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江波上一丝风（第3页）

二是虽然他们的智慧与才能高出于一般人，但却不求闻达，不人仕途，洁身守素，远居山林，许多人在经济生活方面都处于一种原始化、贫困化的状态。

三是他们以放弃仕途的富贵荣华为代价，博取更多的精神自由和更高雅的审美体验，看重个体生存形式和精神活动的自由自在。

四是他们忽视物质的享受，追求精神的超越，鄙弃以利相交、虚伪夸饰的人际关系，向往恬淡自然、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

五是他们往往都有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生存理念和生命追求。

就封建时代的士子隐居遁世的情况来考察，清人陈日浴说：“或有执志而有所待者也；或有激于垢俗疵物而将以矫世者也；或有见于几先而佯狂以自全者也。”（《续高士传序》）这里既含有对客观现实的评价，也包括主体的价值判断，应该说，有一定的概括力。

但要排列顺序，首先应是“有激于垢俗疵物而将以矫世者”，如传说中的帝尧时期的巢父、许由。晋皇甫谧《高士传》中记载，许由初隐于沛泽，因帝尧欲以天下让之，而逃耕于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后来，帝尧又召之为九州长，许由不愿闻之，而洗耳于颍滨。适逢巢父牵牛犊来饮水，见许由洗耳，问明缘由，便责备他隐居不深，欲求名誉，以致污秽犊口，遂牵牛犊至上流饮之。这类自甘退出社会舞台，彻底放弃对现实社会的价值关怀，绝对排斥人世而超然物外的狂狷者流，当属于原根意义上的隐士。严子陵也应属于这方面的典型。

他们认定社会现实、仕途官场是污浊的，因而不愿与时辈为伍，与俗流同污，洁身自好，独立超群，“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要在攫取爵禄、奉侍王侯之外，创造自身的存在价值，实现自我选择、自我主宰，保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否定外在权威，卸却自身责任，远离功利，逆俗而行，成为他们处世待人的标志。据《庄子》记述：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缔。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人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奋力追求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对于此类隐士来说，这就是一切。

唐代诗人贾岛对于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涯有过生动的描绘：“虽有柴门长不关，片云孤木伴身闲。犹嫌住久人知处，见拟移家更上山。”这使人联想到庄子讲述的南郭子綦的故事。他隐居于山洞之中，齐国君王来看望他，引得周围许多人向他致贺。他据此进行反思：我必定是先有所表现，他人才能够知道；我必定是名声外扬，对方才前来找我；我有了行动表现，名声外扬，才招惹周围的人前来致贺。经过这么一番痛切反省，他终于大彻大悟了，从而变成了“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实现了主体心智的全面泯灭。

至于“有见于几先而佯狂以自全者”，最典型的应是庄子。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楚王听说庄子是个贤才，便用重金聘他为相。庄子却对使者说：“你看到过祭祀用的牛吗？平日给它披上华美的衣饰，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时就送进太庙作为牺牲，把它宰掉。到那时候，牛即使后悔，想做个孤弱的小猪崽，还能做得到吗？”宁可终生安贫处贱，也不去涉足“天下无道，礼坏乐崩”，置身于严重无序状态的乱世，更不去当那时时有性命之虞的卿相。庄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乱世全身之隐者，还有阮籍、嵇康。魏晋之际是中国社会最动**、政治最混乱的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火并激烈，政权更迭频繁，战乱连年不断，“名士鲜有存者”。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嵇、阮无时不存忧生之惧和避祸之念。他们佯狂隐迹，肆情放诞，或箕踞啸歌，或纵酒酣放，“越名教而任自然”，力求弭灾避祸，保性全身。在这种所谓“魏晋风度”的影响下，当时仕与隐的界限比较模糊，先隐后仕，先仕后隐，亦仕亦隐，五花八门。但佯狂自全的特征却是一致的。

当然，有的也不能尽如所愿。嵇康在山阳隐居二十年，不求仕进，不问功名，但是，最后终因隐身而不能隐心，还是做了司马氏的刀下之鬼。阮籍比嵇康聪明一些。司马昭为了把他拉到自己的圈子里，要娶他的女儿做儿媳，而阮籍既不情愿结这门亲戚，又不敢公然拒绝，便从早到晚喝酒，整日烂醉如泥，连续沉醉六十天，媒人无奈，怅然走开，司马昭也只好作罢。下场虽然不像嵇康那样惨，但他内心的苦痛却是无时或已，异常强烈的。他常常驾车载酒，漫不经心地向前行驶，突然马停了，原来路已到了尽头，不禁放声大哭，把那无边的积懑一股脑地抛洒出来。

在中国，历代隐逸的士人，多是社会制度不合理的产物，总体上说，隐居避世也是对统治者反抗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反抗往往是消极的。面对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忧患频仍的现实，当一些仁人志士舍身纾难、拼力抗争之时，他们却置身尘外，不预世事，彻底卸去两肩责任，一味考虑保性全身，追求生命的怡悦。虽然，较之同流合污甚至助桀为虐、为虎作伥者高洁得多，但是，终归难免“无补于世”之讥。

当然，人们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会大动乱时期，就创造、保存和传递文化成果、文化精神来说，隐逸的士人有时能够起到那些人世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在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明显。历代隐逸之士都奉《庄子》为圭臬。《庄子》一书对后代士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玄远、旷达、淡泊、飘逸，成为士人追求的人格美，从而也成为文学艺术的审美追求的高标。正是由于隐逸之士对政治与事功的背弃，实现了价值取向的调整与精力的转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文化博大宏富的万千气象。

所谓“有执志而有所待”，是指一些隐逸之士有大志也有能力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并不急于出山，而是审时度势，择主而从。隐居待时，一出即为帝王师，是这类士人的理想际遇。他们奉行“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孔门圣教，在他们看来，出世与人世是统一的。隐居并非忘世，乃是养志守道，为将来的闻达做思想与智能的准备，隐居山林的过程也是充实、完善自己的过程。正由于他们把“隐居”与“行义”看作两个互相衔接的阶段，所以，虽然身在山林，却并不完全脱离朝政，而且，往往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最典型的，如殷周时的吕尚，三国时的诸葛亮，元末明初的刘基等。诸葛亮躬耕陇亩之时，即常常会友交游，纵谈时政，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后经刘备三顾茅庐，出山建业，终于夙志得偿。

还有身在山林却萦心魏阙、心系朝廷，甚至直接参与最高层决策的隐者，如以“山中宰相”著称的南北朝时的陶弘景。他在三十六岁之前，曾被朝廷辟为诸王侍读，后来，因求宰县未遂，而挂朝服于神武门，辞官归隐。梁武帝即位后，屡次召他人仕，均被拒绝。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要找他咨询，月中常有数信往来，时时参与朝廷政务，成了不上朝的公卿大员。

另有一类隐士，实际是以隐逸作掩护，而从事最前沿的政治。他们绝不与朝廷合作，以致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如殷朝末年的伯夷、叔齐，明末的八大山人、王夫之、黄宗羲等。黄宗羲认为，没有亡国之痛就是无人心，遗民的责任是以不仕新朝、不予合作来表示抗议，但又不能止于抗议。一味地“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终究无济于事。所以，必须“不废当世之务”，也就是要落到实际行动上。这些遗民中的隐士，往往以道德抉择代替理性判断，有些人始于狂热而终于冷漠，最后由绝望堕人虚无。这种人往往都是政治家、思想家。

至于以退为进、以隐求官者，如唐代的卢藏用之流，则不应纳于隐士之列。若要算上，以备一格，也只能说是假隐士。据《旧唐书》本传和刘肃《大唐新语隐逸》篇载，卢藏用考中进士后，未得调选，便先去长安南面的终南山隐居，学炼气、辟谷之术，但心中却时刻记着登龙人仕，被人目为“随驾隐士”。后来，果然以隐士的高名被朝廷征聘，授官左拾遗。品格十分卑污，以谄媚权贵获讥于时。有道士名司马承祯者，尝应召人京，届临还山之日，卢藏用想要夸耀一番自己曾经隐居的地方，便指着终南山说：“这里面可是大有佳处啊！”司马承祯毫不客气，徐徐答曰：“依我看来，不过是仕宦的捷径罢了。”从此，“终南捷径”就成了从事政治投机的讽刺语。

五

隐士的话题，可谈的实在太多，还是回到严子陵吧。

这里要提到两部书，一部是《古文观止》，里面选了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另一部是《留青日札》，载有朱元璋的《严光论》。前者是人们所熟知的，在历代赞颂严子陵的诗文中，可说是调子最高昂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真是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后者就十分生僻了，绝大多数人都未必知道朱元璋还能够撰写史论，而且，着眼的居然是隐士严光！文章劈头就讲，严光的行迹，“古今以为奇哉，在朕则不然”。接着阐述理由：严光“之所以获钓者，君恩也”，“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最后得出结论：“朕观当时之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不仕忘恩，终无补报，可不恨欤！”斩钉截铁，切齿之声可闻。

其实，这种思想并不是这位朱皇帝的发明，宋代诗人杨万里在其《读严子陵传》一诗中就曾写道：“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易曹操为赤眉等，用事更显贴切。当然，他所师从的不是文弱的诚斋先生，而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专门为帝王提供对付士人权术的战国时的韩非。在韩非看来，许由、务光、伯夷、叔齐之辈，都是些不听命令、不能使令的“不令之民”。他们“赏之誉之不劝（不能受到鼓舞），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恩威并用，软硬兼施，都无动于衷，那还怎么办？干脆杀掉。韩非首创以思想罪、独立罪除杀隐士，后世付诸实践的代不乏人，朱元璋乃其尤者。

看过严子陵祠堂和碑林之后，我曾想，应该把朱元璋这篇《严光论》刻出来，让它与《严先生祠堂记》列在一起，使寻访钓台踪迹、研究隐逸文化的人，对于古代中国如何对待隐士的问题，有个全面的理解。

其实，尊隐也好，反隐也好，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无非是维护统治、巩固政权、治民驭下的两种相反相成的手段。不管推行哪一手，都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历史上，一般是把光武帝刘秀划为尊隐一派的。他有一封《与子陵书》，是古代小品中的名篇，后人评说:“两汉诏令，当以此为第一。”全文只有五句话：“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但是，“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譬之疮痏，须杖而行”。我实在离不开你一可谓情辞恳切，语语动人。

光武帝还下过一个《以范升奏示公卿诏》。起因是这样：太原隐士周党被征召，面见光武帝时，自陈“愿守所志”，拒绝行臣下拜君之礼。博士范升启奏，要求以“大不敬”罪惩治周党。光武帝在诏令中说：“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结果，不但没有加罪，还赐帛四十匹，遣归田里。朱元璋的文章，直接针对着严光和周党这两个人，实际上，对于光武帝此举，也是大不以为然的。

看来，朱皇帝毕竟是个粗人。他没有看清楚，东汉开国当时是很需要这类高士的。当王莽篡汉之际，绝大多数公卿、士大夫都非常看重仕途、地位，而并不重视名节。因此，进表、献符、俯首称臣者实繁有徒。对此，光武帝深为戒虑。所以，开国之初，尽管百端待举，万事缠身，他还是拿出很大精力，去一一访求那些不事二姓、避官归隐者。为了提倡名节，对于那些“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的隐士，不但厚予赏赐，旌表嘉奖，而且，调整了西汉末年的取士标准，把这类人列为四科取士之首。严光、周党这些名士，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他所要树立的标杆。

这里有一点必须指出，就是这些名士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完全脱离政治的漩涡，绝不会给朝廷带来任何麻烦。这恐怕是光武帝尊隐的一个大前提。非徒无害，而且有益，这粧生意，光武帝当然乐得做了。

一篇《严先生祠堂记》，曲折道尽了光武帝和严子陵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妙谛。一方面是“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一方面，归卧江湖，“泥涂轩冕，天下熟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没有严光，不能成光武之大；没有光武，

也难以遂先生之高，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说开来，尽管隐逸之徒极力摆脱政治的羁绊，但是，常常不免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统治者的工具。由于隐逸的实质是远离政治纷争，不介人社会矛盾，以极度冷漠完全消解其人世之心，进入一种无是无非的超然状态，“万事无心一钓竿”，因此，尊隐必然能够收到缓解社会矛盾、减轻朝廷压力的消释作用。这叫作无用之为大用。

我以为，严子陵的高风，经范仲淹提倡之后，在北宋初年得以大行其时，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恰好适应了当时天下底定，四海承平，释兵权、削相权、集皇权的政治气候的需要。

闲翻史籍，看到有些帝王为了博取礼贤下士的令名，往往发优诏，备安车，礼聘隐士人朝，以装潢门面，点缀太平。如果一时找不到隐士，有的甚至要特意造作，结果传为笑柄。据《晋书》记载，桓玄推翻东晋王朝，自立为帝之后，看到历代均有隐逸之士，唯独本朝没有，“乃征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著作，并给其资用，皆令让而不受，号曰高士”。由皇帝出面，亲手制造“隐士”的假冒伪劣产品，这也够得上旷世奇闻了。

六

凭眼睛看，两座钓台相距很近，可要一一攀登上去，却也颇费周折。原来，它们中间隔了一道堑壑，先要傍着一丛丛的长林古木，从东台下去，走到岔路丫口，然后折转身来，拐个六十度的锐角，再沿着那条通往西台的曲折山路，穿过林莽，一步步走上去。

太阳渐渐地热了起来，原来站在东台的高处，“桐江波上一丝风”，吹到身上甚是凉爽；现在回到山坳坳里，顿时觉得热汗涔涔。好在这段山路不算太长，耐着性子，很快就走到了。上到西台，依然是凉风扑面，而且，视野更加开阔一些。出乎意料的是，西台的石亭竟逃过了“十年浩劫”，有幸保存下来，亭子前面，立着刻有谢皋羽的名作《登西台恸哭记》的石碑。石亭的两边柱子上，镌刻着清人徐夜的诗联，是描写南宋著名爱国志士谢皋羽的“生为信国流离客，死结严陵寂寞邻”。这副对联简要地概括了谢皋羽的生平。

他为人耿介拔俗，少有大志。早年应试科举，不第。公元1276年，元军南下，文天祥（因他晋爵至信国公，故称“信国”）从海路至福建，任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传令各州郡发兵勤王。谢皋羽率先响应，尽散家财，招募乡勇数百人加人抗元队伍，被委任为谘事参军，与民族英雄文天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两年后，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次年押解燕京，在三年的囚禁中，面对元世祖忽必烈的威逼利诱、百计劝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公元1282年，慷慨就义于燕京柴市。

正如作家黄裳先生在《钓台》游记中所说，并立着的两座钓台，似乎向游人分别宣示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一种是在鸡鸣风雨、暗夜如磐的破国亡家之际，以极热的心肠，椎心刺骨，奔走呼号；另一种则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以至一头扎进寂寂的空山，完全与世隔绝，表现出至重至深的超拔与冷漠。但事物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不似画图中的颜色，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比如，严子陵与谢皋羽，表面看来，他们代表了上述两种对立的思想境界，各据一端，如隔重城。其实，并不这样简单。综观严子陵的言行，他的避官遁世原有逃避“新莽”的意向在焉，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钱牧斋在序《钓台汇集》时就曾指出了这一点。

也是在《钓台汇集》序言中，钱牧斋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世上的学者全都不了解严子陵的深心，揣度起他的“不仕光武”之故，各执一词，却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唯独南宋的谢皋羽深知此中奥义。“何地不可痛哭，而必于西台？以谓子陵之于西京，信国之于南渡，其志其节，有旷世而相感者也。”钱牧斋认为，严光对于西汉，和文天祥对于南宋，有“旷世而相感”的深情，所以，谢皋羽才选中了钓台这个特殊地点悲歌痛悼的。

对于一度腼颜事清的钱牧斋，后世一向是薄其为人的，他的有关严子陵的发覆，人们也未必一体认同。但是，隐逸不仕，恰如钱氏所言，实在是一种颇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如果只从避离俗尘、寻求解脱这一角度来加以诠释，必然会失之简单，流于肤浅。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一个国度，曾像古代中国那样出现过那么庞大的隐士阶层。如何对这一社会现象予以恰中肯綮的剖析，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应该是研究隐逸文化的学人共同关注的课题。可惜，我这篇文字已经不算短了，只能到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