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此青绿楚式剑是怎样炼成的之一（第2页）

周公另一大贡献，是“卜都定鼎”。

东周的都城位于洛邑。但周王室何时迁都于此，史学界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时，周武王就定居成周了，他的军队就是从洛邑出发攻打商都朝歌的。但汉代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学者不支持这种说法，《史记》有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第二种说法是，公元前771年，昏聩的周幽王为博得褒姒“千金一笑”而烽火戏诸侯，导致内乱和犬戎入侵，周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西周覆灭，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率王室浩**东迁，从西部的丰京、镐京迁都于东部的洛邑，西周在此杀青，春秋从此起笔。第三种说法是，周成王五年，成周建成，当年迁都，驻军八万人，周成王举行隆重浩大的祭礼，以告慰周武王，并训诫宗室子弟。也就是说，迁都时间是公元前1039年。

关于这第三种说法，可以展开一笔。

公元前1039年的二月，遵周武王遗训、周成王之命，周公派召公赴洛邑，在夏商王朝故地一带，勘察建东都一事。之后周公亲自踏勘，确认洛邑地处“天下之中”，距离“四方入贡”者的位置相等，于是拍板敲定在此建都。《左传》有“成王定鼎于郏鄏”的记载。“郏鄏”，即为洛邑，在今天的河南洛阳；“定鼎”，即为定都之意。大兴土木，当年乃成，是谓“成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层面的都城整体规划和建设，“城方千七百二十丈，外城郭方七十里”，肃穆庄重，气势恢宏。成周设明堂，明堂置九鼎，这叫定鼎中原，以慑天下。当初大禹接受“九牧之金”而铸九鼎，“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这“九鼎”应该是从夏、商的手里继承下来的，聚金铸鼎，鼎铸辉煌，承载神天洪福，绽放出映照千秋、指正人心的光芒。所以都城建在哪里，鼎就立在哪里。

本文认为，上述三种说法中，第一种说法不靠谱，如果说周武王伐商是从洛邑出发，洛邑充其量是周国军队的一个地下行营，作为推翻前朝这么重大的秘密军事行动，周人是断不敢在商王室眼皮底下有所动作的，更何况当时还没有周王朝一说，何来周王室迁都一说？第三种说法虽有何尊做证，但是不是创立周朝几年之后就迁都，似可存疑，建而未迁也是可能的，如此这般，第二种、第三种说法倒是可以连缀起来。

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真相，洛邑最早可能是以陪都身份出现的。上古传说中，炎帝建都于陈，而建别营于曲阜；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建别居于涿鹿；夏禹建都于阳城，而建别都于安邑，夏禹之子启建都阳翟，亦居安邑；商王朝先有北亳、南亳、西亳，后有殷地，到商纣时居于朝歌，由此看来，周王朝建都于丰镐，再在洛邑建新都成周，作为丰镐的陪都，是有传统的。而且，周王室此举可以通过洛邑监视前商朝贵族遗民。

关于周之都城，学界有“岐邑”“程邑”“丰邑”“镐京”“洛邑”“南郑”“西郑”“犬丘”之说，一直存有争议。但周成王、周康王、周昭王、周穆王四代君王曾驻都于洛邑，是有文献和文物佐证的。有史家认为，第四任君王周昭王伐荆楚，是从成周出发的，越嵩山、经南阳方城、到襄阳、走随枣，停留铜绿山，然后经南阳回到洛邑。这条路，把周王室与楚国紧紧连在一起；第五任君王周穆王姬满后来又迁离洛邑，移都于今天陕西华县的南郑，他的数次西征是从南郑出发的；第七任君王周懿王姬囏因为不堪西戎的骚扰，迁都于今天陕西兴平市的犬丘。至于周王室何时回到丰镐，史料留下了飞白，学界鲜有论证和论争，只知道最后平王东迁洛邑，是从这里出发的。极有可能的故事是，周国从周原出发，定国都于丰镐，周武王立周朝时先居丰镐、拟建洛邑，周成王建成洛邑作为陪都，周穆王、周懿王两次往西北方向迁都，最后某位周王复位丰镐，周幽王姬宫湦被杀后，其子姬宜臼被拥立为王，即周平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到成周洛邑，陪都成为首都，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周成王建成周洛邑一事，有物为证。一九六三年出土于陕西宝鸡贾村的“何尊”，是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内底铸铭文十二行、一百二十二个字，记载了在洛邑建都这一历史事件。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四字，明确示意在“中国”这个地方建都城。这是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

何以为尊，唯有中国，“何尊”让世代中华儿女记住了自己名字的由来。

成周洛邑落成，原商朝故地遗民安分守己、不敢造次，周朝迎来了中国古代第一个太平盛世——成康之治，四十年没有动用刑律，宇内安宁，天下无贼。洛邑距离夏都、商都咫尺之遥，使周朝回归天下中国、复位中原文明，开启了华夏文明新原点。佐王室，建成周，立鼎明堂，周公乃千秋功臣。

武王伐纣，商朝灭亡。登上历史舞台的周朝对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更加重视。与商朝青铜器相比，周朝青铜礼器更加精美，而且花纹图饰更多，刻字金文更丰富，一些重大事件被以刻鼎铭文的方式被记录流传下来，为后世留下了基因图谱，十分珍贵。如“武王征商簋”底部，有四行三十三个字，准确地记载了周武王灭纣的时间，成为商周两代更替的断代标识。

历史诞生了青铜器，青铜器刻录下一个时代的起点，记录了一个朝代的生日。

在公元前1046年那个早春的晨曦中，跟随周武王在商都朝歌郊外的牧野誓师的“牧誓八国”，是当时八百个方国中最大的八个，分别是庸国、蜀国、羌国、髳国、微国、卢国、彭国、濮国，其中的庸、微、卢、彭、濮五个国家先后被强大起来的楚国吃掉了，尽管楚部族助周反商、随周灭商有功，但当时并没能进入商末八强之列。

周王替天行道，周鼎安定天下，周礼治理天下，周公制定天下。无论在夏、商、周，无论是鼎、尊、簋，青铜礼器都是国之重器，是文明的标点、历史的记忆，是周朝文明的高峰。

荆楚大地上，既留下大量商、周时代的礼器珍遗，也留下楚人追奉先贤、礼治社会的努力。

中华文化讲究先礼后兵，说了礼器，再说说兵器。

中外神话传说故事里，神明皆操神力无边的法器，英雄都有威力无比的利器。盘古的神斧轩辕的剑，后羿的神箭东皇的钟，伏羲的神琴神农的鞭，是英雄的标配、力量的化身。

《山海经》载：“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魏晋文学家陶渊明有诗赞曰“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干”和“戚”，就是矛和盾。刑天，是神勇无比的英雄。

神话很浪漫，人间更生动。在冷兵器时代，矛、锤、弓、弩、铳、鞭、锏、剑、链、挝、斧、钺、戈、戟、牌、棒、枪、扒，被称为“十八般兵器”。兵器分类有多个版本，但兵器的发展方向只有一个，即不停地铜化、铁化、钢化。无论是戈戟刀剑等攻击性兵器，还是盔甲铠盾等防御性兵器，铜制和铁制化程度越高，战斗力和抗击力越强。武器越先进，战斗越血腥；技术越进步，战争的形态、规模、烈度级别越高。人的生命是兵器工业的试验品。

这是人类进步的代价。

商朝晚期的青铜礼器应用达到第一个高峰，商朝的青铜兵器也得到标志性发展。这个高峰和标志之一来自一座商墓。

一九七六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了一座商朝王后之墓，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表明，这座墓的主人，正是商朝第二十三任君王武丁的夫人妇好王后。妇好是商朝有作为的女政治家、军事家，在六十多位后妃中最受武丁王宠爱、珍爱，她帮助武丁王推进文治武功、内政外防，协助甚至代表夫君主持重要的祭祀活动，率兵征伐土方、羌方、人方、巴方等方国，红颜英姿飒爽，威武不让须眉，文武卓然，战功显赫。

在这位女中豪杰的内佐下，武丁王革旧除弊、开疆扩土，商朝国力勃兴、经济繁荣，南征虎方，东抵夷方，北击鬼方（匈奴），西抗羌方、周族，疆域面积大增，迎来“天下咸欢，商道复兴”的“武丁中兴盛世”。遗憾的是，妇好只活到了三十三岁。关于她的死因，史料不详，有两种猜测，一说是战死，一说是难产而死。悲痛的武丁王把妇好葬在宫殿区里，与自己相伴，随葬品多达一千九百二十八件，其中刻有妇好名字的青铜器有一百零九件，觚、爵、斝、尊等的数量和规格都超过一般，有七百五十五件精美的玉器，还有大量关乎妇好身体状况、生育的卜辞，可见妇好在武丁王心中的地位。

令人不解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对武丁王大书特书，却对妇好只字不提。是不知道，没有见到载有此事的甲骨文，还是不愿说、不屑说，是一道谜。

这里想指出的是，妇好之墓出土了两把青铜钺，一把叫龙钺，一把叫虎钺，各重九公斤。青铜兵器作为国之重器，在商朝享有很重的政治分量、很高的社会地位，青铜钺既是武力的标志，也是王权的标志，说明妇好在朝中的作用、国中的地位。

青铜兵器不仅是保家卫国、征伐扩张的利器，也是更新换代、革故鼎新的锐器。当年周武王发动覆灭商王朝的牧野之战时，就是左手持黄钺，右手执白旗，披坚执锐地站在黎明的寒风中，举行誓师大会的。寒光凛凛，冷风森森，如林列阵的青铜刀戟，是一个朝代的了断，更是一个时代的开启。

兵器与礼器一样，同样是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的见证。一九二三年，位于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遗址被发现，这个距今五千七百年的马家窑文化属于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出土的大量精美陶器呈现仰韶文化的特点，延续了彩陶文化的生命，并将斑斓与绚丽传布到中国的西北部。一九七五年，世界的目光聚焦在离临洮不远处的甘肃临夏州东乡县林家遗址。这里是马家窑文化圈、齐家文化的源头，考古学家们在这个丝绸之路旁的遗址上，除了发现大量珍贵的陶器、玉器、骨器，还发现了一件长一百二十五毫米、宽二十四毫米的青铜刀。

马留印、刀留痕，留下的都是历史。

这把青铜刀之所以引起关注，一是年代久远，经碳十四对青铜刀所在的文化层进行测定，年代约在公元前3280年至公元前2740年之间，距今约五千年，当时判断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因此被称为“中华第一铜刀”；二是位置特殊，这里地处中西交通要道，是连接东亚与中亚、西亚与欧洲的陆上通道，是中华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的交会点、融合地。

这是中华青铜文明走出去，还是西亚青铜文明走进来，流布于我国河西走廊的物证？只此一刀，是为孤证，难以确定，但它是青铜技术最早运用于兵器的例证，也是把丝绸之路的历史推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佐证。但如果以此认定中华青铜文明外来说、中华没有青铜矿，进而否定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则是荒诞不稽的。

以甘肃临夏州广河县齐家坪遗址为中心的齐家文化，是马家窑文化的延续，距今约四千两百年，覆盖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等，与夏王朝年代相近。在这里，发现了“中华第一铜镜”，还发现了青铜短剑、倒钩铜矛、有銎战斧等青铜兵器。

有专家认为，根据形状和功能看，这些兵器可能来自欧亚草原、塞依马—图尔宾诺时期，经我国甘青地区向内地传输，流入燕山山脉、黄河流域，一路上形状有渐变，功能有差异，但依稀可辨流入的路径，依稀可辨风格的同异，依稀可辨欧洲文化与中亚文化、欧亚文化与中国文化、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以及西北地区与中原地区、西部民族与华夏民族、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交流互鉴的痕迹。

上下几千年，迢遥千万里，风干的筋骨犹在，尘封的记忆不泯，有物为证。汉代开凿丝绸之路以前，中国的西北方向就已经打通从中原腹地通往西域深处的青铜之路，一路上陶彩玉泽丝绸如织，一路上马踏飞燕惊尘如烟。

世界给人类的惊奇，总是一点一点地展示。相信更多的考古发掘，将重现昔日的西域边陲盛景。历史能证明历史，未来在期待未来。中国的青铜史如何开篇，在等待一声回答。

世事如砥，岁月是砺，打磨着人类意志的青锋长剑。从青铜矿产到青铜兵器，要经过复杂的冶炼工艺，经过漫长的打磨过程。智慧为根，创新是本，锻打的是品质，浇铸的是信念。战争，是最大的产品检验员。

商代的冶炼技术达到一定的水平、能力和规模，已经从矿石混合冶铸的初级阶段，发展到能提炼出纯铜、锡、铅，并按比例配制合金的较高级阶段。以铜为主，锡多则硬，铅多则韧，配制而成的青铜兵器的性能，远远高于石斧石镞石钺石锤石戈等石质兵器。在此基础上，周代先人们还发明了一种复合剑，剑刃含锡量高、刀刃锋利，剑脊含锡量低、坚韧不折，因而具有刚柔并济、坚利俱全的特点。同时，兵器的尺寸、形状、式样、用法不断走向制式化和标准化，武器的杀伤能力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陡增。

物以稀为贵，地因宝而富，各国争夺的资源从铜矿扩大到锡铅矿，矿产的富裕国是资源的优势国，也是战争的目标国。楚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保资源、争资源，逼得楚国不得不面对战争，不得不成为战场上的主角。战争的规模在扩大，战争的范围在延展，战争的频次在提高，社会的动**程度和整合衍变的力度在增强。战争，作为变革人类社会形态的手段，成了全部历史的主题。

无论是礼器还是兵器，都是历史的实证。那一声浑厚有力而古老的回答，来自楚国，来自长江，来自青铜。有了青铜，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才有了颜色，有了葱茏万千、绿意盎然。借你一色斑斓，染我半壁江山。蘸你一点青绿，绘就一个时代。

那是楚国的颜色。

耿耿长河，淼淼苍生，唯此青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