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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集》五三《嘉定张君墓志铭》略云：

崇祯六年十二月，嘉定张鸿磐合葬其父母于南翔龚家浜之新阡，泣而乞铭于余曰：“鸿磐之先世自祥符徙松江，国初居南翔。嘉靖中有名任者，起家，官开府，而其从弟以军功授陉阳驿丞，以卑官自著称者，吾祖也。”

《南翔镇志》一二《轶事门》云：

张征君〔鸿磐〕书法妙天下。在本邑方驾娄〔坚〕、李〔流芳〕。真迹流布，人多藏弆，而其精神团结，最为遵劲者，则云翔寺楹间两联。尝有客过之，瞻仰良久曰：“此颜鲁公得意之笔也。”翌日又视之，曰：“笔力更过鲁公矣。”抠衣再拜，低徊不能去。此客不知何如人，意必具法眼藏者。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十《第宅园亭门》“张中丞任宅”条云：

一在南翔镇南街。堂曰“承庆”“嘉庆”“具庆”。任曾祖清建。一在城隍祠东，任官知府时筑。

同书同卷同门“檀园”条云：

南翔金黄桥南，举人李流芳辟。有泡庵、萝壑、剑蜕斋、慎娱室、次醉阁、翏翏亭、春雨廊、山雨楼、宝尊堂、芙蓉畔。

同书同卷同门“猗园”条略云：

南翔镇，通判闵士籍辟。位置树石，出朱三松手。后归李宜之。中有丰乐亭，合祠檀园（李流芳）、缁仲（李宜之）、子石（张鸿磐）三先生。

同书同卷同门“三老园”条云：

南翔镇，赠公李文邦辟。以枫、柏、桂为三老。曾孙宜之作《三园记》。三园者，三老园及檀园、猗园也。

同书一九《文学门·李流芳传》略云：

李流芳，字茂宰，一字长蘅。伯兄元芳，字茂初，诸生。工七言长句。卒年七十余（并可参《列朝诗集》丁一三《李先辈流芳小传》所附元芳事迹）。仲兄名芳，字茂材。幼负异材，顷刻千言，宏丽无比。万历壬辰进士，改庶吉士，卒年二十九。流芳万历丙午举人，画得董、巨神髓，纵横酣适，自饶真趣。书法奇伟，一扫寻丈，结构自极谨严。诗文雍容典雅，至性溢楮墨间。崇祯己巳卒，年五十五。论者谓四先生诗文书画，照映海内，要皆经明行修，学有根柢，而唐〔时升〕以文掩，娄〔坚〕以书掩，程〔嘉燧〕以诗掩，李〔长蘅〕以画掩云。

同书同卷同门《李宜之传》略云：

李宜之，字缁仲，诸生，居南翔，庶常名芳子。三岁孤。长负异才，博综今古。遭变，家破子歼。（寅恪案：同书三二《轶事门》略云：“甲申六月逆奴变起。南翔李氏罹其祸。”《传》文所谓“遭变”即指此。）时宜之客金陵，归寓侯氏东园。世祖曾于海淀览其参定《秣陵春》曲。问寓园主人何姓名。祭酒吴伟业以嘉定生员李宜之对，而宜之已前卒。（寅恪案：今武进董氏所刊《梅村家藏稿》后附《梅村先生乐府三种》。其中《秣陵春》题灌园主人编次，寓园居士参定。）

《有学集》二十《李缁仲诗序》略云：

缁仲故多风人之致，青楼红粉，未免作有情痴。孟阳每呵余：“缁仲以父兄事兄，而兄不以子弟畜缁仲，狭邪冶游，不少沮止，顾洋洋有喜色者，何也？”余曰：“不然。伶玄不云乎，**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今孟阳仙游十年所，余年逾七十，缁仲亦冉冉老矣。余衰晚病废，刳心禅诵。见缁仲近刻，为之戚戚心动，追思与孟阳绪言，因牵连书其后。

《嘉定县志》一八《孝义门·李杭之传》略云：

李杭之，字僧筏。举人流芳子。诗文书画有父风。性放旷，甫强仕即弃诸生，放浪山水间。乙酉死难。

寅恪案：前论《朝云诗八首》，以诗中女主人寓居处所，先后有所不同，故可分为两组。兹请略考第一组，即前五首，河东君于崇祯七年暮春至初秋寓居嘉定之处所。依通常惯例言之，以河东君在当日社会之身份，寄居一地，与当地诸名士游宴，自宜暂寓别墅名园，如杭州汪氏之横山别墅、嘉兴吴氏之勺园，皆足为例证。至若崇祯十三年庚辰仲冬至常熟，访牧斋于半野堂，先留居舟中而不寓拂水山庄，后迳移入牧斋常熟城中之住宅，与前此不同者，则因此次实为其最后归宿之举动，未可拘平日常例以相比拟也。由是言之，河东君崇祯七年暮春至初秋之时间，其游嘉定，当寄居某一别墅名园无疑。据《朝云诗》第五首第一句云“城晚舟回一水香”，及第七、八两句云“谁能载妓随波去，长醉佳人锦瑟傍”，则河东君当时必寓嘉定城外某别墅名园。又据《朝云诗》第二首前四句云“城头片雨浥朝霞，一径茅堂四面花。十日西园无忌约，千金南曲莫愁家”，则河东君当时所居之别墅名园与城头之地极近。今就《嘉定县志》所载当日士大夫之别墅名园，其与城头相近者，仅有张公绍之嘉隐园及张鲁生之薖园。若张实甫之张氏园，虽屡见于《松圆浪淘集》中，如“涉江一”《同张二丈、唐兄饮张氏园》及“蓬户四”《秋晚同张二丈、唐四兄步屧城南张氏园》等，然《县志》止言在“南门外西南”，是否距城头甚近，未敢臆断，兹姑不论。若南翔镇，亦多名园别墅，如李长蘅之檀园等，但南翔去城头三里，似距离稍远。孟阳赋诗不宜泛指，且此次与河东君游宴酬酢诸名士中，有长蘅之长兄茂初，即元芳。当时檀园李氏少年，如僧筏即杭之，及缁仲即宜之等，俱是风流文采，好事之徒。然皆茂初之侄，倘河东君此时若寄寓檀园者，恐与白头之老伯父及唐、程诸老世丈互有所不便，观牧斋《序缁仲诗集》引孟阳呵责之语，足证缁仲兄弟必未参预河东君嘉定游宴酬唱之会。至牧斋之不阻止缁仲为狭邪之游，且洋洋有喜色者，当指缁仲其他与河东君无涉之狭邪游宴，否则牧斋必不致洋洋有喜色，而转为郁郁有忧色矣。一笑！由是言之，河东君此次所居当非南翔之檀园，可以推知。其与城头甚近，即在鹤槎山傍之园亭仅有张公绍之嘉隐园及张鲁生之薖园两处，嘉隐园何时所辟，《嘉定县志》及《南翔镇志》未详载，假定崇祯七年以前公绍已有此园。据《嘉定县志·张景韶传》仅载公绍“崇祯〔六年〕癸酉以公事牵连下狱。久之，放还”，未详言其何时由北京返嘉定。检松圆此时著作与河东君游宴唱酬诸人中，并无公绍在内，恐其时公绍尚留京未返。其子抚五固少为名流所重，考崇祯七年，其年仅十六岁，即使未随父至京，可暂代其父为园主人，然方值家难，若留当日之名姝于其寓园居住而非偶一游览者，则为事理所不可，舆论所不容也。职是之故，依递减方法，则舍张鲁生之邁园外，别无适合此时河东君寄寓之别墅名园。据《嘉定县志》所载，薖园在鹤槎山西。鹤槎山在南翔北三里，南翔在县治南二十四里，城头在县南二十里。综合计之，则鹤槎山即在薖园近旁，距县治南二十一里，城头距县南二十里。两处实相连接。松圆“城头”之句所指为“薖园”，此无可致疑者也。《朝云诗》第二首第一联即用《才调集》三韦庄《忆昔》诗：“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其易“南国”为“南曲”者，乃参用《李娃传》及《北里志》之文（见俞正燮《癸巳存稿》一四“李娃传”条）。盖河东君此时所居之薖园，位于嘉定之城南故也。韦端己“西园公子名无忌”之句，本综合《史记》七九《范雎传》及《文选》二十曹子建《公宴》诗，而以战国四公子中之信陵君魏无忌，代平原君赵胜与“莫愁”为对文，词人用典固可不拘，至松圆诗中之“无忌”，果指何人，虽未能确言，然当是张鲁生、张子石辈。两张似不与公子之称适合，但张公子之称，自《汉书·外戚传·赵孝成皇后传》以来，诗人往往用以目张姓。且据松圆《过张子石留宿诗》以“风流皤腹客”，即以“形模弥勒一布袋”之张耒目子石。（见《山谷内集》一四《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八。任《注》云：“〔张〕文潜素肥，晚益甚。《传灯录》：明州布袋和尚，形裁腲脮，蹙额皤腹，盖弥勒化身也。”又，庄季裕《鸡肋编》中“昔四明有异僧”条云“张耒文潜学士，人谓其状貌与僧相肖”，陈无己诗止云“张侯便便腹如鼓”，至鲁直遂云“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可互参。）盖约松圆“出饮空床动涉旬”之人（见《朝云诗》第一首第八句），即此张姓。然则鲁生、子石辈是否合称“公子”，又可不必过泥也。读者倘取松圆所作崇祯七年首夏《过鲁生家》诗与崇祯十二年四月《再过鲁生薖园》诗相参较，则前诗之“同上小航重笑语”句，与后诗之“小艇渔湾浑昔梦”句有关，自不待言。《朝云诗》第四首第六句“助情弦管斗玲珑”，又可印证后诗之“空梁歌馆半成墟”句。《朝云诗》第二首第七、第八两句“拣得露芽纤手瀹，悬知爱酒不嫌茶”及第四首第五句“送喜觥船飞凿落”等语，复与后诗“他日村酤不须设，只尝林果摘园蔬”两句互相钩牵。松圆后一诗作于匆匆五年之后，旧侣重来，同一节候，同一园林，而世事顿殊，人去馆空，其惆怅之情溢于词表，益可据此推知河东君于崇祯七年暮春至首夏，实寄寓张鲁生之薖园无疑也。又薖园即在鹤槎山近旁，此山即韩蕲王所筑烽墩遗迹。河东君之游嘉定，寄寓其地，殊不偶然。盖其平生雅好谈兵，以梁红玉自比。吊古思今，感伤身世，当日之情怀，吾人尤可想象得知也。此次游疁，所与酬酢之胜流中，似唯有唐叔达一叟，尚可共论兵事。孟阳少年时曾一度学“一人敌”之剑未成（见《列朝诗集》丁一三《松圆诗老程嘉燧小传》），自不能与精通“万人敌”之兵法如“真安国夫人”之河东君及“假赞皇太尉”之唐处士相颉颃。至其余“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及“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之诸老（见《杜工部集》十《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第一、第二两首），虽多精于诗文、音乐、字画，但当唐四翁“酒酣耳热，捋须大言，决胜千里之外”之时，此辈未必敢置一喙。其能相与上下议论者，亦恐舍河东君外别无他客矣。后来河东君与牧斋共访梁、韩遗迹事，俟于第四章详述之，兹暂不论。

崇祯七年暮春至首夏之时间，河东君游嘉定之地及往来酬酢之人既已约略考定，兹再移录《朝云诗》前五首全文，并分别论证之。盖此五首所赋咏者，即河东君在此时间之本事也。

程孟阳《耦耕堂存稿》诗中《朝云诗八首》，其一云：

买断铅红为送春，殷勤料理白头人。蔷薇开遍东山下，芍药携将南浦津。香泽暗霏罗袂解，（《列朝诗集》“霏”作“菲”。）歌梁声揭翠眉颦。颠狂真被寻花恼，出饮空床动涉旬。

寅恪案：松圆赋《朝云诗》，与杜少陵《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见《杜工部集》一二）关系至为密切。读者取《杜集》参之自见，不须征引原诗于此也。松圆所用杜句甚多，颇有生吞活剥之嫌，其所最注意之辞语为《朝云诗八首》之主旨者，即杜诗原题中“寻花”二字。松圆《耦耕堂集自序》云：

〔崇祯七年〕甲戌冬，余展闵氏妹墓于京口五州山下，过江还，则已逼除，因感老成之无几相见，遂留此，日夕与唐兄寻花问柳东邻西圃，如是者二年，而唐兄亦仙去。（前已引，今重录。）

孟阳虽云崇祯七年冬展闵氏妹墓后，感老成之无几相见，因留居嘉定与叔达诸叟日夕游宴，固有部分理由。窃疑河东君于崇祯七年暮春至初秋之时间来游嘉定，程、唐诸老颠狂倾倒，一至于此，临别时必与河东君预定重游练川之约。后来河东君于崇祯九年丙子正月初至二月末，再作嘉定之游，即践其前此之宿诺者也。前论《朝云诗八首》实完成于七年冬间。故松圆此时，怀人感事之愁思必更加甚，遂决意留疁，希望得与新相知重相见，岂仅为老成如叔达辈之无几相见而已哉？《耦耕堂存稿》诗中《〔崇祯七年〕四月二日过鲁生家作》前一题为《春晖园灯下看牡丹即事》。检《才调集》一白居易《秦中吟·牡丹》一题，《白氏文集》二作《买花》，此诗首句“买断铅红”之语，必与春晖堂看牡丹事有思想之联系。时既春尽，人间花事已了，而天上仙葩忽来，春光犹在，故言“为送春”也。少陵《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二云，“未须料理白头人”，松圆易“未须”为“殷勤”，固是反其意，但亦道其实。盖杜公之寻花，不过偶然漫兴，优游闲适，而程、唐、李诸老则奔走酬酢，力尽精疲。此辈白头人之需殷勤料理，自与杜公迥异也。此诗第一联上句，其古典为李太白《忆东山二首》之一“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见《分类补注李白诗》三三）。其今典则“蔷薇”乃四五月开放之花（见《本草纲目》一八上《草部》“营实墙薇”条）。“东山”谓鹤槎山，盖薖园在鹤槎山西，据薖园之方位言之，此山可称“东山”。且暗用谢安石东山妓之故事及李翰林诗语，下句之“芍药”，自用《诗经·郑风·溱洧篇》“赠之以芍药”之语，“南浦”乃指槎溪，即“上槎、中槎、下槎三浦”，以其在嘉定城南之故，且兼用王子安《滕王阁》诗“画栋朝飞南浦云”及《楚辞·九歌·河伯》“送美人兮南浦”之出典，暗寓“朝云”及“美人”之辞，以此两者，皆河东君之字与号也。第二联上句用《史记》一二六《滑稽传·淳于髡传》，其文云：

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

松圆易“罗襦襟解，微闻芗泽”之“襟”为“袂”，盖《广韵·侵韵》“襟”字下云：“袍襦前袂。”“襟”为平声，“袂”为去声，松圆易平为去，所以协音调也。又，松圆用《太史公书》此《传》之典，其“男女同席，履舄交错”等语，固是当时实况之描写，然“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则松圆于此大有野心，独不畏唐、李诸老之见妒耶？夫河东君以妙龄之交际名花来游嘉定，其特垂青眼于此穷老之山人，必非有所眷恋，自不待言。但使之“颠狂真被寻花恼，出饮空床动涉旬”者，当亦别有其故。《列朝诗集》丁一三《松圆诗老程嘉燧小传》云：

谙晓音律，分刌合度，老师歌叟，一曲动人，灯残月落，必传其点拍而后已。善画山水，兼工写生，酒阑歌罢，兴酣落笔，尺蹄便面，笔墨飞动。

及《嘉定县志》二十《侨寓门·程嘉燧传》略云：

善画山水，笔墨飞动。书法清劲拔俗，时复散朗生姿。

然则河东君于歌曲点拍，必就孟阳，有所承受。至其书法，顾云美《河东君传》虽云为陈卧子所教，然卧子笔迹，寅恪未见，无从证实。河东君“楷法瘦劲”（见《耦耕堂存稿》诗下《次牧老韵，再赠河东君。用柳原韵》诗孟阳自注），是否更受松圆作书“清劲拔俗，时复散朗生姿”之影响，以无确据，亦未敢臆断也。

其二云：

城头片雨浥朝霞，一径茅堂四面花。十日西园无忌约，千金南曲莫愁家。林藏红药香留蝶，门对垂杨暮洗鸦。拣得露芽纤手瀹，悬知爱酒不嫌茶。

寅恪案：此诗前四句，上已论证，兹不复赘。后四句“垂杨”之“杨”及“爱酒”之“爱”，是否暗指河东君姓名而言，姑不必考辨，唯七、八两句则应是当时当地之本事也。《本草纲目》三六“山茶”条云：“〔李〕时珍曰：其叶类茗，又可作饮，故得茶名。”又引《格古论》云：“花有数种，宝珠者，花簇如珠，最胜。”及周宪王《救荒本草》云：“山茶嫩叶煠熟水淘可食，亦可蒸晒作饮。”可与前引《嘉定县志》“薖园”条云“宝珠山茶，百余年物”互相参证。斯尤足为河东君此次游嘉定寄寓薖园之确据，并得借是窥见当日河东君之闲情逸致矣。至河东君爱酒一端，详见前论卧子《集杨姬馆中诗》，于此可不具论。

其三云：

林风却立小楼边，红烛邀迎暮雨前。潦倒玉山人似月，低迷金缕黛如烟。欢心酒面元相合，笑靥歌颦各自怜。数日共寻花底约，晓霞初旭看新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