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山史影（第2页）
明末著名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记载，燕兵攻破南京金川门后，建文帝束手无策，想蹈火而亡。这时，翰林院编修程济从奉先殿后取出一个铁条箍紧的匣子，说：“太祖生前嘱咐：太孙日后临大难时，可打开此匣，以找出解救办法。”建文帝忙叫人打开，只见匣子里装的全是和尚的用品，有剃度用的工具，还有两副袈裟、两副度牒。建文帝悲叹道：这是运数已尽啊！于是，抓紧剃去头发，穿上僧服，乘夜逃出聚宝门。整个亡命过程中，建文帝始终都是以僧人身份出现的。联语中说的“帝亦为僧”，本此。
乃祖僧为帝，阿孙帝作僧。这倒不是朱家与佛门有特殊的夙缘，更非一场简单的历史性游戏，其间存在着制度方面的深层的原因。那位以撰写大观楼一百八十字长联闻名于世的清代诗人孙髯翁，在《再游狮子山吊建文帝》一诗中，有“滁阳一旅兴王易，建业千官继统难”之句，说的是朱元璋创业有方而交班无术，凭吊兴亡，寄慨遥深。
清代大诗人、史学家赵翼则从更深层次上进行剖析，在《金川门》一诗中有句云“乃留弱干制强枝，召乱本由洪武起”“岂知衅即起萧墙，臂小何能使巨指”。明确地指出，肇祸的根源乃在朱元璋身上，正是分封诸王制度造成了干弱枝强、指大于臂，最后，祸起萧墙，无法收拾。
联语中“正觉依然皇觉旧”，分别讲了孙儿与祖父出家的场所。建文帝避难滇中，在正续寺为僧，“正觉”是对正续寺的隐括。联语作者拉出它来与明太祖早年出家的皇觉寺相提并论，一个庙貌“依然”，一个已经“破旧”，看来也不是闲笔，里面似乎隐喻着褒贬的意味，反映出一定的倾向性。
四
“寓褒贬，别善恶”，在下联就更加明显了。下联是扯出叔侄来加以评断。燕王朱棣从侄儿手中夺取了皇位，因此，联语中“叔负侄”云云，容易理解。那么，“侄不负叔”又当作何解释呢？我以为，这里至少有两方面的根据：
燕王朱棣起兵后，曾多次遭遇危险的处境。建文三年三月的一天，在保定的夹河，燕王的军队再次败在大将盛庸手下，黄昏时节，走投无路的朱棣率领十几名骑兵竟误人盛庸的营地，被朝廷的军队团团围住，如果此时断然加以解决，那么，所谓“靖难之役”也就灯吹火灭了；但是，当时竟没有一个人前去抓捕和伤害燕王，这是因为建文帝事先向部队作过交代，双方交战，不可伤害燕王，以免背上杀害叔父的恶名。结果，燕王得以安然脱险。此其一。
其二，当燕王的“靖难”军攻人京师时，建文帝尽管逃身在外，也还是有一定的抵抗实力的。其时，江南一带基本上还是他的天下，辽东仍控制在朝廷手中，孙岳、铁铉、梅殷等几个心腹重臣分别据守凤阳、山东、淮上，旦夕间即可开赴京师，举兵勤王。民间有个说法，建文帝为了解除内战中黎民之苦而甘愿逊位于叔父。这当然是臆测之说。但是，二百四十二年后，南明福王就曾称之为“让皇帝”，并正式追谥建文帝为惠宗，其后，清乾隆帝又追谥为惠帝，也似乎为此种说法提供了一个佐证。
“四十载衣钵相传”，讲的是祖孙递嬗，太祖在位三十一年，建文帝在位四年，“四十载”是取其概数。这是从时间上纵论；而“八千里芒鞋徒步”，则是从空间上展开。“八千里路云和月”，形容建文帝的亡命生涯，征程迢递，远哉遥遥。
从史书记载中得知，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最先是由明成祖朱棣一锤定音的。他在登基之后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上是这样写的：“建文为权奸逼胁，阖宫自焚。”后来，官修明史便据此作了记载。在朱棣看来，若是建文帝真的死于宫中大火，这当然是最理想不过的。不仅可以减轻他继承大统时制度上的约束和舆论上的压力，而且，也消除了前朝复辟的后顾之忧。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只要这个皇侄还活在世上，就无异于悄然竖起一面神圣的旗帜，在他的皇帝宝座旁埋下一颗威力强大的定时炸弹，对他的皇权统治随时都会构成威胁。
为了遮人耳目，进一步坐实建文帝已死这件事，他又编演了一场“綴朝三日，遣官致祭”的把戏。但这显然又引起了更多的人疑窦丛生，因为要“致祭”，就总得有建文帝的陵寝，要有御制的碑铭。可是，这些全都没有。明末崇祯年间，曾有人上疏请将建文帝人祀，崇祯就说：“建文无陵，从何处祭？”
实际上，朱棣本人也并不相信建文帝已经死去。为了寻觅这个皇侄的踪迹，他处心积虑几十年，寝不安眠，食不甘味。他在永乐三年派遣郑和下西洋，目的之一就是在域外查探建文帝的下落。《明史》上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
从永乐五年（1407年）开始，又派遣户科都给事中（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部长）胡濙以颁布御制诸书和访察仙人张三丰为名，遍行天下州郡乡邑，暗察建文帝藏身之地，前后两段在外奔波了十五年。为了同样的目的，成祖曾多次命礼部榜示天下，申明僧侣、道人“俾守清规，违者必诛”；还以对照度牒的办法，对出家人严加巡查。
《明史胡濙（ying2）传》载，永乐二十一年，胡濙还朝，紧急谒见皇帝，当时成祖已经就寝，听说胡濙到了，赶忙穿上衣服，召他人内。胡濙就把访察建文帝的情况做了报告，直到漏下四鼓才出来。究竟是什么内容，君臣竟谈了这么长时间？史书上没有明说。只是交代了这个情节：此前，传言建文帝蹈海去，现在才解除了疑虑。
我们可以据此推想：是不是掌握了建文帝已经死去的信息？或者，虽然建文帝尚在人世，但已寄迹佛禅，无心俗务，或因健康状况不佳，总之，对朝廷已不再构成威胁了。否则，朱棣何以“至是疑始释”呢？一年后，朱棣即病死于北伐途中。
在二十二年的皇帝生涯中，朱棣无时无刻不被这个侄子的疑踪搅扰着，说来也是堪笑又堪悲的。
五
至于建文帝究竟逃亡到了哪里，至今史学界也没有定论，可说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主张“在近不在远”。上海学者徐作生先生通过多年实地勘查，并研究大量文献资料，认定建文帝一直藏身于苏州吴县的穹窿山皇驾庵，其庇护人竟是曾辅佐朱棣得天下的和尚道衍（即姚广孝），有皇驾庵的碑刻资料为证；并考证，穹窿山拈花寺后半山坡上的当地人所称的“皇坟”，即建文帝的陵墓。有的则坚持“流落滇黔说”，认为武定狮子山即定居地之一。
我在武定访问期间，为了揭开这个历史上的疑团，或者说，要为“流落滇黔说”多找到一些史证，曾走访了当地的史志办、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可惜所获甚微。其中较有价值的，是清初《武定府志》的记载：“帝（建文）乃先人蜀，未几，人滇。虽往来广西、贵州诸寺，止于狮子山正续寺者数十年。”清乾隆时檀萃著《武定凤氏本末》一书，也有“让帝遁荒至滇，黔国公送之凤氏所”的记述。但即使这些资料，也都是事隔二三百年之后的往事钩沉了。
资料缺乏，载记寥寥，这原是容易理解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过去的历史向来都是胜利者的历史，失败者如果不遭到痛骂，也要湮没无闻。何况，有明一代，以至清初，很多时间它都被当作一个异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不过，就我闻见所及，痛骂建文帝的还没有，这对这位倒霉的流亡皇帝来说，也算是够幸运的了。
我从史书及方志中抄录了一些传说是建文帝遁迹禅林后的诗篇。其中有这样一首七律：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云标。
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金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乌早晚朝。
当是初人空门时所作。尽管诗的文学价值不高，但确是一种真情的流泻。
那天，我漫步在狮子山的林间小径上，目注隐现在“云标”中的寺庙，默诵着建文帝的述怀之作，觉得他虽然已经侧身缁流，但对于往日的凤辇龙袍、早朝陛见，仍然流露出丝丝缕缕的眷恋，未能完全释然于怀。
后来，这位流亡皇帝经过南北东西的流离颠沛，沧海惯经，风霜历尽，百般折磨过去，世事从头数来，虽然未能如太上之忘情，脑子里有时仍然浮现着朝元阁、长乐宫的影子，但一切一切毕竟已经是梦幻、泡影了。这种情怀，充分反映在他的晚期的诗作中：
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忽忽几十年过去了，松风吹白了鬓发，山溪涤**着尘襟。“绝顶楼台人倦后，满堂袍笏戏阑时。”旧梦如烟，岂堪回首；风光不再，漏尽灯残。漫步山野间，这位白头老衲不禁慨然低吟：
杖锡来游岁月深，山云水月傍闲吟。
尘心消尽无些子，不受人间物色侵。
这里与其说杂有某些颓唐之气，毋宁说是翻过筋斗、勘透机锋之后的一种智慧与超拔，是经过大起大落的一种高扬的澄静。
后人也许正是根据这番诗意，撰写了一副对联刻在“建文祠阁”的廊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