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也更名（第2页）

他们确实应该畏惧，畏惧汉人潜在的巨大力量。

入关之时，清朝满打满算只有一两千名八旗王公大臣和五六万满洲男丁，而抗清势力却有二三百万，此外上亿的汉人更是个可怕的天文数目。清朝乘明朝内乱得中国，靠的是“以汉治汉”，驱使汉人打汉人，大半是汉奸的功劳。

天下初定，汉奸手里的精兵猛将便成了清廷的心腹大患，处心积虑想削平。“三藩”之乱，吴三桂起事一呼，数日之内，滇、蜀、湘、闽、桂、黔六省皆应，如此威势定能吓出清帝一身冷汗。须知这还是头号烂污汉奸的号召呢，假如换个有气节有名望的，形势会是如何？尽管最终平了乱，但清帝想到此节便无法安睡。

“满汉一家，同享升平！”从多尔衮起，这句口号便一次次回**在帝国上空。看来清人想消弭民族界限，化解仇恨，同创盛世了。

真的吗？既是一家，就看看这家怎么当的吧。

清朝官制沿袭元代，满汉分别。如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等中央官职，皆为满汉各一人，看起来很公平，但实权全在满员手里，汉员往往连本部大印也摸不着。核心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组成的更清一色是满洲贵族。在数量上，汉人官员也远不如满人：从顺治三年（1646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内阁和六部官员中，满人约占四百名，而汉人只有一百六十余名。

地方督抚也以满员为主，不得已才用汉人，驻防将军更不用说尽是满人了。乾隆八年，杭世骏奏疏云：“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

至于管理民族事务的理藩院，为使汉、蒙不相接，绝不容汉人插足。

这就是口口声声的一家？有人想不通，不吐不快，却又惹来了祸事。像杭世骏那几句建议朝廷用人不宜如此严分满汉畛域的话便引得皇上雷霆震怒；好歹免了死罪，但被革去功名，永不录用。

清朝如此防忌汉人，除了悬殊的人口数量之比，应该还有在中华文化面前的自卑。国门大开的那一刻，面对如此悠久博大的文明，无论哪个刚从马背上下来的民族都会感受到令人窒息的强压，都会觉得自惭形秽。

表面上看，满人汉化得很快。到了康熙帝，他的文化素养便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大多数帝王。康熙很用功，五岁开始读书习字，八岁便粗通了儒典，每每苦读至深夜，十七八岁时甚至读书过劳咯了血。一生勤学，连南巡都不荒废，泊于燕子矶时，夜至三鼓犹不辍诵。他的造诣应该不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朕御极五十年，听政之暇，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经研究。”他尤为重视儒学，推崇程朱理学，组织编纂了《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书，俨然是一大学者。

在外国人看来，康熙就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法国耶稣会士白晋便称他为中国“儒教的教主”。

他的孙子乾隆更是了得，一生居然赋诗四万多首，为古往今来第一人，足令乃祖欣慰。

然而他们如此苦读、如此附庸风雅，目的却不是为了真正接受中华传统文化，从而带领族民融入其中，而是为了掌握汉人的文明，还是老套的“以汉治汉”。

验证汉化之心孰真孰假很简单，与史上仰慕先进文明的典范一比便知。

北魏孝文帝热衷汉化，不止号召臣民读汉书、学礼仪、背儒典、鼓励与汉人通婚，还下令禁穿本族服饰、禁说本族语言，甚至把祖上传下来用了不知多少代的姓氏也改成了汉姓——他带头把自己的姓“拓跋”改成了“元”。

清廷却是将自己的满名译成汉字让汉人避讳、严令汉人薙发满服、禁止满汉通婚、满人兼习满汉双语，皇族还必须接受严格的骑射训练，每年秋天皇帝要到木兰围场狩猎——

当然，此举对于健身大有好处，也能借此与同好此乐的蒙古王公联络一下感情，但他们的目的仅限于此吗？

联系东三省想想。清人入关之后，划关外三省为禁地，不许汉人随便出关。为何？万一汉人的地盘待不住，依旧出关渔猎采参过活，就像当年蒙古人退回大漠。所以不能荒废了马上功夫，否则到时沾上了汉人瘦弱的文气可就难讨生活了。

早在入关之前，皇太极便对族人即将面对的汉化危机深怀戒心。他常告诫满洲王公得吸取当年大金朝因废旧制、效汉俗，逐渐腐败孱弱而导致亡国的教训，并一再赞扬金世宗中兴本族文化的功业，曾言他在披览《金世宗本纪》时“殊觉心往神驰，耳目倍加明快，不胜叹赏”！

在一个尚武民族的眼里，汉人的文化往往是迂腐可恶、萎靡无力的（确实，他们以旁观者的视角往往也能正中很多问题的症结），所以在研读儒典的同时，大清每朝皇帝都时时警醒自己不能忘了本来面貌，绝不能被汉人牵着鼻子走。

针对享乐惯了的满洲贵族怕辛苦、“不愿行猎”的抵触情绪，康熙苦口婆心指出：“满洲若废此业，即成汉人，此岂为国家计久远者哉？文臣中愿朕习汉俗者颇多，汉俗有何难学？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

雍正则对本族的文化感到很自豪：“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

如此心态，岂能真正接受汉家文化？

或许，他们学汉家文化还有一重心机：我们满人不仅刀枪拳脚狠过你们，便是你们最为自豪的子曰诗云，也照样高你们一头。你们万事不如人，就死心塌地做家奴吧。

再说朕有了如此高深的修为，还有谁敢在朕面前阴阳怪气耍笔头？

但康熙的字、乾隆的诗据说都不怎么样，而且乾隆写的诗中不少被曝光为他人操刀，如诗人沈德潜便在自己的诗集中收回了好几首“御诗”。沈德潜死后，乾隆心虚，特地命他家人呈上诗集检查。一页页翻着，乾隆越来越恼怒，脸红一阵白一阵。当他看到“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时，终于歇斯底里发作了，立即命人去扒了他的坟，与吕留良一样伺候。

说他们没有真正接受中华文化，还可以找到一个证据：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们根本没有读懂孔孟的教诲。

当然，如果以能否真正认同孟子所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标准来衡量，几千年间，几乎没有一位帝王能及格。但对孟子的另一段名言他们似乎也没有读透：“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夭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圣人早就说得明白透彻了：连舜帝与周文王都不是正宗的中原人，与你的出身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他们如果能够真正领会这两段圣诲的要义，完全可以堂堂正正挺起胸膛，不去计较自己的夷狄身份——只要你真能为天下黎民开太平，你照样能做成舜帝、文王！

其实雍正已经意识到了这两段话的巨大价值，所以他在因“曾静投书反清案”而刊布天下的上谕讯词口供汇编《大义觉迷录》中，专门就清朝入主中原是否正统而发表了看法：“本朝原居地满洲，正如中国人的籍贯在于某地一样。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于他们的圣德何曾有丝毫的损害？”用了孟子的话还怕说服力不够，又拉上了至圣先师：“如果把戎狄、西戎之类理解成外国，那么孔子周游列国，就不应该接受楚王的聘请；而删定《尚书》时，更不应当把《秦誓》列在《周书》之后了。”

假如能心口如一，顺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得志行乎中国”，用圣德政绩说话，倒也能就此上了正轨。但他们的学问毕竟不到家，或者说对圣德没多少自信，雍正一死，接班的乾隆便禁了他皇阿玛的书：把颁布全国的《大义觉迷录》统统上缴销毁，无论是谁，胆敢私藏，杀无赦！唯恐有人觉了迷。

如此胸襟，读再多的经典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便是诗词作得再好，书法写得再妙，也参不透汉家文化的精髓，理解不了先贤的终极目标“大济苍生”；目光所及、心思所虑，尽是为了“防备苍生”。

更确切说，是为了“防备汉人”。

所以他们的神经越来越过敏，每一个汉人，看上去都像是为朱明披麻戴孝的逆党；每一句汉话、每一个汉字，都像是包装成鲜花的定时炸弹。

于是，苦了阴曹冤死城的牛头马面，迎来送往忙得没有片时的清闲。

北京白云观有个老道，靠做法事混饭吃，不小心混出了名头，被召进宫里治病。老家伙精神振奋，手舞拂尘念念有词：“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皇帝听了，口气好大，朕的天地还得由你来主持了？那就送你去归鬼神驱使吧。

有个退休官员，觉得自己这辈子活得很有出息，便撰写了回忆录之类的书，在书中自称“古稀老人”，乾隆得知便明白这老厌物活够了——朕不是早就诏告天下朕才是古稀老人吗？对老人得优待，不能动刀，用绳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