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阳明小传 圣贤相传一点真骨血02（第2页）
一个学生问他：“有人说学者以治生为首务，先生以为误人，何也？岂士之贫，可坐守不经营耶？”王阳明说：“若只说学者治生上，尽有工夫则可。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且天下首务，孰有急于讲学耶？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舍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二于治生？”
王阳明褒举颜回，贬低子贡，以为颜子在性地上下功夫，日见自己的不足遂日日有长进，子贡在闻见上下功夫，日见长进而封闭起来。他给湛若水写信说：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似乎他重内圣一路，轻外王一路，其实他正是靠勘大变、平大乱的赫赫事功给儒学挽回了面子，并树立了心学战无不胜的丰碑。用心学语言说，最关键的是王阳明能够“廓然大公”，所以能“随物顺应”，随机应变信如神又无往不合乎圣道，不是那种“平生无一济安策，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用书生。这也是王学原理“诚则智”。他有一段不大受人注意却至关重要的语录：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实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动处就是畿，诚神几曰圣人。圣人不贵前知。祸福之来，虽圣人有所不免。圣人只是知几，遇变而通耳。良知无前后，只知得见在的几，便是一了百了。若有个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趋避利害的意。
“知几，遇变而通”，是所有英雄成大事的秘诀，它相当今人耳熟能详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机动灵活地去战斗。这是理想主义的实用主义，不同于那些因循守旧之徒的虚无主义或实用主义，更不同于机械的教条主义。王阳明之所以能完成平定宁王叛乱那样艰巨的使命，正是靠这个本领。
他四十五岁时，走上“抚镇南、赣、汀、漳等处”的军旅之路。这几处“接壤山谷，无非贼巢”。朝廷屡次派的人都束手无策，反而造成更大的恶果，逼得山民们由小伙变成大聚义，从广东借来狼兵，实属高射炮打蚊子，耗资甚巨不说，而且狼兵来捕不了什么“贼”，反而比“贼”还凶虐。大小官员都认为这些“山中贼”无法可除了。兵部尚书王琼知道王阳明是“学本诚明、才兼文武”的大才，予以特别推荐，并允许王阳明便宜行事，全权办理。王阳明再三上疏恳请圣上不要派自己去领兵，皇帝却严厉命令他去上任。他一旦上任便彻底进入角色，真一副干啥吆喝啥的派头。先严御战之法，复行十家牌法，选民兵，明攻暗袭，离间计、反间计、攻心术一齐招呼，忽用附背扼喉之策，忽用出其不意之计。治内则严行赏罚，彻底改变了“南、赣之兵，皆畏敌不畏我”“未见敌而亡，不待战而败”的局面。他这时不讲愚夫愚妇也是圣人了，而是说他们“犬羊之性，变诈不同；豺狼之心，贪噬无状”。“阳虽听招，阴实肆毒。”这时不讲性善论了，而是“杀贼一，赏银五两；杀贼二，赏银十两”。这是割下首级来的，按颗算；没割下首级来的，银子便少一些，给三两。打横水时，铳炮之声撼摇山谷。“兵，不祥之器”，但这位道德家依然要将它玩到极致。这时的心学，变成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兵法：“兵无常势，在因敌变化而制胜，贼以为必待狼兵而后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他收拾池大胡子一案，颇像诸葛亮对付孟获。池大胡子明知“王公（指阳明）素诈”，还是上了王阳明的当，王阳明先撤去进剿之兵，后善待假来投降的池大胡子的弟弟，又当着这伙奸细的面鞭打真来投降的，然后又在底下悄悄地善言抚慰，让他们回去响应官军，最后诱池大胡子下山进城，帐设刀斧手，同时诸路官军问道上山，直捣“贼窟”。他给皇帝的长达万余言的奏折中称：“前后两月之间，通共捣过巢穴三十八处；擒斩大贼首二十九名颗，次贼首三十八名颗，从贼二千零六名颗；俘获贼属男妇八百九十名口。”王阳明废弃了原先“三省夹攻”的方案，用他组建的小分队“破山中贼”，用他的道德感化法“破心中贼”，奇迹般地解决了令朝廷头疼的老问题。朝廷高兴是当然的，“百姓沿途顶香迎拜，所经州、县、隘、所，各立生祠。”这也是当然的。他则关心移风易俗的工作，兴立社学，后来则在有条件的地方兴办书院，他认为只要教化明，民风才可能改善，礼让兴则乱不做矣。他在赣期间，刊刻了古本《大学》《朱子晚年定论》，他的学生薛侃刻印了《传习录》。
他几度辞赏、辞职，请求退休都不被允许，正当他奉命去“勘处福建叛军”、走到丰城时，“闻宁王反，遂返吉安，起义兵”。他本来可以照章办事，不返吉安，但受“良知”指引，冒死而来。宁王谋反已经营数年，上结朝廷权贵、幸臣，下养死士、军人数万，声大难挡，许多官员已降了宁王。王阳明搭船返吉安，船工不敢，他们听说宁王已派千余人来劫，谎称逆流又无风，开不了船。王阳明祷于舟中，誓死报国，北风起，船工还是不肯开船，王阳明拔剑削其耳朵，才开了船。黄昏，他直觉到有危险，便留下一随员穿上他的官服，他微服藏到一条渔船上。果然宁王的兵抓住了他那个替身，他则到了临江府，知府接入。他假造圣旨“行令两广、湖、襄都御史及两京兵部各命将出师”，让若干戏子缝在衣服中故意走到可以被宁王兵捉住的地方，宁王截获了“圣旨”后，果然疑惧，不敢出兵南京，放弃原先出奇制胜、直捣南京的构想，由主动变为被动。其实，这时到京城告发宁王造反的两位下级官员反而被朝廷给扣押了。宁王在京师已买通了诸多权竖，若不撞上王阳明这种“管闲事”的人，他也许能成为第二个永乐皇帝。王阳明并没有接受到任何成命，他只是出于主人翁的责任感，自发地冒险。当时江西的官员或被宁王杀之，或被宁王扣之，或降宁王，或坐观待变，因为正德皇帝已荒**无耻到了古今未有的地步，此前刚因要南巡被廷臣阻谏，杖死十余名臣僚。王阳明连夜赶到吉安，知府伍文定接入。为防被宁王奸党截获，王阳明写了《乞便道省葬疏》和《飞报宁王谋反疏》，用前者掩盖后者，王氏心思细密大率类此。同时他“传檄四方，暴发逆濠罪状，檄列郡起兵以勤王”。
他则声称“奉机密敕旨”，调兵遣将，先引蛇出洞，等宁王出师安庆时，阳明会师直攻南昌。宁王惊闻老巢被捣，遂回师救援，阳明率师在黄家渡与之展开决战。宁王重赏将士，又人多势众，其中多惯匪死士，阳明师中有退却者。阳明令斩后退者，伍文定被炮火烧了胡子依然击鼓催战，正好一炮打中了宁王的船，遂退走，结果兵败如山倒。次日，阳明用火攻，宁王的副舟起火，宁王与妃嫔泣别，其中的娄妃乃当年劝阳明圣人必可学而至的娄一谅的女儿，跳水全节。宁王被擒后对王阳明说：“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所有，请降为庶民，可乎？”王阳明说：“有国法在。”阳明仅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就平定了这场大叛乱。
这时，皇家大军才走到中途。他们为了夺功，密旨请皇帝亲征，正德遂封了自己一个镇国公，率大军南下巡游，又有廷臣死谏被杖死的。宦官张忠、江彬，安边伯许泰倒像是来捉拿王阳明似的，领着那么多军队一下子填满了南昌城，他们觉得只有将王阳明和朱宁王一块押送京师才带劲！只因为王阳明不肯把宁王交给他们，遂诬陷王阳明早与宁王串通，只是见他们大军到来才捉拿宁王以自保的。而且捉一个宁王有一知县即可，王阳明的功劳一点也不大，只是妆点过实的夸张罢了。——这其实是毫不新鲜的套版悲剧：奸臣当道，忠臣被害；庸人执政，精英淘汰。前两句可以概括张忠、许泰对他的构陷，后两句则可以形容杨一清、桂萼对他的排斥。
其中有趣的事情多得很。王阳明押解宁王北上献俘，而张忠、许泰居然想追还，将宁王放到鄱阳湖，等着武宗正德亲自与其遇战，而后奏凯论功。把国家大事如此游戏化真让后人和外国人惊疑难信。除了正德这样的大玩主，谁能玩出这种游戏？王阳明他们誓死保卫的竟是这样的君王和朝廷。正德曾以威武大将军牌派锦衣千户追取宁王，王阳明不肯出迎，属官问给锦衣千户多少钱，王阳明说只给五两，锦衣卫怒而不要。次日来辞行，阳明执其手说：“我在锦衣狱甚久，未见轻财重义如公者。我别无所长，只会作文字，他日当为表章，令人知道锦衣卫中有公这样的人。”王阳明只能用这种滑稽的办法与缺德少才却权大无边的小人周旋。张忠、许泰他们的大军在南昌靡费不堪自不待言，还制造事端，一旦有了硬性对抗的口实，他们便可以立即矫诏拿办王阳明。王阳明后来回忆说：“吾昔在省城，处权竖，祸在目前，吾亦帖然；纵有大变，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轻动者，亦有深虑焉耳。”他只有巧妙应付。江彬初到江西，让王阳明坐偏座，阳明佯装不懂，径坐上席，他不为一席之尊卑，“恐一受节制，则事机皆将听彼而不可为矣。”王阳明不敢明着撵他们出南昌，便学张良四面楚歌法，在城内祭奠死难者，哀声不绝，北军无不思家，泣下求归。那帮权竖等在王阳明奏捷的帖子上写了他们的“功劳”后才撤兵北还。
不知是为了用实际行动回击权竖关于他欲反的谣言，还是真心灰意冷了，王阳明忽而入西湖净慈寺，忽而入九华山，脱掉官服，穿上野人衣裳，像是在宣布：你们都想争功，我偏要弃官，入山修道。这也许只是一种姿态，一种政治性的举动。但当他五十岁时把门人召集在白鹿洞时，真有“归志，欲同门久聚，共明此学”的气概。他自言：经宁王、忠、泰之变，益信良知足以忘患难、出生死。他对大弟子邹守益说：“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放溺之患矣。”这只能保证他心态泰然而已，并不保证别人对他也使用泰然原则。
晁错“密于除奸、疏于防身”，韩愈可以感动鳄鱼，却无法感动排挤他的大臣。王阳明除宁王时达到了他推崇的“诚神几”的圣人水平，但在官场上他就不能那么得心应手地“知幾通变”了。他给兵部尚书王琼的信谦卑得过分，说明他还是相当世故的，也想从上面找个根子。他将宁王交给大太监张永，张永后来在正德面前多次驳正江彬、张忠对他的诬陷，说明他这一宝也押对了。但当他把平宁王的功劳归功于王尚书的英明领导时，惹恼了宰辅杨一清、桂萼。这两位正派的大臣和张忠、许泰不是一回事，在对待王阳明的态度上却异曲同工，他们视王阳明为“怪物”，视心学为“洪水猛兽”。
舆论中，有推荐王阳明这样忠君体国、文武全才的能臣入阁的，而杨一清等“具揭帖”（写大字报）反对说：“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古衣冠，喜谈心学，人颇以此异之，不宜入阁。”匿大功、责小过本是各级领导的惯技，这也罢了。尤为不可思议的是各种清查与言官、宦官的纠劾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地折腾了两年。要不是正德皇帝及时死了，王阳明很可能就活不长。皇帝是在正德十六年三月死的，六月新上任的嘉靖皇帝敕旨，以“尔昔能剿平乱贼，安静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敕至，尔可驰驿来京，毋或稽迟”。有点求贤若渴的劲头，王阳明自然立即启程，天子呼来即上船。可是宰辅从中作梗，暗示言官建言，以为“朝廷新政，武宗国丧，资费浩繁，不宜行宴赏之事”。这种文不对题的官话就让王阳明的梦想泡了汤。王阳明给新皇帝写了《乞归省疏》，说了实心话：臣自两年以来，四上归省奏。虽以暂归为请，而实有终身丘壑之念矣。因为“权奸谗嫉，恐罗暧昧之祸”。今圣上入承大统，使臣“出陷井而登之春台也，岂不欲朝发夕至，一快其拜舞踊跃之私乎”？这回朝廷同意他回老家省亲了。然而一去就是六年。王阳明几乎是“奉旨养良知”去了。
这一年十二月方才下达了“王守仁封新建伯”“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的圣旨。这迟到的奖赏遭到了王阳明的严词拒绝。“同事诸臣，延颈而待且三年矣！”这倒罢了，关键是当时的王阳明“未受巡抚之命，则各官非统属也；未奉讨贼之旨，其事乃义倡也”。当时跟着王阳明干是冒着杀族风险的，现在不但不赏他们，反而“阴行考察”，或不行赏而并削其籍，或赏未及而罚已先行，或虚受升职之名而因使退闲，或冒蒙不忠之号而随以废斥。尤让他痛心的是举人冀元亨奉命入宁王府“探其密计”，最后却以奸党罪被捕，冤死狱中。他们这么做实在是替宁王报仇！他请求朝廷普赏当初报效的诸臣，没有他们，他又算得了什么？“愿尽削己官，移报元亨，以赎此痛。”当交章飞劾阳明时，他的学生黄绾、陆澄为他辩诬，他则只为冀元亨申冤而移文六部及湖广两司。
陆澄在《辨忠谗以定国是疏》中说：“臣知守仁之心，决非荣辱死生所能动者。但恐公论不昭，而忠臣义士解体尔。”他大胆质问：宁王作乱时，“卖国之徒计安出也？”“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谤，天理人心安在哉！”黄绾的《明军功以励忠勤疏》则直指当时官场的不成文法：“凡饰誉、援党、贿讫，讥谗不及，必获显擢，无不如意。凡尽忠勤职，即讥谗蜩集，黜辱随至，无不失意。”这样下去，“人皆以奸结巧避为贤，孰肯身仕国家事哉？”“他日无事则可，万一有事，将谁效用哉？”他着意反驳了不让阳明进京的借口：陛下大官之厨，日用无纪，哪在乎一餐之宴？北京岂无一职，偏派他当南京兵部尚书。“此乃邪比蔽贤嫉功之所为也。守仁后丁父忧，服满遂不起用，反而时造言排论。然虽蒙拜爵升官，铁券未给，禄米未颁，朝事无与，迹比樵渔。”成了江湖闲人。这便是能干又肯干的下场。
无论如何王阳明不是只问利害不问是非的“小人儒”，恰恰相反，他只问是非不问利害，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良知之学本是知行合一的。他在辞爵的上疏中将自己的选择与流行的做法做了鲜明的暗比：“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像许多的奏疏一样，这一篇皇帝也没有读到。
他在林下当闲人，朝中却有人为围剿他的学说而忙乎。有御史倡议论劾禁止他的心学，有给事中说他平宁王时杀人纵火，宁王过去曾经夸赞过阳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清不白，等等。阳明告诫学生：这正是我们动心忍性、切磋砥砺的好时机。为了展开对心学的批判，甚至在科举考试的策论卷子中“以心学为问”，暗示考生批驳心学。王门有若干弟子拒不答卷，罢考而去，阳明大喜：“圣学从此大明矣。”钱德洪说：“时事如此昏浊，大明从何谈起？”阳明说：“我的学说怎么能遍语天下士？经此番会试，虽穷乡深谷也都知道了。我若错了，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
面对着谤议日炽的局面，他请学生分析个中原因。邹守益说：“先生势位隆盛，是以忌嫉谤。”薛侃说：“先生学说影响日增，又是陆（九渊）非朱，为宋儒争异同，则以学术谤。”王艮说：天下来问学的太多，您只招生不管分配工作，所以他们也有起而攻击先生的。阳明说：你们说的都对，但还没说到点子上。关键是我才做得个狂者。
阳明沉思了片刻，接着说了下去：“当年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唯不克念，故阔略事情，行有破绽。唯其有破绽说明志尚不俗，心尚未坏，尚可造就。乡愿讥议狂狷，貌似中庸，其实是德之贼也。因为他们媚世，他见君子就表现出忠信廉洁的样子，见小人又与之同流合污，其心已破坏，绝不可能入尧舜之道。如今的士夫则比乡愿还等而下之，他们陷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必然视狂者为怪物、为仇敌。当年在南京，我还有乡愿意思，后来便任天下飞语腾口，我只依良知而行。现在我要努力悟入中行圣道。你们也不要止于狂就罢手。”
德洪问：“先生二十八岁刚及第时上《边务八事》，务实的都赞扬，也有说您狂傲的。后来先生主试山东，在命题中就抨击乡愿，是否您以反乡愿为一贯之道呢？”阳明笑了，说：“上《边务八事》是少年时事，有许多抗厉之气。此气不除，欲以身任天下，不济事。傲是人生大病，断断要不得。但乡愿又是坏天下心术的顽症，造成重儇狡而轻朴直，议文法而略道义，论形迹而遗心术，尚和同而鄙狷介的阉然媚世的世风，天下之人已相忘于其间而不觉。此风不除，国事无望、人心难起，读书人只要会背朱子注文即可得官及第，士习日偷，谁还料理自家心头的良知！”
他五十四岁时写了一篇《稽山书院尊经阁记》，愤怒地抨击了已成传统的貌似尊经其实是坏经的怪现状：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遁世，垄断而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
这真是孟子精神在十六世纪的再版了。王阳明几十年如一日地以传道统为己任，他认为“圣人之学”就是“心学”，学以求尽其心而已。他心中的道统谱系就是孔子、子思、孟子、陆九渊，再往下就是他，往下传也靠他了。所以，不管军旅生涯多么繁重，战事多么紧急，身体多么不好，他都讲学不辍，走到哪里都兴县学、修书院。如今，他终于有了自己的书院：嘉靖四年十月，阳明书院在越城西郭门内光相桥之东建成。
尽管直到如今“谗构未息”“查勘未息”，但他照旧笑傲江湖，与众多弟子登山游水，“随地指示良知”，他那充满心理暗示性的教学方式越发精警剀切、机趣盎然了。这种在林下自由讲学的活法是他觉得最好的活法。中秋佳节，月白如画，他在碧霞池的天泉桥上设宴与百余学生徜徉在良辰美景之中。“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阳明拈须吟诗：“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他的丁忧期早已满了，荐举他出山的奏章也此起彼伏，但几乎都被宰辅压下了。这个嘉靖时代比正德时代好不了多少，老例还是那些老例，乡愿还是那样的乡愿。这帮外和中妒、徇私败公的人要起用阳明，除非有了过不去的坎。当时最大的内政是议大礼：嘉靖是正德皇帝叔叔的儿子，过继当了皇帝后，其生父的位置怎么摆？儒学的本行就是研究这个的，但古礼与现任皇帝的意图不合，争执不已。不断有人来问王阳明，阳明“竟不答”。他不想涉足这摊浑水。最大的外事便是两广的民族纠纷，造成连年战事，几任大员均不能奏凯。不用阳明不行了。遂催命一样，接连敦促阳明前去平乱。
王阳明在辞任命的上疏中讲了一通土官仇杀的特点，调停得好，容易成功，但自己“痰疾增剧”，冒疾轻出，身死事小，误了事对不起国家。他给亲近学生的信中吐露了更多的实心话：参与平宁王的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升赏，唯独主要干事的江西的“从义将士，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废业倾家，身死牢狱，言之实为痛心，又何面目见之”！“纵使江西之功尽出滥冒，独不可比于留都、湖、浙之赏乎？此事终须一白。已八年矣，尚尔查勘未息。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挟而要者，奈何奈何。”他视“东南小蠢，特疮痔之疾”。而“群僚百司各怀谗嫉党比之心，此则腹心之祸，大可忧者”。跟三百多年后的林则徐一样不怕广东之祸事，只怕朝廷内部的窝里斗。世事难为如此，人情难测如此，他真“百念俱息”了，他认真地掂量了一番之后说：“终得养疴林下是幸。”然而朝廷催命依旧，他再三推辞：“某迂疏之才，口耳讲说之学，簿书案牍，已非其所，而况军旅之重乎？”他也的确病得很重，本来就潮热痰嗽，又极怕炎暑，偏让他去炎毒之乡，“用我实毙我也”。然而，没有用，你敢抗旨吗？王阳明果然是奇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和平解决了“思（恩）、田（州）之役”。他不愿意看到生灵涂炭的灾难，不愿再驱人于兵刃之地。他亲自到乱军营寨进行招抚，跟他们讲了一通“尔等逃窜日久，且宜速归，完尔家室，修复生理”等人情味极浓的话，“兵连祸结，两省荼毒，已逾二年”的思田之乱就这样平定了。他建议朝廷分设土官与流官，既加强中央领导又保证当地少数民族的自治，还建议兴设学校等。班师之际又扫平了八寨、断藤峡之“负固稔恶”的“蛮贼”。“两广父老皆以为数十年来未有此举也。”然而朝廷大臣却诋毁他“征抚两失，赏格不行”。王阳明的学生方献夫上疏争辩：“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两广。臣恐劳臣灰心，将士解体，后此疆圉有事，谁复为陛下任之？”嘉靖看后，不开心，未置可否。
人们会想当然地以为，王阳明的心学会比王阳明本人的命运好吧，不是帝国后期最大的显学吗？甚至有的教科书还说王学被奉为官方哲学。其实，王学的命运跟王阳明本人的命运一样显赫而倒霉。王学屡次被当成伪学遭弹劾、遭查禁，王阳明死后，张居正这个一度听王门学人讲过学的人，却在秉政之后捣毁天下书院，在全国范围内禁锢心学人士聚会。清初诸大儒把明亡的罪责归咎于心学，清修的《明史》写王阳明传时还特地点出：杨一清、桂萼也许嫉王氏之功，但禁王氏之学是英明的。
王学是靠他那遍天下的门生弟子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压制中发展起来的。根据黄宗羲《明儒学案》中的概括有浙中、南中、楚中、北方、粤闽等六大系，还有泰州之左派王学，其实远不止于此。乱世出心学！每逢乱世，特立而出欲拯救天下、想当英雄的中国人，都是心学信徒，哪怕他没认真读过王阳明的书，也是一肚皮王学心思。不信，你瞧：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就连并不崇拜王阳明的严复都说：“世安得如斯人者出，以当今日之世变乎！”当然诋阳明“猖狂妄行”的也代不乏人。王守仁离开他的阳明书院去平思田之乱时留下的遗嘱性的文字——《客坐私祝》，其中包含着警戒正学未流的箴言：“不愿狂躁惰慢之徒，来此博弈饮酒，长傲饰非，导以骄奢****之事，诱以贪财黩货之谋，冥顽无耻，扇惑鼓动，以益我子弟之不肖。”王阳明真是“知幾”的圣人，不幸的是就像王阳明的“致良知”没有多少人真信，这遗训也没有管住王学末流走上酒色财气之路。就像章太炎说子路也难保其末流不为盗，也像鲁迅那被蔡元培称为“最沉痛”的遗言——“不做空头文学家”——并没有挡住空头文学家泛滥成灾。噫嘻！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王阳明翻过梅岑到南安，上船时，门生周积在南安当推官，来见，阳明勉强坐起，喘成一团，问：“近来进学如何？”周积略答，然后请安。阳明说：“病势危亟，所未死者，元气耳。”周积赶紧去迎医找药。二十八日晚，船停泊，阳明问：“何地？”答曰：“青龙铺。”二十九日天明，召周积入，良久，开目视曰：“他无所念，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共成之，遗憾！”周积泣下，问：“何遗言？”阳明微微一笑：“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他瞑目而逝时，脸上依然挂着那光明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