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石时代（第2页）

当然，七贤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但渴望挣脱世俗束缚，追求心灵最大的自由，则是他们共通的。这个群体一经缔结，其狂放不羁就在朝野间掀起了一重又一重的大浪。

他们的身上，似乎每时每刻都散发着酒气，竹林七贤的名号其实大半是醉出来的。而且喝酒时经常不穿衣，不戴帽。喝得最狠的是刘伶，某日有客上门，恰逢他赤身**喝酒，客人因此责问，他回答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中来？《世说新语》还记了件至今看来还不可思议的事：七贤之一，阮咸，有次与族人一起大瓮盛酒围地聚饮，有群猪闻到酒香走过来，毫不客气地挤进鼻子也喝了起来；诸人正喝得开心，竟不去理会，在同一个瓮里人喝人的猪喝猪的，直到人猪都酩酊大醉。

仅是狂饮滥喝，倒也罢了，这群人还不时发布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比如阮籍，写了一篇《大人先生传》，“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居然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除了杯中酒，即使天地神仙也毫无意义。

更令人震惊的是，阮籍竟敢大肆赞扬上古时“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公然提倡无政府主义，否定了君臣存在的意义！

可想而知，竹林诸贤给恪守礼法的传统士人所带来的冲击。在他们眼中，这片竹林无异于洪水猛兽，必须予以连根拔起。司隶何曾，就曾经建议司马昭严惩阮籍：“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

出人意料的是，弑过魏帝曹髦的司马昭，竟哈哈一笑，放过了阮籍。

让阮籍逃过一劫的，居然还是酒。

竹林七贤，尽管都不满时政，但政治立场却不尽相同。司马氏**威之下，七贤其实在慢慢分化，已经有人，比如说山涛，主动投靠了司马氏，最坚定的当属嵇康和阮籍，因为他们与曹家有特殊的关系。阮籍与曹家是世交，自然心向曹魏；而嵇康，干脆就是曹操的曾孙女婿。

重压之下，竹林名士自有竹林名士的办法。多喝酒，少说话。喝他个天昏地暗，喝他个不省人事！

这法子阮籍用得很好。司马昭曾想与阮籍联姻，希望让儿子司马炎——后来的晋武帝——娶阮籍的女儿；阮籍得知此事后，一连醉了六十日，使媒人根本没机会开口，总算是躲了过去。

名士中也有奸细，钟会就是一个。他善于观风向，很早就投到司马门下，经常来竹林刺探，得料后便怂恿司马昭下手治罪。这招在阮籍面前失效了，因为他每次出现，阮籍都是一副东倒西歪的醉猫相，连话都说不成气。

正是酒，充当了阮籍与司马昭之间的缓冲剂，避免了清醒状态下忍无可忍的正面冲突。

然而，竹林诸贤们喝酒，并不只是为了避祸。

文章开头的那位王恭曾经提过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阮籍何如司马相如？”有人答得好：“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的确，阮籍胸中垒块，岂是司马相如可比！

或许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阮籍他们的生存状况：一群经历着天崩地裂的无助孤儿。

汉武帝起，“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理论树立之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秩序基本是稳定的，每个人都能在所属的阶层找到位置，灵魂也能在一座相对稳固的精神殿堂中得以安放。然而东汉末年，随着政局恶化，皇帝或废或立、或囚或杀，被权臣如傀儡般玩弄于手掌；而整个人间，更是沦为弱肉强食的屠场，可对这一切，上天却不闻不问——董仲舒为帝国设计的大一统理论彻底被血淋淋的现实击成了齑粉。

王纲解纽，皇权坠地。黄钟毁弃，瓦缶雷鸣，光明与正义被粗暴践踏，曾经可以让人倚靠、供人寄托的信仰土崩瓦解——

天塌了！所有人都成了乱世漩涡中的浮沫：

彷徨、迷茫、焦虑、癫狂，究竟该如何面对这种幻灭的绝望？

酒，只有酒，能够氤氲出一个心灵的临时避难所。

或者还需要石头。

饮酒之外，嵇康服石。

“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何晏此语其实不虚。药性散发之时，尽管肉体很难受，但精神却可以进入一种茫然恍惚的迷幻境界，俗世间所有的烦扰愤懑，都随着热气泄出了体外。那一刻，似乎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什么阴谋、政变、杀戮、耻辱，甚至父母妻儿，统统化为乌有，浑不知今夕何夕，只觉得天地间一片混沌，而自己则在这混沌中浮沉偃仰。肉体越是难当，可能心灵越是爽快，全身燥痛之时，似乎能感觉到灵魂破皮而出，融散在无边的宇宙之中，真正与天地合为一体……这种体验是喝再多的酒也达不到的。

直到药性散尽，才颓然醒来，抹一把冷汗，长叹一声，跌坐在肮脏的泥地上。

内心深处，嵇康服散到底是为了长生，还是为了感受这片刻淋漓快感呢？

不幸生在这个被阮籍形容为虱子乐园的裤裆世界里，服散与醉酒，都是名士们想拔着自己头发逃离地面的无奈努力吗？

不过，若将阮籍嵇康等名士看成只会借酒浇愁躲避现实，倒也小觑了他们。喝酒之于竹林名士，不仅是退却，同时还是进攻。

正如有破还须有立，嵇阮诸人，并不甘心龟缩于用酒精营造的虚拟世界，而是希望，赋予这个世界以真真切切的活力，以代替丑陋而不可救药的现实世界。

后人称这种思潮为“魏晋玄学”。

某种程度上，嵇阮等人的醉里乾坤，正是玄学的精妙之处。

“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玄之又玄。”玄学，听起来很玄，解释起来也许更玄，其实基本内容不过是道家老庄那套。

但是，道家思想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重要思潮，所反映出的意义却极其重大。

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一个国家必须有一种立国的思想。大而言之，这种指导国策的思想直接决定了政权的盛衰。当年秦能一统天下便得力于法家不少；汉初天下疲敝，黄老清静之术正宜于休养生息；国力恢复后，为集权中央，法家申韩之术重新抬头；但法家服务的终究只是治权阶层，到底不够光明，仅凭强压势必不能长久，于是武帝罢黜百家，尊崇儒术，尽管多受人讥“外儒内法”，但毕竟从此儒学走到了台前，成为帝国的精神支柱。

但东汉后期开始，随着帝国危机日益严重而最终分崩离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学开始遭受了质疑；另一方面，儒学本身的繁琐化、经学化，也令士人对其日益厌倦。

久据神坛的儒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