪。后详检此案文件，终获得一最有力之证据，始恍然知清代官书未必尽可信赖。但因述及此案诸书中，颇多与官书相合，故亦择录数条，以便与牧斋己身及其友朋并他人之记载互相参校也。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三八略云：
顺治五年戊子夏四月丙寅朔。辛卯，凤阳巡抚陈之龙奏：“自金逆〔声桓〕之叛，沿海一带，与舟山之寇，止隔一水，故密差中军各将稽察奸细，擒到伪总督黄毓祺并家人袁五，搜获铜铸伪关防一颗，反诗一本，供出江北窝党薛继周等，江南王觉生、钱谦益、许念元等，见在密咨拿缉。”疏入，得旨：“黄毓祺著正法，其江北窝贼薛继周等，江南逆贼王觉生、钱谦益、许念元等，著马国柱严饬该管官访拿。袁五著一并究拟。”
蒋良骥撰《东华录》六云：
〔顺治五年四月〕凤阳巡抚陈之龙疏奏擒伪总督黄毓祺并家人袁五，搜获铜印一颗，反诗一本。供出江北窝党薛继周等，江南王觉生、钱谦益、许见元等。现在密咨拿缉。得旨，黄毓祺着即正法，其薛继周、王觉生等着严饬该管地方官访拿。袁五一并究拟具奏。
《清史列传》七九《贰臣传（乙）·陈之龙传》云：
〔顺治〕五年，奏擒奸人黄毓祺于通州法宝寺。获伪印及悖逆诗词。原任礼部侍郎钱谦益，曾留毓祺宿，且许助资招兵。诏马国柱严鞫。毓祺死于狱。谦益辨明得释。时，江西镇将金声桓叛，攻陷无为州巢县等处。巡抚潘朝选劾之龙不能御寇，纵兵**掠。得旨降二级调用。
同书八十《逆臣传·金声桓传》略云：
〔顺治〕五年正月，声桓与〔王得仁〕合谋，纠众据南昌叛。诡云明唐王未死，分牒授职，书隆武四年。遣人四出约期举兵。广东提督李成栋叛应之。
同书同卷《李成栋传》略云：
〔顺治〕五年正月，江西叛镇金声桓遗书招成栋。成栋遂拥众反，纳款由榔，迎之入广东。于是广东郡邑皆从叛。
清《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一九附《明桂王二》略云：
顺治五年春正月，总兵金声桓叛，以江西附于桂王由榔。是月二十五日闭城门，部勒全营，围〔巡按御史董〕学成官署，杀之。并及副使成大业。执巡抚章于天于江中，迎故明在籍大学士姜曰广入城，以资号召。遣人奉表由榔。由榔封声桓昌国公，得仁新喻侯。得仁统兵陷九江，扬言将窥江宁。
同书同卷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