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崖海须臾事（第2页）
一天，太祖向谋臣赵普提出了两个问题：唐末以来，数十年间，为什么走马灯似的换了八姓十三个君主，争战无休无止？有什么办法能够从此息天下之兵、建长久之业？这里充分反映出赵匡胤积怀已久的心迹。应该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虑如何避免宋王朝继五代之后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如何永保赵氏家族万世一系的问题。
赵普的答复是：问题的核心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太祖又问：那么，有何根治的办法？答曰：只有夺他们的权，收他们的兵，控制他们的钱谷。这样，天下自然就会安定了。宋太祖连声说，我懂了，我全明白了。原来，君臣二人的想法完全一致。
宋太祖从自己据有天下的事实，看到手握重兵的人的极端可怕。就是说，异己的军事力量，可以对政治起支配作用，是对既得政权的最大威胁。因此，对于身边一些共同举事的军界首脑，产生了强烈的疑忌心理，不能不时刻加以防范。于是，趁慕容延钊与韩令坤二人出外巡边、回京朝见的机会，首先解除了他们禁军主帅的兵权，安排到外地当节度使；并且，此后不再设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一职。
而禁军将领石守信等有拥立之功，不好下令罢免，便实行了第二步棋：四个月后，利用晚朝机会，请这些禁军宿将宴饮，酒酣耳热之际，屏退左右侍从，太祖显得十分亲热地说：如果没有众卿的拥戴，我是不会有今天的。然而，众卿又怎能知道，做皇帝也实在是太艰难了，远远赶不上做个节度使那样舒服，一天到晚都不能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听了，赶忙叩问缘由。他便接上说：我是担心天下坐不安稳啊。皇帝的位置，人们都争着坐。虽然你们没有异心，然而部下总是希图富贵，一旦有人也以黄袍加身，你们想要不干，能办得到吗？
一席绵里藏针的话语，使这些将领觉察到自己已经深受疑忌，弄得不好将要招致杀身之祸。于是，纷纷泣谢叩头，要求太祖指出一条“可生之途”。宋太祖就势开导说，人生一世，犹如白驹过隙，所以那些期望富贵的人，都想广积货财，多享快乐，使子孙免受困乏，常保康宁。你们这一辈子也够辛苦的了，不如交出兵权，前去地方任职，多买些良田美宅、歌姬舞女，日夕欢宴，以乐天年。我还要同众卿结为姻亲，君臣之间永无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美好吗？
大家见皇上说得如此直白，便连连谢恩。第二天，石守信等人便都上表称病，请求免去掌管禁军的职务，到地方当节度使，太祖欣然同意。事后，为了兑现酒席上的承诺，安抚这些失去兵权的禁军统帅，太祖也真的将一妹二女同他们结了姻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四
在解除武将兵权的同时，宋太祖又起用一批文臣担任知州职务，并在各州设置通判，使其权力与知州相等，以分散地方长官权限，避免出现个人专权的弊端。地方上的军事、民政、财赋、司法权限，全部收归中央管辖。在中央，对宰相实行分化事权，相互制约的办法，把军事行政权分出，划给枢密院；国家财政和地方贡赋划给三司。这样，宰相便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执政的群体，包括参知政事、枢密使、副使、三司使等十来个人。任何一个相职都不能独断军政大事，最后全都听命于皇帝。
对军队更是严加控制。军权一分为三，“三衙”负责日常管理、训练，枢密院负责调动、发兵，最高指挥权归于皇帝。禁军之外，还有厢军，其中精锐部分，全部收人禁军，厢军不再参加训练，就根本不具备战斗力了。针对这一举措，司马光评论说，这样一来，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虚弱，远不是京师的对手，自然谁也不敢再有异心，只能服服帖帖，唯命是从。
为了防止将领出外作战不受君命约束的情况发生，宋太宗更进一步实行“将从中御”的对策，每次出征，皇帝都要亲授事先拟好的“阵图”，大自战略布局，小至部伍行止，都不得擅自改变；同时，派遣宦官监军。结果，就像叶适所言：“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
宋初立国伊始，即大力提倡封建道德，崇尚礼义，声称“以孝治天下”，把孝经列为群经之首，作为宗室子弟和民众的必读书，目的在于杜绝犯上作乱。注重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价，宋朝统治者之所以猛烈抨击唐太宗“杀兄篡位”，骂他“为子不孝，为弟不悌，悖天理，灭人伦”，也无非是为了防止“玄武门之变”重演。有人也许会问：那么，赵匡胤为什么不提倡“忠君报国”呢？道理很简单，他自己得天下的路子就不正，若是强调“忠君”，他总觉得有些嘴短。
为了赵氏王朝的万世一系，赵匡胤、赵光义，这对开基创业的难兄难弟，真可谓呕心沥血，“机关算尽”。可是，历史的发展常常是动机与效果大相径庭，许多事情都不是始料所及的。秦始皇唯恐诗书乱政，儒生造反，实行焚书坑儒、毁灭文化的绝招，可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晚年，太史占卜，谓“女主当昌”，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于是，太宗对疑似的人严加查治。默想武卫将军李君羡，小字五娘，且他著籍武安，又封为武连县公，处处带着“武”字，莫非应在此人身上？遂调他出外，任为华州刺史，后有御史弹劾他谋为不轨，干脆下诏活活处死。可是，太宗竟没有想到，娇滴滴的武媚娘就在身旁，最后还是“祸起肃墙”。
宋太祖同样也没有料到，像当年后周的符太后领着刚刚七岁的周恭帝仓皇辞位一样，三百多年以后，赵氏王朝的寡妇孤儿一谢太后和恰好也是七岁的宋恭宗，不得不逊位于元世祖忽必烈，亦步亦趋地重复了前朝亡国败降的命运。元代诗人有这样两首七绝：
书事
刘因
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旌旗。
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
宋太祖
北客
忆昔陈桥兵变时，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
诗出两人之手，内容却不谋而合，都是讥刺宋太祖赵匡胤的。元将伯颜也曾对南宋的降臣说：“汝国得天下于小儿，亦失于小儿，其道如此，尚何多言！”历史上的惊人的相似之处，确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五
走进原为北宋都城汴梁的开封市区，空间没有跨出多远，时间却仿佛越过了千年，真有那种“一步走进历史，转眼似成古人”的感觉。历史风烟在胸中掠过，那沉埋于地下的万种喧嚣与百代繁华，已经无声无息，无影无踪。而生者自生，死者自死，人生舞台上还在上演着各色的悲喜剧，生命也就同时间一样，在文字传承和现实记忆中彼此衔接着，而成为一页页的历史。
整个古城，简直就是一座充满历史回声的博物馆，古色古香，典雅凝重，这在中国七大古都中是独一无二的。闲步街头，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或者听到一些熟悉的名字，天波杨府、包公南衙、大相国寺……可以说，每一条街巷都深藏着一段生动的史实，每一处古建遗址都埋伏下许多迷人的故事。
我以为，一个朝代给予人们的印象是深刻的抑或是淡漠的，未必和这个朝代的历时久暂成正比例，往往同当时事件的密集度、人物的知名度以及后世民众的关切度紧相联系。比如，三国时期不过几十年，可是人们却觉得绵绵无尽，为时久远，就因为斗争风起云涌，矛盾层见错出，豪杰、奸雄、智者、高人应有尽有，好戏连台，沸沸扬扬，异常热闹。宋代属于又一种情况。由于《杨家将》《包公案》《说岳全传》等大众文学流传广远，深人人心，在人们印象中，宋代尽多忠臣良将、义士英杰，一派河清海晏、四境承平的景象。其实并非如此。
中国封建社会，到了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巅峰，但已开始走下坡路。就帝王的才略来说，除了宋太祖之外，也并没有哪个是真正大有作为的。走笔至此，我倒想起一则轶事：宋初，华山道士陈抟乘白骡人汴州，途中听说赵匡胤登基做了皇帝，高兴至极，竟忘乎所以，以致从骡背上滚了下来。他说：“天下于是定矣！”还有一位自号“安乐先生”的道学家邵尧夫，写过一首《插花吟》，有句云：“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都属过甚其词。
实际上，当时的形势远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乐观。北宋刚取得政权时，其统治区域只限于黄、淮流域，主要是中原一带。当时，北有契丹、北汉，虎视眈眈；西有西夏，日夕图谋东进；西南有后蜀，坐险自大；南有吴越、南汉、南唐，占据着重要经济地区，割据称雄。太祖、太宗两朝，整整用了二十年时间，才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尔后，太宗七年间两度征辽，都惨遭失败，不得不完全采取守势。到了第三代皇帝宋真宗时，辽军大举南下，直抵汴州以北的澶州，宋廷惊恐万状，甚至拟议迁都，最后与辽国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后期又面临着金人的大举人侵。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这不必说了；终北宋之世，尽管没有发生过大的内乱，但外患频仍，兵连祸结，却是公认的事实。
六
宋朝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兼为古代中国修文之高峰与武备之谷底。这和立国以来一直奉行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统治政策有直接关系。说到“轻武”，有人也许不以为然。因为在太祖、太宗眼中，“武”已经重到不能再重的程度，以至言“兵”色变，带有一种恐惧心理。这是事实。但这种重武、惧武的心态发展到极端，必然走向抑武、贬武一途。这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于是，文人就成了政权的主要依靠对象，文人知州，文人人相，文人管辖军队，文人能够较为随便地议论时政，在宋代，文人得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优越地位。
当然，这种“重文”，恰也说明，在宋初皇帝心目中，文人是无足轻重的，是最容易驾驭和控制的。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赵匡胤曾经说过：我用百余名儒臣分治百藩，纵使他们都去贪污，其为害也赶不上一个武将。这最露骨地道出了重文的实质。当然，历史上常常出现“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不管原初的用意何在，随着一系列政策、制度的确立与实施，重文轻武逐渐成为有宋一代全社会的普遍意识，客观上也推动了整个文化的发展。
所谓“守内虚外”，可从宋太宗的论述中了解个大概。他曾对近臣说过：“国家者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特边事耳，皆可预防。若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宋史宋绶传》）这里反映出他对“外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终北宋之世，一直把主要兵力，尤其是为数一半以上的禁军的主力部队，放在京师与内地要冲，以防备和对付“内患”。至于北部数千里的边界线上，则只有少量兵力，又分散在多个孤立的据点上；而且，战斗力极差。
苏轼等有识之士都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地指出，部队中多是一些资望甚浅的人担任将帅；而在第一线领兵的，“非绮纨少年，即罢职老校”“一旦付以千万人之命，是驱之死地矣”。至于兵员，素质就更没法说了，“河朔沿边之师，骑兵有不能披甲上马者，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步兵骄惰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追述前朝情景时，也曾说过：“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绝非勇武的斗士。”“皇帝本人满脑子里都是女人，他的国土上并无战马，人民也从不习武，从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的《序》中也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
武备如此，自然无力抵御辽、金、西夏的不断侵扰。一部北宋对外作战史，充满了令人心丧气沮的溃逃、败降的记录。单是北宋与契丹的战事中，先后进行过八十一次战斗，获胜的仅有一次。每一次败绩的结果，自然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屈辱求和。公元1005年，与契丹贵族订立的“澶渊之盟”，开了有宋一代以金银布帛换取屈辱和平的先河。此后，每年向辽、金、西夏输纳岁币，都在百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