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02（第2页）
则此拾得绛云楼、半野堂焚毁后残书之老媪，疑即与窥探半野堂文宴之老妪同是一人。盖此老妇所居之处，当在半野堂、绛云楼之近旁，故可被人利用侦察半野堂之情况。后来堂、楼俱毁于火，遂亦时时周行巡视，拨寒灰、寻断简于其地欤？至此老妪之立场观点，则非可视为中立者，因此人既号为老妪，当是牧斋夫人陈氏或宠妾王氏之旧人，其在堂外窥看，殆由受命而来侦探，故其所言，必出于当日“陈派”之嗾使。寅恪所以有此推测者，因《牧斋遗事·赵水部杂志四则》之四谓牧斋孙桂哥生之夕，梦见陈夫人所供养之赤脚尼解空至其家。（详见第五章所引。）据此可知陈夫人平日与妖尼来往，殊违背其姑顾氏之家教矣。（见《初学集》七四《请诰命事略》。）然则此妪所谓红袍乌帽之三神，殆指钱氏之祖先而言。《初学集》七四《亡儿寿耇圹志》略云：
其母微也，余妻与王氏更母之。丙寅之三月，缇骑四出，警报日数至，家人环守号泣。儿忽告余曰：“爹勿恐，爹勿恐。明年即朝皇帝矣。”遂为执笏叩头呼万岁状，又曰，“爹所朝非今皇帝，乃新皇帝也。新皇帝好，新皇帝大好。”言之再四。余愕问何以知之，儿曰：“影堂中诸公公冠服列坐楼下，教我为爹言如是。僮应索绹坐槛上，我叱起之。”询之僮应，果然。呜呼，异哉！是年七八月稍解严。明年儿死。凡四月，而先帝登遐。新天子神圣，逆奄殛死，慨然下明诏，恤录死废诸臣。儿之云，若执左券，而儿不得见也。呜呼！儿之言，其有神者告之，如古所谓荧惑散为童谣者耶！其真吾祖吾父冯而仪之，而锡以兆语耶？儿能见亡人，又与謦欬相接，岂其死征耶？儿死于天启丁卯五月十六日。其葬也，以新天子改元崇祯之三月清明日，在夏皋祖茔之旁，其父谦益为书石而纳诸圹。
寅恪案：牧斋作《志》，本借小儿妄语以抒其悲感，文情并茂，自是能手。今详绎《志》文，牧斋实不免迷信之诮。此点可参《初学集》十《崇祯诗集六·仙坛唱和诗十首》，同书四三《泐法师灵异记》，（寅恪案：此事亦涉及金圣叹，颇饶兴趣。可参王应奎《柳南随笔》三“金人瑞”条。）同书八六《石刻?楞严经?缘起》及《有学集》二七《河南府孟津县关圣帝君庙灵感记》等。关于是时江南士大夫名流迷信之风气，限于本文范围，不欲多论。但当日钱氏一家见神见鬼之空气，亦可推见也。
据《明史》六七《舆服志》“文武官冠服”条云：
一品至四品绯袍。
故著红袍之三神，当指牧斋之曾祖、祖及父。但检《初学集》七四《谱牒一》，牧斋于崇祯元年九月为祖父顺时、父世扬请诰命，撰二人事略，而不及其曾祖体仁。盖是时牧斋任职二品之礼部侍郎，依例止可封赠二代也。（见《明史》七二《职官志》。）又检《初学集》七五代其父所作《故叔父山东按察司副使春池府君行状》（原注：“代先大夫。”）云：
府君之先曰我王父，赠奉政大夫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府君讳体仁。
则知牧斋之曾祖体仁止赠五品官（亦见《明史》七二《职官志》），依例著蓝袍而非绯袍（亦见《明史》六七《舆服志》“文武官冠服”条）。是三神之中，应为二红袍一蓝袍。老妪所言，不合事实，颇有可疑。鄙意旧时出身履历，例书曾祖、祖及父三代名字资格。今日世俗习惯犹以“祖宗三代”为言。钱氏家中造谣之老妪不同于治史考据之专家，牵混概括，目牧斋三代祖宗皆著红袍，自是极可能之事。论者不必于此过泥，而以为与明代之朝章国典不合。由是言之，钱氏祀奉祖宗之建筑物内所悬之喜神（见钱大昕《竹汀先生日记钞》一“读宋伯仁梅花喜神谱”条及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一“梅花喜神谱”条）亦俱红袍乌帽衣冠之状。此可与寿耇“影堂中诸公公冠服列坐楼下，教我为爹言如是”之语互相印证也。又刘本沛《虞书》云：
顾太仆书屋甚华美。内有三层楼一座，是太仆赴粤时所建，未经人住。居民每夜见有五神人，金幞红袍，巍峨其上。犯者祸立至。丁卯予僦居五年，读书其上，绝无影响。
寅恪案：刘氏书自识略谓：“弘光乙酉七月十三日清兵南下。茅檐闷坐，无以自遣，偶追闻见，漫笔之书。八月二十四日逋髯刘某识。”可知刘氏僦居顾太仆书屋之丁卯年，乃指天启七年丁卯而言，下距崇祯十三年庚辰河东君过访半野堂之岁，仅十三年。时代甚近，顾宅怪异之事复在虞山发生。然则刘氏所记与牧斋家老妪所言，可谓时同地同。据此更可以推见明末常熟社会迷信状况之一斑矣。当时牧斋家中“反柳派”欲利用牧斋前此迷信之心理散播谣言，假托祖宗显灵，以警戒牧斋不可纳此祸水，免致败家。依情势言，此主谋者当即牧斋夫人陈氏及宠妾王氏。此二人之地位最与河东君不能相容，且又为抚养寿耇之人，更宜出此诡计。其所以不促使最近于崇祯十三年冬至祭祀祖宗之孙爱作第二寿耇，以见神见鬼之言面告牧斋者，其故当因此时孙爱年已十二岁，非如寿耇之幼稚，易于指挥，且其生母朱氏与王氏复有利害之冲突，不立于同一之战线也。牧斋前此受寿耇预言之影响，此时又闻老妪之传说，遂不加诃责禁止，然亦未能解其所言之用意，因姑妄听之，存而不究。至其垂死之年，作诗追记半野堂文宴之事，有“看场神鬼坐人头”之句，借以诋詈其政敌。“神”指温体仁、周延儒等显要，“鬼”指陈汝谦、张汉儒诸浪人。此类神鬼皆常坐于人之头上者也。假使牧斋心中联系老妪、寿耇两人所言，则必不用此类辞句。否则岂非呵骂自身之祖宗耶？牧斋一生思想灵活，此点为“陈派”所深知。其促使老妪传播妄言，盖预料牧斋必能追忆寿耇之语，认为“诸公公”显灵欲令立即斥去“城南之柳”，（此借用谷子敬《吕洞宾三度城南柳》杂剧之名，以剧中柳树精为杨氏子，而河东君初访半野堂时，亦作男子装故也。）实为家门之福。但牧斋此时因沉溺于新相知之乐，如醉如痴，遂一反其平日心理常态，竟不能将此两事前后联合为一观念，斯为“陈派”失败之主因也。黄梨洲乃同情于河东君者，由于未悉此中原委，转谓是后来焚烧绛云楼之火神。殊不知火神固可具红袍乌帽之形状，但何必现此三位一体之作用耶？钱、黄二人通才博学，为世宗仰，竟皆受绐于妒妇老妪，迄今思之，甚为可笑。然则当河东君初访半野堂之时，牧斋家中党派竞争激烈，钩心斗角，无所不用其极。内容实况，今虽不能详知，即据红袍乌帽三神之传说，亦可推见一斑。故不避烦琐之嫌，特辨述之如此。
《东山酬和集》一牧翁《迎春日偕河东君泛舟东郊作》（寅恪案：迎春日之问题，可参前论牧斋《冬至日感述示孙爱》诗节）云：
罨画山城画舫开，春人春日探春来。帘前宿晕犹眠柳，镜里新妆欲笑梅。花信早随簪鬓发，岁华徐逐**舟回。绿尊红烛残年事，传语东风莫漫催。
河东《次韵》云：
珠帘从此不须开，又是兰闺梦景来。画舫欲移先傍柳，游衫才拂已惊梅。东郊金弹行相逐，南陌琼辀度几回。最是新诗如玉琯，春风舞袖一时催。（寅恪案：此首《初学集》未载。）
河东《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寅恪案：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祯十三年庚辰正月十三日立春，十二月廿四日又立春。河东君诗题之《春日》，乃指自十二月立春至除夕间之节候也）云：
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阑。
牧翁《河东春日诗有梦里愁端之句，怜其作憔悴之语，聊广其意》云：
芳颜淑景思漫漫，南国何人更倚阑？已借铅华催曙色，更裁红碧助春盘。早梅半面留残腊，新柳全身耐晓寒。从此风光长九十，莫将花月等闲看。
寅恪案：钱柳二人同在一处时，酬和往复，一日之间，一人所作，往往不止一首，如上录四诗皆属于迎春日者。但《初学集》未载河东君次韵牧斋此日同游东郊之作。又《东山酬和集》一牧斋《新正日偕河东君过拂水山庄，梅花半开，春条乍放，喜而有作》后附河东君次韵诗，《初学集》亦未载。二人不在一处时，诗简来往，互相酬和，亦有仅载一方之作品者，如《东山酬和集》二牧斋《西溪永兴寺看绿萼梅有怀》及《二月十二春分日横山晚归作》，《初学集》皆未载河东君和作。或疑《初学集》为牧斋一人专集，与《东山酬和集》之为诸人酬和诗之选集，两者性质不同，主宾轻重互异，因有著录多少之分别。是说虽亦近理，然鄙意恐不止此。盖河东君为人负气好胜，其与当时名士拈题斗韵，往往超越诸人之上。杜少陵“语不惊人死不休”（见《杜工部集》一一《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七律）》）正同此义。今观《初学集》中所存与牧斋唱和之作，颇多别有意境，非复牧斋所能企及。至其未载者，则属不能与牧斋竞胜之作品。由是而言，《初学集》之未全载河东君诸诗，实出河东君本人有所去取之故。斯固负气好胜而又聪明绝世之人，如河东君者所应有之举措也。兹因比较《东山酬和集》与《初学集》两本繁简异同，略附鄙见如此，以俟通人之教正。
河东君《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一诗，前于第一章、第三章及本章已多述及，今更申论之。其关涉古典者，不必征释，惟就今典言之。河东君此诗与卧子《梦中新柳》诗同用一韵，殊非偶然。盖因当日我闻室之新境，遂忆昔时鸳鸯楼之旧情，感怀身世，所以有“泪漫漫”之语。读此诗者，能通此旨，则以下诸句皆可迎刃而解矣。“此去柳花如梦里”指陈卧子《满庭芳》词“无过是，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之语而言，即谓与轶符之关系。“向来烟月是愁端”指宋让木《秋塘曲》“十二银屏坐玉人，常将烟月号平津”之句而言，即谓与周文岸之关系。“向来”既如是，“此去”从可知。所言之事、所怀之感，乃牧斋所深知者，故云：“河东《春日》诗有‘梦里愁端’之句，怜其作憔悴之语。”遂不得不和韵赋诗，“聊广其意”。否则此二句自表面观之，亦未见其语之甚憔悴而可怜也。“画堂消息何人晓”，指牧斋《初次答其过访半野堂》诗“但似王昌消息好”之句及《永遇乐》词“白玉堂前，鸳鸯六六，谁与王昌说”之语。然其下接以“翠帐容颜独自看”之句，即借用玉谿生《代〔卢家堂内〕应》诗“谁与王昌报消息，尽知三十六鸳鸯”之意。据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上）》引道源《注》，谓三十六鸳鸯纯举雌言之。（寅恪案：冯孟亭不以此说为然。见《玉谿生诗详注》三。）牧斋诗词之意，亦同此解，河东君当亦不异。然则此一联两句连读，意谓己身之苦情，牧斋未必能尽悉，而怀疑其是否果为真知己也。“珍重君家兰桂室”感牧斋相待之厚意，而抱未必能久居之感，若作如是解，则“君家”二字之用意所在，始有著落。“东风取次一凭阑”即用卧子梦中所作“大抵风流人倚栏”之句，并念卧子醒后补成“太觉多情身不定”之句，而自伤卧子当时所言，岂竟为今日身世之预谶耶？夫河东君此诗虽止五十六字，其词藻之佳、结构之密，读者所尽见，不待赘论。至情感之丰富、思想之微婉，则不独为《东山酬和集》中之上乘，即明末文士之诗亦罕有其比。故特标出之，未知当世评泊韵语之耑家，究以鄙说为何如也。
抑更有可论者，河东君此诗题既特标“我闻室”三字，殊有深意。夫河东君脱离周文岸家后，至赋此诗之时，流转吴越将及十年。其间与诸文士相往还，其寓居之所，今可考知者，在松江，则为徐武静之生生庵中南楼，或李舒章之横云山别墅；在嘉定，则为张鲁生之薖园，或李长蘅家之檀园；在杭州，则为汪然明之横山书屋，或谢象三之燕子庄；在嘉兴，则为吴来之之勺园；在苏州，或曾与卞玉京同寓临顿里之拙政园。凡此诸处，皆属别墅性质。盖就河东君当时之社会身份及诸名士家庭情况两方面言之，自应暂寓于别墅，使能避免嫌疑，便利行动。但崇祯庚辰冬日至虞山访牧斋，不寓拂水山庄，而径由舟次直迁牧斋城内家中新建之我闻室，一破其前此与诸文士往来之惯例。由是推之，其具有决心归牧斋无疑，遗嘱中“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之语可以证知。然牧斋家中既有陈夫人及诸妾，又有其他如钱遵王辈，皆为己身之反对派，倘牧斋意志动摇，则既迁入我闻室，已成骑虎之势，若终又舍牧斋他去，岂不贻笑诸女伴，而快宋辕文、谢象三报复之心理耶？故“珍重君家兰桂室”之句与“裁红晕碧泪漫漫”之句互相关涉，诚韩退之所谓“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者，吾人今日犹不忍卒读也。
牧斋既深知河东君“梦里”“愁端”两句所指之事实及心理，因和韵以宽慰之。牧斋此诗宽慰之词旨，实在其后四句。“早梅半面留残腊，新柳全身耐晓寒。”“新柳”乃指卧子《补成梦中新柳诗》之“新柳”，自不待言；“全身耐晓寒”必非泛语。第三章论卧子《蝶恋花·春晓》词“故脱余绵，忍耐寒时节”句，已略及河东君个人耐寒之特性。顾苓《河东君传》云“为人短小，结束俏利”，白牛道者题此《传》云“冬月御单夹衣，双颊作朝霞色，即之，体温然。疑其善玄素也”，皆与耐寒之特性有关。盖河东君为人短小，若衣著太多，则嫌臃肿，不得成俏利之状。既衣著单薄，则体热自易放散，遂使旁人有“即之温然”之异感。此耐寒习惯，亦非坚忍性特强之人不易办。或者河东君当时已如中国旧日之乞丐、欧洲维也纳之妇女，略服砒剂，既可御寒，复可令面颊红润。斯乃极谬妄之假说，姑记于此，以俟当世医药考古学人之善美容术者教正。兹有一事可论者，吾国旧时妇女化妆美容之术，似分外用内服两种。属于外用者，如脂粉及香熏之类，不必多举；属于内服者，如河东君有服砒之可能及薛宝钗服冷香丸（见《石头记》第七及第八两回）即是其例。前引卧子为河东君而作之《长相思》诗云：“别时余香在君袖，香若有情尚依旧。但令君心识故人，（寅恪案：此句用《后汉书·列传》四四《杨震传》“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之语，甚为巧妙，足见卧子文才之一斑。）绮窗何必长相守。”然则河东君之香乃热香，薛宝钗之香乃冷香，冷香犹令宝玉移情，热香更使卧子消魂矣。
又温睿临《南疆逸史（下）·逸士门·张白牛传》略云：
张白牛，失其名，字存壬，钱塘诸生。鼎革后，弃诸生服，避居留下，卖卜自给，足迹不入城。破屋二间，败几缺足，穴壁倚之以读书。貌苍古，乱髯，声如洪钟。日吟诗，经史之外，释道三藏皆诵。冬衣一敝苎衫，服砒霜，问之，则聊以御寒。
寅恪案：白牛道者或即是张白牛，尚俟详考。但张氏冬日服砒霜以御寒，似可证知明季吴越间颇流行服砒御寒之术。且张氏之号与题《河东君传》之白牛道者实相符合，甚可注意也。牧斋“新柳全身耐晓寒”句之意，尚不止摹写河东君身体耐寒之状，实亦兼称誉其遭遇困难坚忍不挠之精神，盖具有两重旨意也。卧子《补成梦中新柳诗》载于《陈李唱和集》，为崇祯六年癸酉早春所作。此诗后一题为《梅花（七律）二首》，当亦是为河东君而作。又《陈忠裕全集》一五《属玉堂集》载卧子于崇祯七年甲戌岁暮所作《早梅》一首云：
垂垂不动早春间，尽日青冥发满山。昨岁相思题朔漠（自注：“去年在幽州也。”），此时留恨在江关。干戈绕地多愁眼，草木当风且破颜。念尔凌寒难独立，莫辞冰雪更追攀。
寅恪案：卧子自注云“去年在幽州也”，盖卧子崇祯六年癸酉岁暮在北京，候次年会试。此时颇多绮句，皆怀念河东君之作，第三章已论及之。此诗之前为《腊日暖甚过舒章园亭观诸艳作并谈游冶二首》，此诗后为《乙亥元日》。然则卧子《早梅》一律，当作于崇祯七年十二月立春之后，除夕之前，正与牧斋崇祯十三年庚辰冬作此诗之时节相应合。卧子诗云：“念尔凌寒难独立，莫辞冰雪更追攀。”牧斋早梅之句及耐寒之语，疑俱与之有关。卧子《陈李唱和集》及《属玉堂集》久已刊布，谅牧斋当日必早见及。故用其《新柳》《早梅》两诗以为今典，不仅写景写物，亦兼言情言事。此非高才不能为之，即有高才而不知实事者，复不能为之也，幸得高才、知实事而能赋咏之矣。然数百年之后，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其旨意者，更复有几人哉？更复有几人哉？“从此风光长九十，莫将花月等闲看。”谓立春至立夏共九十日，皆为阳春，不可等闲放过。汤玉茗云：“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牧斋于此非独取以慰人，并用以自警矣。
抑更有可论者，崇祯十三年庚辰之冬，河东君年二十三，牧斋年五十九，卧子年三十三。依当日社会一般观念，河东君或尚可称盛年，然已稍有美人迟暮之感，卧子正在壮岁，牧斋则垂垂老矣。庚辰后五年为顺治二年乙酉，明南都倾覆，河东君年二十八，牧斋年六十四。河东君虽愿与牧斋同死，而牧斋谢不能。庚辰后六年为顺治三年丙戌，卧子殉国死，年三十九，河东君年二十九。庚辰后八年为顺治五年戊子，牧斋年六十七，河东君年三十一。牧斋以黄毓祺案当死，而河东君救之，使不死。庚辰后二十四年为康熙三年甲辰，牧斋年八十三，河东君年四十七，两人先后同死。由是言之，河东君适牧斋，可死于河东君年二十九或三十一之时，然俱未得死；河东君若适卧子，则年二十九时当与卧子俱死，或亦如救牧斋之例，能使卧子不死，但此为不可知者也。呜呼！因缘之离合，年命之修短，错综变化，匪可前料。属得属失，甚不易言。河东君之才学智侠既已卓越于当时，自可流传于后世，至于修短离合，其得失之间，盖亦末而无足论矣。因恐世俗斤斤于此，故取三人之关于此点者，综合排比之，以供参究。寅恪昔撰《王观堂先生挽诗》云：“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意旨可与论河东君事相证发也。
《东山酬和集》一牧翁《除夕山庄探梅，口占报河东君》云：
数日西山踏早梅，东风昨夜斩新开。停车未许倾杯酒，走马先须报镜台。冷蕊正宜帘阁笑，繁花还仗剪刀催。衫裆携得寒香在，飘瞥从君嗅一回。
牧翁《庚辰除夜偕河东君守岁我闻室中》云：
除夜无如此夜良，合尊促席饯流光。深深帘幕残年火，小小房栊满院香。雪色霏微侵白发，烛花依约恋红妆。知君守岁多佳思，欲进椒花颂几行。
河东《除夕次韵》云：
合尊饯岁羡辰良，绮席罗帷罨曙光。小院围炉如白昼，两人隐几自焚香。萦窗急雪催残漏，照室华灯促艳妆。明日珠帘侵晓卷，鸳鸯罗列已成行。
牧翁《辛巳元日雪后与河东君订春游之约》（寅恪案：《初学集》此题止作《辛巳元日》）云：
新年转自惜年芳，茗碗薰炉殢曲房。雪里白头看鬓发，风前翠袖见容光。官梅一树催人老，宫柳三眠引我狂。西碛蓝舆南浦棹，春来只为两人忙。
河东《元日次韵》云：
蘼芜新叶报芬芳，彩凤和鸾戏紫房。已觉绮窗回淑气，还凭青镜绾流光。参差旅鬓从花妒，错莫春风为柳狂。料理香车并画楫，翻莺度燕信他忙。
牧翁《新正二日偕河东君过拂水山庄，梅花半开，春条乍放，喜而有作》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