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头鸟的前世今生（第2页）

回到“九头鸟”问题。作为楚人的图腾，“九头鸟”是一种精神力量、文化标识，谁能够诋毁和颠覆它？唯有比它政治地位更高、历史更悠久、文明程度更高、文化更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力量。纵观春秋战国几百年，各诸侯国没有这个兴趣和地位，唯有周才有这个可能。周、楚关系如此，周王室歧视和诋毁楚国所崇拜的神鸟，当然不足为奇了。

那么周王室的什么人能有如此一言九鼎之权威呢？周文王、周武王与楚鬻熊交好，而且灭商时得到过他的帮助，周成王亲自封地授爵给楚，他们三人都不会出言不逊攻击楚。唯一的可能，就是周公姬旦，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成王姬诵的叔叔。周公旦辅佐过这三位王，灭商纣建周朝有功，而且领兵伐楚却失败而归。他对周朝乃至中华民族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是帮助周朝建立了一套礼乐制度，包括“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思想，以及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等，为周以后的中国建立起了一套社会秩序，成为中国社会制度最早的架构师。其实，周也并非中原地区的原住民，它是从西部渭水流域东渐，从汉水边上发力，灭商才入主中原的，从周族、周地到周国、周朝，周发展壮大的原因在于制度的力量。尽管周公在还政于周成王之后一度被构陷，不得不逃到楚国避难，但他对楚国的成见还是很深的。建立起礼乐文明的周公看不上蛮夷之地的楚，歧视是必然的，出于政治的目的，贬损楚之图腾“九头鸟”，也是必然的。除他无别。

古代有多个文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周公厌恶一种长着十个头的鸟，晚上听到鸟叫便命人赶出九州，射之，连射三箭不能中，便派天狗去咬，咬掉了鸟的一个头，还剩下九个头，“血其一首，犹余九首”，流血的“九头鸟”昼伏夜出。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些瘆人，但表达了周公的好恶。尽管周王室对天下发号施令的效力不过两百五十年，但周公旦这位周朝的功臣、贤臣、奠基人德高望重，他的价值观影响后世几千年。

虽然周公贬损“九头鸟”，但凤在楚国仍然具有至尊的地位。湖北荆州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墓文物中，有一个镇馆之宝，是一尊“虎座鸟架鼓”乐器，它以两只昂首卷尾、四肢曲伏、背向而踞的卧虎为底座，虎背上各立一只高大的鸣凤，正孤立傲视引吭高歌，中间是一面大鼓。乐器上凤大虎小，楚人以凤驱虎、不畏强暴的精神昭然。凝视这件稀世之宝，似闻隆隆鼓声从两千多年前的楚风中传来，那是凤文化的力量。

楚文化以凤为尊，华夏文化以龙为尊。人文始祖之一太昊伏羲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华夏先民部落，区别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四方胡人”，首创以蟒蛇之身、鳄鱼之头、雄鹿之角、猛虎之眼、红鲤之鳞、巨蜥之腿、苍鹰之爪、白鲨之尾、巨鲸之须，组成龙的形象，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另一人文始祖黄帝在统一黄河流域各部落之后，在今新郑一带也用龙作为新部落的图腾。楚之先祖是颛顼高阳，同为三皇五帝。龙凤并尊，是我国古代两大图腾，代表着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与其他民族图腾一样，都是中华文明大家庭的标志性元素。“龙凤呈祥”说的不只是龙飞凤舞，而是指两种文化的和谐相处，天下才有太平祥和。

周朝八百年，楚国八百年，一个是王朝，一个是诸侯国，享龄相当。周朝傲慢，楚国粗野，导致二者存亡相依、恩怨不断，经过漫长的相互激**，最后几乎同归终点，这是中国历史大一统之前绝无仅有的现象。周虽亡，但周朝所创造的礼乐文明却绵延了几千年；楚虽灭，但楚国所创造的楚文化却源远流长覆盖天下。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和赓续，同样功不可没，同样缺一不可。

这里，想再说说前面楚庄王问鼎的事。他为什么敢冒僭越、非礼之罪对周王朝的标志、定国政权的象征“九鼎”萌生了兴趣？难道不知道这犯有欺天之罪？当然知道。楚庄王熊旅这位楚国第二十五任君王，是楚国诸君王中最有雄才大略和豪气的国君之一，同时期的齐、晋、秦、宋四霸的国君还只敢叫“公”，如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整个春秋战国后期，也只有后来吴、越二国自称王。当然这不是楚庄王自封为王，他的祖上第六任国君熊渠就已经自封为王了，而且一路沿袭下来，接力到他手里已十几棒了。但是，楚庄王这个“王”当得最豪迈。关于他的故事，会有专门笔墨讲到，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楚国就是在他手里打败当时强大的晋国，崛起为春秋五霸之一的。

僭越归僭越，非礼归非礼，但楚庄王为什么会对九鼎感兴趣呢？这里再作一些演绎。《史记·楚世家》里有楚国想“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的记载，其索隐注曰“三翮六翼，亦谓九鼎也。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翮”是指有空心硬管的羽毛，因此有专家认为九鼎是一尊有着九个鸟头的鼎。如果是这样，“九头鸟”家乡人想一睹“九头鸟”鼎的尊容，似乎也蛮有理由的。不光是楚庄王想得到这个鼎，秦始皇也想要。据说四百年后周王室在秦国的穷追猛打中，仓皇奔逃，把这个珍贵得不得了的周鼎掉进了泗水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派人到泗水里打捞，“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于是这个鼎长什么样，如今流落在哪里，不光是楚庄王当年不知道，至今仍然是千古之谜。但如前面说“九”的时候讲过，这个鼎似乎有过，是当年大禹收下九方官员的献金而铸成的。相信鼎上的鸟，应该是凤，期待终有一天石破天惊，水落而“鼎”出。

自周以后，与凤的形象相伴随，“九头鸟”的形象一直存在于楚文化中，褒贬两说。褒者以鸟为凤、以凤为尊，贬者则沿袭周公的说法，随着楚国的血腥扩张变得贬多褒少、讽多赞少。但从凤的图案造型来看，秦汉以后，随着楚风渐弱，楚凤线条变得流畅柔美起来，并装饰以花卉树枝，更具有审美价值。从历代文字留存来看，对“九头鸟”的形象刻画美丑并存，由柔变刚、由弱变强。南梁宗懔撰写的《荆楚岁时记》，是关于荆楚之地时令习俗的笔记体专著，其曰“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槌床打户、捩狗耳、灭灯烛以禳之”，这种“鬼鸟”便是“九头鸟”，民间称闻此鸟叫声是不吉利的事。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十六《羽》称，这种鸟叫鬼车鸟，相传此鸟昔有十首，一首为犬所噬。宋代欧阳修在叙事诗《鬼车》里也讲述了周公厌恶“九头鸟”的故事，但他话锋一转，认为“吉凶在人不在物”，闪烁出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芒。宋代笔记小说还讲到，某太守捉到一只有九个头的怪鸟，砍掉一个头，又长出来一个，砍到最后一个，前面八个头都长出来了，喻示“九头鸟”有着顽强的意志和强大的生命力。明朝开国元勋、宰相刘伯温在《郁离子·九头鸟》里，又有另一种解读，认为它是“一头得食，八头争食”的怪鸟，“呀然而相衔，洒血飞毛，食不得入咽，而九头皆伤”，暗喻各有本事、互不服气，好内耗内斗。为朱元璋消灭群雄、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刘伯温，借用“九头鸟”指出了元末明初官场上的“中国病”，可谓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这些描述虽然未见诸主流传统经典，但在民间稗官野史、奇文轶事中流传已久。可见“九头鸟”在历史上有过被污名化、恶名化的过程。

尽管如此，楚人“尊凤崇火”的文化初心从未改变，这是楚与华夏族、楚文化与华夏文化关联的唯一的脐带。在八百年历史的战争中，楚人可以丢弃一切，但是不放弃对祖先楚的认同，不放弃对美丽凤鸟甚至是“九头鸟”的尊崇。

但是“九头鸟”是怎么与湖北人对号入座的呢？据说跟明朝首辅张居正有关，尽管湖北正式建省还是在清朝雍正初年的事。

张居正（1525年1582年）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湖广荆州府江陵人，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改革家，“明代唯一大政治家”。他辅佐年幼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掌握军政大权，开创万历新政，他大刀阔斧整饬朝政，治理整顿十八衙门，唯贤是用，推行“考成法”，革新政风成效卓著，万历九年（1581年），一次就裁革冗官一百六十九人，首创“一条鞭法”，大大减轻百姓徭役，据说他保荐了九位御史，严厉制裁贪官污吏，这些人个个威风凌厉，令不少贪官庸吏闻风丧胆又心怀不满，指其任人唯亲，因为这九人都是他的湖北同乡，准确说是湖广人，遂以“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贬损之。

真的是这样吗？细考张居正担任首辅十年，他的六部尚书中，吏部尚书王国光是山西晋城人、殷正茂是安徽歙县人；礼部尚书杨博是山西蒲州人，谭纶是江西宜黄人，陆树声是松江华亭（今上海）人，万士和是江苏宜兴人，马自强是山西同州人，潘晟是浙江新昌人，徐学谟是苏州府嘉定（今上海）人；吏部尚书张翰是浙江杭州人；兵部尚书王崇古是山西蒲州人，梁梦龙是河北正定人；刑部尚书刘应节是山东潍坊人，吴百鹏是浙江义乌人，严清是云南后卫人；工部尚书朱衡是江西万安人，郭朝宾是山东汶上人，曾醒吾是何方人氏未考。重用的巡抚庞尚鹏是广东南海人，辽东总兵李成梁是辽宁铁岭人，冀州总兵戚继光是山东蓬莱人，河道御史潘季驯是浙江湖州人。

张居正强力推行改革新政的得力干将，先后拜为户部尚书、兵部尚书的张学颜，曾经是政敌高拱的亲信，只有工部尚书李幼滋是湖北应城人，兵部尚书方逢时是湖北嘉鱼人，刑部尚书王之诰既是张居正的荆楚同乡，还是自己的亲家，这说明张居正用人的原则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作为身居皇帝一人之下、所有人之上的当朝首辅，张居正有足够的权力安排亲信在六部要职上，在擢用贤才中也会很难避开自己的同乡、门生，但在关键职位上安插亲信不多且没成气候，遍地乡党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至少在朝廷命官最核心的六部尚书岗位中，“湖北帮”是不存在的。明朝万历年间，发生过“党争”，主要是东林党与齐党（山东人）、楚党（湖广人）、宣党（安徽宣城人）、昆党（江苏昆山人）、浙党（浙江人）、阉党之间发生了矛盾，对张居正结党的指责应该来自东林党人或反对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势力。退一步说，即使结成了朋党，也看是否用在了正道，志同道合、为国尽忠未必是坏事，但蝇营狗苟、沆瀣一气肯定不是好事。张居正是明朝的功臣，他的改革和推出的万历新政，使本已苟延残喘的大明王朝延活了六十多年，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是积极正面的。即使是借用“九头鸟”来骂张居正，恐怕还是对他个人的聪明、机敏的个性特点和敢拼、凌厉的行事作风的评价。这样看来，把“九头鸟”与“湖北佬”对号入座未必是坏事。

清代掌故遗闻汇编《清稗类钞》的“讥讽篇”，有一段关于“九头鸟”的表述曰：“九头鸟《太平广记》引《岭表录异》曰：‘鸺鹠乃鬼车之属。或云九首，曾为犬啮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今人以九头鸟为不祥之物，本此。又张君房《脞说》，时人语曰：‘天上有九头鸟，人间有三耳秀才。’按《续搜神记》，兖州张审通为泰山府君所君，额上安一耳，既醒，额痒，果生一耳，尤聪俊，时号三耳秀才。盖时人以‘九头鸟’能预知一切，故以之比聪俊者。后更转以讥狡猾之人，而曰：‘天上有九头鸟，地下有湖北佬。’盖言楚人多诈故也，其实亦不尽然。”从此，“九头鸟”又多了精明狡猾多诈的意思。是啊，九个脑袋在琢磨能不聪明？九个方向在找出路能不机智？编辑《清稗类钞》的是民国学者徐珂先生，他的“其实亦不尽然”包含了他对湖北人的某些偏爱。

民间归民间，野史归野史，“九头鸟”的传说一直在楚地转圈，越编越怪，越传越神。张居正的故事加上徐珂先生编的故事，算是把“九头鸟”这顶帽子结结实实地扣在了湖北人头上。好自嘲自娱的湖北人也不在意，宁用其贬义互娱，譬如“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把黄陂、孝感、汉川三地的人做比较。据民间解释，其本意并非指人，而是指黄陂斗笠是尖顶的，孝感斗笠是绞边的，汉川斗笠是既尖顶又绞边，老百姓便编成顺口溜：“尖黄陂、狡孝感，又尖又狡是汉川。”口口相传，就变成了那样儿。湖北人是自省、自信，而且幽默的。

从先楚的神鸟到先秦的神鸟，从“见之天下安宁”，到闻之“不吉利”，再到被赋予聪敏、机警、勤奋、敢拼的含义，“九头鸟”是楚地楚人的精神图腾、凤鸟形象的美好化身，是一方地域文化、一段历史记忆、一个崛起部落及其后世永远铣削不掉的烙印，遗传千年而不失落的基因。

“九头鸟”是精神的象征，阅尽数千年沧海桑田，见证荆楚之地的起落兴衰和枯荣进退，凝练出千百年来楚地人、湖广人、湖北人心系天下、志存高远的精神情怀，自尊自强、敢打敢拼的品质特征，机敏勤奋、敢于创新的禀赋天资，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

“九头鸟”是楚文化的标志，其滥觞于立楚之前茹毛饮血的时代，塑形于楚国八百年筚路蓝缕和开疆扩土时期，锻打于春秋风雨和战国硝烟之中，潜化于秦汉交替和楚汉对峙阶段，儒化于两汉以来，涵养在唐宋以降，积千年之精蕴底气，聚楚材之文韬武略，勃勃翩然，生生不息，是一种文化力量的凝聚。

“九头鸟”从荆棘蛮荒之地起飞，背负历史的载重、文化的印记，栉风沐雨越千年，赓续远航渡无边。相信在中华文化的天空里，“九头鸟”会飞得更高远，更坚定，更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