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复明运动02（第1页）

第五章复明运动02

李清《三垣笔记（中）》云：

若钱宗伯谦益所纳妓柳隐，则一狎邪耳。闻谦益从上降北，隐留南都，与一私夫乱。谦益子鸣其私夫于官，杖杀之。谦益怒，屏其子不见。语人曰：“当此之时，士大夫尚不能坚节义，况一妇人乎？”闻者莫不掩口而笑。

《虞阳说苑乙编》虞山赵某撰《亭杂记》（参《牧斋遗事》附《赵水部杂记四则》之四）云：

钱受之谦益生一孙。生之夕，梦赤脚尼解空至其家。解空乃谦益妻陈氏平日所供养者。孙生八岁，甚聪慧。忽感时疫，云有许多无头无足人在此。又历历言人姓名。又云：“不是我所作之孽。”谦益云：“皆我之事也。”于中一件为伊父孙爱南京所杀柳氏奸夫陈姓者，余事秘不得闻。其孙七日死。果报之不诬如是。

寅恪案：前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引《柳姬小传》谓河东君轻鄙钱氏宗族姻戚。故告杀郑某或陈某，虽用孙爱之名义，然主持其事者当是陈夫人党遵王之流。至若孙爱，性本怯懦，又为瞿稼轩孙婿，其平日与河东君感情不恶，后来河东君与其女遗嘱有“我死之后，汝事兄嫂如事父母”之语可证。牧斋痛骂孙爱，亦明知其子不过为傀儡，骂傀儡，即所以骂陈夫人党也。牧斋骂孙爱之原书，今不可见。依活埋庵道人所引，则深合希腊之逻辑。蒙叟精于内典，必通佛教因明之学，但于此不立圣言量，尤堪钦服。依《明州野史》茧翁所述，则一扫南宋以来贞节仅限于妇女一方面之谬说。自刘宋山阴公主后，无此合情合理之论。林氏乃极诋牧斋之人，然独许蒙叟此言为平恕，亦可见钱氏之论，实犂然有当于人心也。

关于牧斋顺治三年丙戌自燕京南还，有无名子虎丘石上题诗，涉及陈卧子及河东君一事。兹先移录原诗并庄师洛考证，复略取其他资料参校，存此一重公案，留待后贤抉择。谫陋如寅恪，固未敢多所妄言也。

《陈忠裕全集》一七《七律补遗·题虎丘石上》（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嘲钱牧斋”条云：《或题虎丘生公石上寄赠大宗伯钱牧斋盛京荣归之作》共载诗两首。前一首见下，后一首云：“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寅恪案：此首或非七绝，而是七律之上半，其下半为传者所遗忘耶？俟考）云：

入洛纷纷兴太浓，（谈书“兴太”作“意正”。董含《莼乡赘笔》一“诗讽”条及钮琇《觚剩》一《吴觚（上）》“虎丘题诗”条，“纷纷”俱作“纷纭”。）莼鲈此日又相逢。（诸本皆同。）黑头早已羞江总，（钮书同。“早已”谈书作“已自”，董书作“已是”。）青史何曾用蔡邕。（谈书、董书俱同。钮书“用”作“借”。）昔去幸宽沉白马，（谈书、董书俱同。钮书“幸”作“尚”。）今归应愧卖卢龙。（“归”董书同，谈书、钮书俱作“来”。《陈集》“愧”下注云：“一作悔。”谈书、董书、钮书俱作“悔”。）最怜攀折章台柳，（董书同。钮书“最”作“可”，“攀”作“折”，“折”作“尽”。谈书“章台”作“庭边”。）憔悴西风问阿侬。（“憔悴西”谈书作“撩乱春”，董书作“撩乱秋”，钮书作“日暮东”。“问”谈书、董书俱同，钮书作“怨”。）

《陈集》此诗后附考证云：

〔董含〕《莼乡赘笔》〔一“诗讽”条〕，海虞钱蒙叟为一代文人，然其大节，或多可议，本朝罢官归，有无名氏题诗虎丘以诮之云云。钱见之，不怿者数日。（寅恪案：董含《三冈识略》一“诗讽”条内容全同，其实二者乃一书而异名耳。）

又附案语云：

此诗徐云将〔世祯〕、钮玉樵〔琇〕俱云是黄门作，但细玩诗意，语涉轻薄，绝不类黄门手笔。姑存之，以俟博雅审定。

寅恪案：此诗融会古典今典，辞语工切，意旨深长，殊非通常文士所能为。兹先证释其辞语，然后考辨其作者。但辞语之关于古典者，仅标其出处，不复详引原文。关于今典者，则略征旧籍涉及诗中所指者，以证实之。此诗既绾纽柳、钱、陈三人之离合，而此三人乃本文之中心人物，故依前论释卧子《满庭芳》词之例，校勘诸本文字异同，附注句下，以便抉择。若读者讥为过于烦琐，亦不敢逃罪也。《虎丘诗》第一句，其古典出《文选》二六，陆士衡《赴洛诗二首》及《赴洛道中作二首》并《晋书》五四《陆机传》及九二《张翰传》等。今典则明南都倾覆，弘光朝士如王觉斯、钱牧斋之流皆随例北迁。“兴太浓”三字，指他人或可，加之牧斋恐未必切当。观牧斋后来留燕京甚短，即托病南归可以推知也。

《虎丘诗》第二句，其古典亦出《晋书·张翰传》，世所习知。今典则《清史列传》七九《贰臣传·钱谦益传》云：

顺治二年五月，豫亲王多铎定江南，谦益迎降，寻至京候用。三年正月，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六月，以疾乞假，得旨，驰驿回籍，令巡抚视其疾痊具奏。（可参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廿九日《中央时事周报》第六卷第二十期黄秋岳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论太后下嫁”条。寅恪案：清初入关，只认崇祯为正统，而以福王为偏藩，故汉人官衔皆以崇祯时为标准。黄氏所引证虽多，似未达此点。）

及《东华录》二云：

顺治三年六月甲辰，秘书院学士钱谦益乞回籍养病，许之，仍赐驰驿。

牧斋此次南归，清廷颇加优礼，既令巡抚视其疾痊具奏，则还家时必经苏州见当日之巡抚。此时江宁巡抚为土国宝。牧斋留滞吴门，或偶游虎丘，亦极可能。检《牧斋外集》一载《赠土开府诞日（七律）三首》，诗颇不佳，或是门客代作。其第一首第六句“爱日催开雪后梅”、第二首第七句“为报悬弧春正永”，可知国宝生日在春初。第三首第一句“两年节钺惠吾吴”，据《清史稿》二百七《疆臣年表五·各省巡抚》“江宁”栏云：

顺治二年乙酉。土国宝七月乙卯巡抚江宁。

三年丙戌。土国宝。

四年丁亥。土国宝二月丁酉降。三月己未周伯达巡抚江宁。刘今尹署。

五年戊子。周伯达闰四月甲寅卒。五月壬午土国宝巡抚江宁。

六年己丑。土国宝。

七年庚寅。土国宝。

八年辛卯。土国宝十月丙辰罢，十二月丁巳自缢。丁卯周国佐巡抚江宁。

乾隆修《江南通志》二百五《职官志·文职门》云：

张文衡，通省按察使司，开平卫人。廪生，顺治四年任。

土国宝，通省按察使司，大同人，顺治四年任。

夏一鹗，通省按察使司，正蓝旗人。生员，顺治五年任。

牧斋诗既作于春初，其“两年”之语，若从顺治二年算起，则有两可能。一为自二年七月至三年春初。二为自二年七月至四年春初。前者之时期，应是牧斋尚留北京寄赠此诗。后者之时期，即牧斋乞病还家不久所作。或牧斋过苏时赠诗预祝生日，亦有可能。观此诗题，既曰“赠”，又曰“诞日”，岂此诗具有贽见及上寿之两用欤？无论如何，牧斋此际必与土氏相往来，可以推知也。

《虎丘诗》第三句，其古典出《杜工部集》十《晚行口号》诗“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并《陈书》二七及《南史》三六《江总传》。今典则略须考释，盖牧斋由北京还家，除应会试丁父忧不计外，前后共有四次。第一次在天启五年乙丑，以忤阉党还家，时年四十四。第二次在崇祯二年己巳，以阁讼终结归里，时年四十八。第三次在崇祯十一年戊寅，因张汉儒诬告案昭雪，被释放还，时年五十七。（寅恪案：潘景郑君辑《绛云楼题跋》引张大镛《自怡悦斋书画录》所载《祝枝山书格古论卷》一则。其文有“岁戊寅，漫游广陵”及“时三月既望，漏下二刻，剪烛为之记”等语。殊不知牧斋此时尚在北京刑部狱中，何能具分身法，忽游扬州耶？其为伪撰，不待详辨也。）第四次在顺治三年丙戌，降清北迁后，乞病回籍，时年六十五。即《虎丘题诗》之岁也（可参葛万里、金鹤冲所撰牧斋两《年谱》）。由是言之，《虎丘诗》此句所指，若释为第一次或第二次，则牧斋年未及五十，“黑头”句欠妥。若释为第三次或第四次，则“早已”二字亦不切。殆此诗作者，未详知牧斋四次还家之年龄所致耶？倘从董氏书所载，作“已是”，固无语病，但以诗论，似不及作“早已”较有意趣，斯亦不必拘泥过甚也。

《虎丘诗》第四句，其古典出《后汉书·列传》五十下《蔡邕传》。伯喈博学好辞章，正定六经文字，为一代儒宗，以忤阉宦，谪戍亡命。后为董卓识拔，以伤痛卓死之故，为王允收付廷尉治罪。请免死，续成汉史，终不见许，死于狱中。此与牧斋之“学贯天人”，为“当代文章伯”，早年已成《太祖实录辨证》五卷，以见恶于魏忠贤党罢官，后由马士英之推荐起用。前后情事约略相似，殊非泛用典故也。其今典则《国榷》一百四载：“弘光元年乙酉二月壬申南京礼部尚书钱谦益求退居修国史，即家开局。不许。”（可参李清《三垣笔记（下）》“钱宗伯谦益博览群书”条及上引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辞》等。）及《清史列传》七九《贰臣传·钱谦益传》载：“顺治三年正月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此为牧斋于明末清初两次欲修史，而未能成就之事实也。关于牧斋有志修史之材料颇多，如《有学集》一四《启祯野乘序》引黄石斋临死之言：“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参同书四七《题程穆倩》卷“漳海毕命日，犹语所知，虞山不死，国史未死也”之语）可见牧斋自负之一斑，其他不烦广征。

《虎丘诗》第五句，其古典出《新唐书》一四十《裴遵传》附枢传。其今典则牧斋为明末清流，但幸免于上所论首三次之祸也。

《虎丘诗》第六句，其古典出《三国志·魏志》一一《田畴传》。其今典则指此次牧斋南还过苏州之事也。鄙意此句钮书“归”作“来”，疑较近真。盖前引《东山酬和集》河东君《我闻室呈牧翁》诗有“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一联。河东君为几社女社员，其早岁赋诗，多受松江派之影响。此《虎丘诗》是否出自大樽，虽待考实，然观其辞句，如“昔去”“今来”一聊，必为云间几社流辈之作品，似无可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