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无人参（第3页）

焦头烂额的崇祯根本无财可守。可怜他只是只骨瘦如柴的赤膊鸡，根本拔不出几根毛，白白背了个铁公鸡的名号。

但不可否认，崇祯的爷爷曾经“阔”过。不提国家其他收入，仅是矿税所得便是一笔大数目。太监干活很得力，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五天之内便上缴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万历五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不过四百三十五万两）。短短一二十年后，孙子居然穷得叮当作响，那白花花堆积如山的银子究竟去了哪里？

明室财政，其实到了英宗之时，便已经开始显露出了窘境。

一是皇室用度越来越广。服侍人员、御用工匠越来越多，宫内日常供奉日益奢侈且不提，还又营建、又斋醮，尤其是世宗时，所耗蜡油、香料动辄数十万斤，日费巨万丝毫没有夸张。

二是当年太祖分封到各地的宗藩，不农不仕纯粹寄生，经过一两百年的繁衍，数目越来越惊人，万历四十年宗室人口竟已突破了六十万。这些皇亲国戚不是随便就能养活的，嘉靖年间，有个御史上书云：“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藩禄米岁至八百五十三万石。”就是全给了他们也不够一半，这还仅仅是最基本的岁禄，不算其他年节赏赐。宗藩如今成了大明王朝体内肥硕的蛔虫，后世很多人，如清学者赵翼，认为明朝灭亡的一大原因就是宗藩负担太重。

另外还有冗官。明朝的官禄原本是历代最薄的，但鹅毛积多了也能压塌大车。还是嘉靖时，一封奏章说：“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至正德世，文官二万四百，武官十万。”

财政危机早已出现，赖得张居正大刀阔斧用霹雳手段，一度扭转了走向崩溃的势头，使得“海内殷阜、帑藏充盈”。但万历一朝，闹出个三大征，即平定宁夏、播州叛乱以及援朝抗倭，打了这么些大战国力自然消耗极大。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前后，每年超支就已达五十万两左右，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年），“老库将尽、京粮告竭，太仓无过岁之支”，“自古以来未有公私匮竭如今日之穷者”，大明王朝已经要为如何过年而愁，简直快揭不开锅了。

神宗不是个体贴国情的主，管你国家如何困难，该享受的规格一样也不能少。万历中期，他一人每年膳食费增至三十万两，还造定陵、修三大殿，仅采木一项就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对儿女宠幸的赏赐也是一如既往地大方，简直是有求必应。他底气很足，国库是天下人公用的，要穷天下人一起穷；矿税收入是朕自己的，该怎么花就怎么花。他绝不想做守财奴，挥霍起来好不潇洒。

据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所记，神宗留给儿子的遗产，大概只有七百万两白银。

这区区七百万两白银，经过高手木匠熹宗皇帝和他的玩伴魏忠贤尽情使用了七年后，传到崇祯手里还有多少，只有崇祯自己知道了。或者还有人知道，锦衣卫佥事王世德曾说：“熹宗在位七年，将神宗四十余年蓄积搜括无余，兵兴以来，帑藏空虚。”

库门缓缓打开之后，崇祯重重跺了跺脚。听着空旷的回声，一股冷气从脚底直升至后脑，他一阵眩晕，不禁晃了一晃，两旁服侍的太监连忙扶住——

“内库无有矣，遂堕泪。”

崇祯落地时辰不对，命苦，相比父亲祖父，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已然到了悬崖边上，再也无路可退。

辽患、流寇、灾荒，每一项都需要大笔大笔的银钱去消弭，可他便是能将一个钱掰成十个也填不平窟窿了。最重要的边兵，听说居然连盔甲都已经锈蚀不堪，乃至有次一枚流箭轻轻松松射穿头盔，夺了一员大将的命；再说闹饷也不是玩笑，那些饿急了的乱兵是连巡抚、总兵都敢吊打的。

“馁而病、僵而仆者，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袴者，有少鞋袜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

“所辖之军，其饷银自去年十一、二月到今，分毫未领也。各军兵虽复摆墙立队，乘马荷戈，而但有人形，全无生趣……时值隆冬，地居极塞，胡风朔雪，刺骨寒心，微臣马上重裘，犹然色战难忍，随巡员役，且有僵而堕马者。此辈经年戍守，身无挂体之裳，日鲜一餐之饱。夫独非圣明宇下苍生、臣等怀中赤子乎？铤而走险，所不忍言，立而视死，亦不忍见。”

读着宣大总督卢象升的奏疏，崇祯坐立不安，全身寒毛直立，几乎要发起抖来。此时他若想起当年袁崇焕所奏毛文龙十二条大罪的话，可能会相当同情其中逼民挖参的行为——现在连他自己都恨不能在龙床底下开矿呢。

怎么办呢，顾不得面子了，向皇亲百官借钱助饷吧。

没想到即便是以万乘之尊开口求人，也没几个人买账。臣工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哭穷，那个位至阁臣的魏藻德居然仅捐了五百两，也亏他拿得出手——打发皇上还是打发叫花子呢？倒还是几个太监慷慨，每人捐了几万两银子。别说外人了，连崇祯的岳父都不爽快，在太监死磨硬泡下才咬牙捐了一万两。崇祯曾祖母家的武清侯李国瑞更绝，皇上摊派下来，他死活不交，逼急了就自己拆房子，把砖瓦梁柱摆在大街上变卖，表示老子就是没钱，要命倒有一条！崇祯火气上来立刻将他下狱，结果活活被吓死了，最终还是没借到钱。

他们真的没钱吗？

李自成就不相信。入京后轻轻拷打几下，他们的真正身家便老老实实吐了出来，那个只捐了一万两的皇帝岳父，被抄出五十多万两。据说大顺军此项收入共有七千万两之巨，是神宗遗产的十倍。

官员原本就比皇帝有钱。矿税风头正盛之时，吏部尚书李戴揭露：矿使税监所聚敛的财富，以十成计算，矿使税监本人瞒了二成，随从人员就地瓜分了三成，当地豪绅恶棍吞了四成，皇帝到手的不过一成。毛文龙挖参得利，与其说用在军费上，更多的还是用于自己享受和打点关系孝敬要员。

可崇祯总不能像李自成那样给满朝文武上夹棍。他恼怒之极，但又无可奈何，急得在大殿上团团转圈。

终于，他站定了，忧郁的目光投向遥远的殿外，像是自言自语地低声道：“只有再苦我百姓几年了。”

殿外哭声隐隐，大明天下阴云密布。

从前是土中有精才招来祸事，如今是无论有没有精，有土便是祸根了。

每亩田地在正赋之外，加派征收。

其实早在后金初起，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攻明之时，朝廷便已经开始加派征赋了，称为“辽饷”。先后三次增加，合计九厘。辽事一日坏似一日，辽饷也就成了常赋。崇祯十年，形势越来越恶化，又加了一饷：“剿饷。”——剿匪之饷，每亩加粮六合。两年后，军队屡战屡败，看来还需训练，于是又一项新饷出台：“练饷”，天下田土亩加赋银一分。

土里精华早被神宗搜刮一空，如今又来了这三饷，百姓其苦可知。

也许是土精已绝，地气枯竭，一时恢复不过来；抑或是受惯嘉靖皇帝奉承的老天爷看朱家后代一个不如一个虔诚，生了气；崇祯上台之后，大片大片的土地连年遭灾，旱灾蝗灾接踵而来。

千里赤地，连草根树皮都已被啃尽，大地的精华只剩下了观音土。这慈悲的名头不过只能欺骗一下胃觉，延缓片刻死亡罢了。

荒野上，随处可见声嘶力竭地呼喊着父母的幼童，哭累了抓起任何能抓到的东西就往嘴里塞，不管是泥土还是粪便。第二天，他已不再出声，早已没了气息。这时总有人蹒跚着走过来，舔着干裂的嘴角，眼中发着野兽的绿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