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尺青锋谁胜出楚式剑是怎样炼成的之五（第2页）

良弓、利箭、好射手，三者缺一不可。春秋战国时期按照射猎、射鸟、车射、火射、弩射、散射等用途，把箭矢分成兵矢、田矢、杀矢、茀矢、鍭矢、凡矢、枉矢、絜矢、矰矢、志矢、恒矢、庳矢等种类，设计出不同的箭杆长短、直径粗细、镞长、前后比重、羽毛大小、木节疏密、材质轻重。楚式箭的箭头由青铜或铁制成，一般呈锥形、双翼式或三棱形、四棱形，有的箭头还有倒刺，一旦中箭难以自拔；杆身细扁状，既具有穿甲功能、可以直刺敌人肉身，又能保持飞行平衡、减少风的阻力。火箭配合火攻，毒箭用于点杀，响箭、鸣镝的作用有如发令枪、信号弹。一把上乘的良弓需要在最好的季节，选取制作干、角、筋、胶、丝、漆的材料，优质的“干”是为了射得远，巧妙的“角”是为了箭速快，有弹力的“筋”可以使箭射得深，上好的“胶”能确保弓身黏合紧密，结实的“丝”是为了弓身牢固，耐久的“漆”则可以使弓身经得起日晒夜露风吹雨淋；而弓干木材按优劣又分成柘木、檀木、桑木、橘木、木瓜、荆木、竹子七个等次；选材要辨色、听声，颜色深黑的木质坚韧，声音清扬的纹理清晰；要巧用材料的力势，反向用力能射得远，顺势用力则射得深；锯不歪斜，弓干才不扭曲；木心中正，弓力才均匀，方能射得远，射得准。弓箭的目标性强、准确率高、远射力大、致命性强，成为冷兵器时代的远攻重器。

但是弓箭再好，气力再足，也总有精疲力尽的时候。一位看过养由基表演绝技的路人说：“你百步穿杨，百发百中，我佩服你，但你左手弓、右手箭，难以持久，累了就射不准，前功尽弃。”

言者有理，闻者有心，于是楚国人根据弓的原理发明了楚式弩。据史载：“楚琴氏以弓矢不足威天下，乃横弓着臂，施机设枢。”竖式弓变成了横式弩，强弩的杀伤力超过了最好的劲弓。楚式弩由弩机、弩臂、弩弓、弩弦组成，制作过程涉及静力学、运动学、动力学，还包括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机械原理、流体力学等；弩机由瞄准器、扳机、栓塞和箭矢组成，其中的金属构件均为青铜铸造。只要轻扣弩机，弦惊而箭出，“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威猛的射手一展臂，能“射六百步之外”的目标。

在此基础上，楚国人还发明了连弩。一九八六年湖北江陵秦家嘴楚墓，出土了一种双矢并射连发弩，这是目前出土的最早的连弩，一次可容纳十八支箭，连发十箭，速度快、威力猛、射程远，比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发明的“诸葛弩”早了近五百年。速度就是力量，射程就是优势，先进性就是杀伤力，这种被称为“天下第一把连发枪”、冷兵器时代“冲锋枪”的楚式弩令后来的秦始皇都爱不释手。《史记》载，秦始皇亲临山东烟台附近海面，“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他也因此而留在了李白的绝句里，“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连巨大的鲸鱼都能杀死，可见连发弩的杀伤力。

没有剑，不是楚。没有弩，也不是楚。

但是，楚式箭也好，楚式弩也罢，它们的杀伤力再强大，也大不过雷霆战车。春秋伊始，诸侯各国兵种以步兵、车兵为主。车兵以战车为单元，一车为一乘，一乘配三人，装备弓箭、矛、戟等兵器。战车按任务分类，指挥作战的叫“戎车”；负责进攻的叫“驰车”“攻车”，或者“轻车”；负责观察敌情的叫“巢车”，或者“楼车”；负责运送武器装备的叫“辎重车”；负责补充伤亡士兵的叫“阙车”。与中原诸国战车设计略有不同，楚地因为山路崎岖、沼泽密布，对战车的灵活性、机动性、稳定性要求较高，因而楚式战车设计成上窄下宽形状，重心下沉，不因山路狭窄崎岖而颠簸侧翻。战车一般用青铜方板包裹，自带车甲长矛，马拉战车飞奔，两侧车载长矛快速地旋转杀敌，适用于大规模作战，是重型武器中的杀手锏，是步骑兵的绞肉机。先进战车的使用，增添了战争的残酷性和血腥味。

随着作战半径不断增大，楚、吴、越三国率先组建了工兵、舟兵等兵种，负责修路架桥、修筑城防工事、修建武器装备、建造舟船，依托长江、汉水、河湖之便，训练出强大的战船水师。各国的战船大同小异，分大翼、小翼、突冒、楼舡、桥舡等种类，大小不等，用途各异，都是重要的水上作战武器。

史载，公元前985年，周朝第四任君王周昭王伐楚，获得大量青铜资源后，得胜而归，但发现在与楚人的对抗中，缺乏既能作战又能运输的水师，遂指挥王师打造轻舟、征集民船。但临渊结网、临阵造舟往往无济于事，在楚人的抵抗中，周昭王最终毙命于水中。究其死因，一说是周昭王的王师船队被楚国的舟师击败，一说是被楚地一个以兕为图腾的部落袭击，一说是楚地船工在为昭王造船时做了手脚，船行中流，突然裂开，昭王坠水而亡。往事三千年，历史成谜团，但至少有两个史实是可以相信的：一是周昭王死于楚地，旷世恩怨未了，以至于几百年之后春秋首霸齐桓公还以此为借口兴师问罪，敲了楚国的竹杠；二是周王室当时没有一支威力强过楚人的水师，王师的防区还没有覆盖到江汉流域。江汉之水利，成全了楚地的水师，楚国成为最早有水师战功记载的国家之一。

楚国倚水而兴，因水师而强。据山林之险峻的楚人从荆蛮汉水走向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在东南方向，楚国扼长江之险要、以舟楫之便利，向江淮地区拓展，但是，在统一长江流域的战争中，楚国水师遇到了吴、越两国的顽强抵抗。

吴越之地自古江河湖海纵横、水网水路交织，素有舟楫之便；吴越之人多通水性，擅长踏波履浪，因而吴国的舟师组建也比较早，兵士训练有素，有相当的战斗力。楚有吞吴之意，吴有图楚之心，但两国先交后攻，签订了盟约，在蚕食诸多小国后，便在广阔的长江流域，面对面地摆开了战场，因此春秋时期的水战多发生在楚、吴、越三国之间，其中以楚、吴两国水战为主。

公元前549年夏天，即楚康王十一年，楚国“舟师伐吴”，但吴国舟师落帆收桨、严防死守，楚无功而返，但吴国见识了楚国水师的威风。这年冬天，楚康王再次率兵，水陆并重地袭击吴军，在楚国巢邑（今安徽寿县瓦埠湖）以空城计诱敌深入，吴王诸樊不明就里攻上城楼，洋洋得意之际，被藏在城墙后面的楚军高手一箭毙命。楚国的斩首行动令吴军大乱，吴国的舟师步骑溃败而逃。公元前525年，即楚平王四年，楚国水师大战吴国舟师于长江江面，陷长途来袭的吴师于楚境水域，大获全胜，还缴获了吴王的战船“余皇”。

到了春秋末期，吴国舟师渐占上风，屡屡击败楚国水师，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吴国请到了擅长水上作战，且深谙楚国用兵之道的楚人伍员伍子胥。史书载：“水战之具，始于伍员。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伍员伍子胥与孙武共同辅佐吴王阖闾，日夜操练车兵、步兵、骑兵、舟兵。公元前506年，吴国大兵攻楚，一举攻入郢都，血洗楚国，楚昭王仓皇出逃。这位伍子胥，正是在长江边上、今天湖北监利的黄歇口长大，从小识水性。他助吴灭楚，是为了报楚平王冤杀其父伍奢、其兄伍尚之仇。尽管楚国有此一败，以水师压制江淮、防御外敌，一直是楚国的东南战略。

胜败乃常事，得失必有因。楚、吴之间的战争是春秋战国大戏的一大看点。吴国地盘包括今江苏、安徽及长江以南部分地区，核心区域在太湖流域。楚、吴两国国都相距千里，却在几百年间一直交恶，打得你死我活、不亦乐乎。分析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两国在对中原文化的态度上有对抗，二是两国在发展战略上有冲突，三是两国外交关系上呈敌对状态，几乎就没有热络过。

在文化取向上，吴国对周王室有天然的亲近感。吴国人本是周人之后，当年“太伯奔吴”，始创勾吴，让出了继承人的位置，才有了后来的周文王、周武王父子灭商建周的伟大业绩。数百年来，中原王朝、华夏诸国对这个后裔、近亲一直怀有深深的血脉情缘、同胞情分。公元前六世纪，吴国寿梦称王，“始通于中国”，开启了吴文化对周文化的回归之旅、吴国的中原化之路。吴国对中原文化的归宗感、对周王室的敬重感，引起了与中原文化想贴但贴不拢、想融但融不进的楚国的反感和反击。楚人对中原文化缺乏敬畏感、归宿感，对“周氏旧邦”存在傲慢与偏见，甚至敌视。

在发展战略上，楚国的东南扩张计划遭遇到吴国的抵制。周太伯奔吴之后不久，周武王之子叔虞被封于唐，后为晋国，公元前七世纪晋文公称霸，城濮一战败楚，保卫了周王室江山，阻击了楚人北上的步伐，楚国只好剑指东南，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发展，但这一战略与吴国制定的“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战略方针硬碰硬、刚对刚。吴不敌楚，便联晋反楚，于是吴、楚关系更加尖锐对立。在公元前475年越灭吴，公元前333年楚败越，杀越王无彊之后，楚国的东南战略终于实现，势力范围覆盖到东海。

在外交关系上，吴国是楚国在江淮地区地缘政治的主要竞争者。吴、楚两国长期交恶，吴国一直是楚国南方独霸、北上争霸、东南扩张的掣肘。“无岁不有吴师”，楚国一直面临吴国的侵扰。吴王采纳伍子胥的建议，运用疲楚误楚、翦楚羽翼的策略，跟楚国打消耗战、袭扰战、游击战、疲劳战，终于在公元前506年，绕道大别山直插汉水，从背后长途奔袭楚国郢都成功，让楚国毫无知觉地摔了个大跟头，从此一瘸一拐地走了两百多年。而“越不从伐楚”，一直与楚国交好甚深，是楚国长期帮扶的对象，在吴国长途袭楚，楚国险些丧命的关口，从背后给了吴一刀，救了楚一命。但吴、晋联手，使楚国同时感受到来自北方、东南两个方向的压力。吴、越两国争霸江淮、太湖流域，楚国是越国的坚定支持者。吴、越、楚鏖战江淮的当口，一度称霸于南淮地区、对周王室时服时叛的徐国兴风作乱。早在三个世纪前，这个徐国曾经乘周穆王千里迢迢约会美丽的西王母之机发起叛乱，周穆王在造父的帮助下，快马加鞭日行千里地从西北赶到东南平叛，还专门调集楚国军队打击徐国。进入春秋时期后，楚、齐相继称霸，徐国带着包括舒国在内的淮夷诸国，选边站队投靠齐国，但一贯爱吃“窝边草”的徐国，于公元前657年侵入了身边的舒国。楚国立即兴兵支持舒国，也趁机扩大了在淮夷地区的影响。楚国在江淮地区的扩张，引起包括舒国在内淮夷诸国的反抗。公元前615年，舒国趁楚国令尹去世之机反楚，楚国新任令尹率军平叛，活捉了舒国国君，楚、舒之间从此结下梁子，反楚战争频发；公元前601年，舒国再次反叛楚国，楚军干脆大举东进，吞并了舒国、蓼国，“盟吴越而还”。虽然“盟”了、“还”了，但楚、吴两国短兵相接面对面，在江淮地区展开争夺，没有和平相处，没有睦邻友好，没有互相尊重，只有你死我活。

以上文化取向、发展战略、外交关系三个维度，决定了楚、吴关系难以平和的基调。战争是外交的户外谈判桌，兵器是斗争的必需品，在刀尖上跳舞，在钢丝上行走，生死就是一瞬间，存亡往往一刹那。楚、吴两国关系，随时可以爆雷。

在与吴国的长期较量中，楚国水师作战能力得到增强，在楚惠王时期突然有了一次大的提升，这要感谢一位鲁国人。这个人是一位工匠，名公输班，人称鲁班。越王勾践灭吴后，越国畅行江淮、号称“霸王”，楚、越之间说翻脸就翻脸，楚对越五战而三胜，终于灭越于吴越之地。正是在楚、越两国大战时，公输班到了楚国。他发现楚军居上游，顺流而下，见利好进，但见不利却不好退；而越军处在下游，逆流而上难、顺流而退易，因此一旦不利则退得快，所以越军屡败楚军。鲁班便为楚军研制了一种舟用水战利器——“钩强”，亦称“钩拒”。一旦两船相遇，楚军水师可以用这种带铁钩的长篙钩住对方船舷，一路追打，对方难以脱身，这样既可以拒敌于一定距离，又可以钩住敌船痛打，优势大增。《墨子·鲁问》中，记载了鲁班对楚国的这项伟大贡献。

兵器之力在兵，人是第一位的。发明兵器靠人，使用兵器也在人。兵法之力在法，不在器，重器更重法，重视军事制度的建立。强国必先强军，是楚国君王的遗传理念。楚国是春秋时期比较早注重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国家，楚国君王是全国最高军事统帅，王室专设莫敖、司马等负责军政大事的职务，确立了责权、兵役、编制、装备、训练等方面的制度，建立了贯通上下、覆盖全国的军事机构。

这里重点要说的，是楚国的军事机构设立。楚国的国家武装分四个层面。一是国家军队，亦为“官军”“王师”，这是国君调动的主要军事力量，由中军、左军、右军三军组成，由王族贵族成员统率，三军皆王师，士卒乃王卒。二是地方武装，在县一级设立“县师”，服从地方管理，由地方官员和当地贵族担任军事长官，这既是王师力量的辅佐和来源，又是抵御外敌的边师和前锋。楚国灭申国设申县、灭息国设息县，这两个驻扎在楚国北部的县师被以屯地命名，即“申息之师”，后被“陈蔡之师”取代，都是当时实力强大的地方军队，有效地防范了北方晋国军队的入侵。三是城市邑兵，每个城邑设置守卫城市的邑兵，是王师和县师的补充和储备。四是全民皆兵，楚国实行兵民共建、藏兵于民，兵民一体、平战结合的政策和机制，在关键时刻、危急时分往往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公元前506年吴国攻打楚国的那次奇袭战中，楚国险遭灭国之灾，楚昭王出逃，国无主、军无将，一片混乱，幸有楚国民兵奋起拼死抗吴，打响了保家卫国的人民战争，收复了部分国土。直到秦兵驾长车驰援，越国又从背后袭吴，后援不支的吴国才不得不撤兵。至此，楚国逃过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灭国之灾。楚国民兵虽然是乌合之众、草莽之夫，却救国于倾覆、拯民于杀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草民之力，乃国家之力。

除了国家武装，春秋时期各国几乎都有私人武装，楚国亦不例外。楚国的太子、卿大夫可以豢养“私卒”，其中的若敖氏、令尹子常等都拥有相当势力的私卒，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护贵族家族的利益和安全，也应征参加国家战事，是王卒的补充。一些大的私卒集团势力能与王卒抗衡，甚至发展成为干预政治、颠覆王权的重要武装力量。公元前632年四月，楚、晋两国在首次争夺中原霸权的城濮之战中，楚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与晋国对抗，在国家力量不济的情况下，动用了若敖氏家族的私卒。公元前626年，楚成王被太子商臣“以宫甲围成王”，“宫甲”是太子的私卒。一国之君王死于太子私卒的兵变，令人唏嘘。公元前605年，若敖氏家族发动针对楚王室的武装叛乱，被楚庄王的王卒所灭。可见楚国的私卒势力已经发展到足以决定君王生死、国家存亡，左右国家政治生活的程度了。从春秋初期到战国末期，楚国的武装力量一直保持较高的组织化程度，程度越高，力量越强。楚国的这种强大，让它的西北邻居秦国一直感受着压力。

公元前266年，秦国历史上发生过一件很普通却又不寻常的人事任命。秦昭王求贤若渴，双膝五跪，请得魏国隐士范雎，并任命范雎为丞相。战国末期，震**天下的兼并战争几近尾声，合纵连横的重组运动席卷宇内，苏秦主张合纵，张仪主张连横。从结果看，横则秦为皇，纵则楚为帝。正是秦昭王请到的这位著名谋臣范雎先生，颇具深谋远虑之功，提出“远交近攻”之策，一举瓦解了六国合纵之谋。

某天，范雎见秦昭王郁郁寡欢闷闷不乐，便对秦王说道：“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请问吾王，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呢？”秦昭王答曰：“我听说楚国的铁剑锋利而倡优演技差。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恐怕楚国是为了打败秦国啊！”

这叫“楚之图秦”。

这个典故至少说明三个问题：一是秦国知道真正的对手是楚国，战略意图明显；二是楚式剑确实厉害，威慑强秦；三是楚国威慑力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高悬在秦国头顶，令秦国君王坐卧不宁寝食难安。的确如此，在秦国崛起天下、横扫六合的过程中，楚国一直是秦国的心头之患、最大的军事威胁。

其实，秦昭王担心的，不仅仅是楚式剑，而是楚人的决心和斗志。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利器是力量的延伸，战争是意志的表达，政治斗争不息，军事征战不止。先进工具、先进武器是生产力，更是政治的意志力、国家的战斗力，这是秦国所惧怕的。

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再锋利的刀剑，再先进的武器，都是客观存在，一国之兴亡在人而不在器，战争之胜负靠战法而不仅仅靠武器，装备是重要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战略比战术重要，兵法比兵器重要。人比物重要，战争的决定权、决策权在帝王将相等关键少数；战争的状态、水平、质量、效果，取决于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的政治智慧、军事理论、战略战术、计谋韬略等，而其中的风云人物是影响历史走向、决定历史进程的人，一如楚武王、楚成王、楚庄王、楚康王、楚昭王、楚惠王、楚悼王、楚威王之于楚，一如秦文公、秦武公、秦穆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秦始皇之于秦。推动历史的人很多，但改变历史的人很少，有时候只有那么几个人，而他们的意志决定着世界的格局、历史的走向、人类的命运。春秋战国五百五十年，笑到最后的那个人，是秦始皇。

诸侯对峙，战争频繁，这是春秋战国的时代特色。《春秋》《左传》《战国策》等文献对战争有过描述，但对战争的统计不完整准确，也无法详细统计。年年有战、一年数战、多国参战是基本状态。夜海听涛，听得清每一阵的声响，却记不得那一夜有多少次的涛声。

战争塑造了春秋战国的性格。翻开春秋战国的历史篇章，动**是基调，战争是主题，血红是底色，漫天雪花纷纷扬，惊涛骇浪声声急。武力决定天下，战斗力就是生产力，国家存亡、王权更迭、版图改写基本靠战争。诸侯列国的经济实力、政治能力、外交实力首先表现在军事能力上，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人力资源全部转化为战争资源，物质财富转变为军事装备和防御设施，而拥有这些资源优势的楚国，建立了以军事立国的发展方针，战争主线贯穿楚国八百年的历史。楚国的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

千磨万击出利器，千锤百炼铸精神。楚人从荆棘丛中站起，绝处求生，极地反击，从小到大，由弱而强，据长江汉水之险要，占江汉平原之沃野，教列国不敢小觑，令列强未能得逞，历经艰辛与苦难，受尽屈辱和痛苦，但依然不屈脊梁、不输风骨，依然向前向上，向着更高、更强，一路问鼎、问天，不断奋进。

三尺剑，六钧弓，利剑强弓；春秋雨，战国风，血雨腥风。天昏地暗路莫辨，电闪雷鸣心惊悚，一群人驾柴车、踩泥泞、翻沟涧，向着辽阔与光明，踔厉风发，笃行不怠，他们以楚式剑为笔，蘸江汉水为墨，在历史的天空，龙飞凤舞地狂草着英雄的史诗。

一道闪电炸响，留下一个金色的标题：

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