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深采药去（第2页）

科举确立后，起初很注重儒家经义，用“帖经”与“墨义”来考核考生对经典的熟悉程度。所谓帖经，类似填空，要求考生填上经书中被帖住的文字；墨义则类似问答题，要求写出经文大义。至于文采，则要当场作杂文两篇，最早主要是写作箴、铭、论、表之类实用文体。随着盛世来临，唐诗创作日益繁荣，上至帝王权贵，下至牧童竖子，无不喜欢吟诗作赋。这种背景下，诗赋终于被引进科举，很快就取代了杂文：玄宗天宝年间规定，进士先试诗赋，次试帖经，最后策问，即对时事的看法。从此诗赋成为科考最重要的内容，即使帖经不合格，诗赋做得好一样能过：“主司褒贬，实在诗赋。”

当年唐太宗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而出，不禁有些得意忘形，说了句未免带些奸雄气的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短短一百来年后，进入李家王朝彀中的天下英雄便都变成了诗人，他们提着饱蘸浓墨的如椽巨笔迈步走向了帝国的中枢。

于是，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正如汪洋大海上的一艘巨船，从船长到水手，每个人都在吟唱中行使着各自的职权。这首船也因此散发出了独特的魅力，连破开的海浪，高低起伏也符合平仄的韵律，层层**漾，就像是一行行摇曳于碧波中的妙句。

在唐人看来，诗赋取士实在是高明极了。写诗贵在独出机杼，诗人当然是天底下最有创新能力的；而那些死啃故纸堆的老夫子，循规蹈矩墨守成规，一派暮气，哪能当好活力无限的大唐帝国的家呢？

御辇上，雍容优雅的唐文宗看着帖经墨义那写得密密麻麻的卷纸，目光里充满了不屑：“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

然而，三百多年后，终于有人对这个高明的取士标准发表不同意见了。

王安石，这个坚毅的改革家，在抛出一系列施政大纲的同时，把矛头指向了诗赋取士。他说：“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而书生们却闭门学诗作赋；等他得第做官后，世事却都不熟悉。这就是诗赋取士的科法败坏人才，导致不及古人的原因啊。”他提议罢考诗赋，专考儒经大义与时事策论。

此议一出，立时引来众多反驳。王安石的老朋友兼老反对派，苏轼，也洋洋洒洒写了文章辩驳。他说：“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他的意思是，诗赋诚然于政事无用，但甄别处理政事的人才，天下又有哪种标准是更有效的呢？

这个问题难回答。即使现代招考公务员，究竟用什么知识才能最有效地衡量人才，仍在探索之中。

暂且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重新看苏轼为诗赋辩护的奏疏吧。其中有一句话非常有力：“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是啊，诗人哪里对不起天下苍生，你王安石何必定要废除呢？

苏轼的文章自然是铿锵的。但细思之下，却又疑惑起来：历史上真有这么多名臣诗人吗？做到大官的的确不少，但有几位出色的诗人能做出了不得的事业，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呢？

苏轼所言的名臣之名，究竟是以臣名还是以诗名呢？

或许在诗人们看来，这两者没有区别。他们认为自己治理天下的才能原本就蕴涵在诗才之中：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只要能做出好诗连天地鬼神都有感应，此外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看看活跃于大唐诗坛上的弄潮儿吧。

在诗人们的传记中，有一类词很常见：“恃才傲物”“倚才陵藉”。

初唐四杰之一杨炯，常称呼达官贵人为“麒麟楦”。旁人不明其意，他解释：“你不见那些演麒麟戏的吗？披着一身假皮神气活现，倒也像那么一回事。可扒了皮还不仍旧是头驴？”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在苏味道做吏部侍郎时参加了官员的选判，出来后见人就说：“苏味道必死！”旁人闻言大惊，忙问缘由，审言慢悠悠道：“他见了我的判词，还不得羞愧而死吗？”他甚至扬言：他的文章就是屈原宋玉也得打下手，他的书法王羲之也得向他拜师。临终还狂了一把，对前来探病的人说：“我活着老是压着你们，使诸位不能出头；如今我终于要死了，遗憾看不到接替我的人啊！”

贾岛更是狂到了皇帝头上。某日他在一座寺院中吟诗，恰好唐宣宗微服出游至此，闻声寻来，随手取过案上的诗卷便想看看。可刚要翻阅就被贾岛一把夺了回去，还斜睨着皇帝说：“你先生衣食华美也就足够了，何必懂这些呢？”宣宗笑笑走了。后来贾岛反复思量觉得不对劲，一打听才知道那是皇上，吓了个半死。

或许狂傲也是随着时代盛衰而消长的，中唐以后，诗人的狂放多少收敛了一些，却又多了轻浮的毛病，乃至有了一句俗语，叫“进士轻薄”。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联诗确实好，可一想到作者孟郊写这诗是抒发进士及第的狂喜，那就不得不令人感叹此人气度窘促难成大器了：区区一第何必如此炫耀！白居易的挚友元稹，有次在驿站遇见当红宦官仇士良，两人居然为了争房间闹了起来，结果元稹被打破了脸皮。阉宦固然可恶，但朝廷对此事的评判，说元稹年少轻威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如果这事还不能说明元稹确实不够稳重的话，那么日后他当上宰相后众人的评论：“举动浮薄，朝野杂笑”，“素无检，望轻”，就不应该是空穴来风了，因为他很快就被免了职。对于世人的指点嗤笑，杜牧洒脱多了，毫不理会。当官时夜夜寻欢青楼，宰相收到巡街官员报告杜大人在妓馆平安的帖子装满了整整一箱。一次有个同僚开家宴，顾忌杜牧类似于纪委的御史官员身份，不敢请他，可杜牧了解到那家的歌女号称一流后，竟然厚着脸皮暗示自己很想参加。同是逛窑子，温庭筠却要猥琐一些，有次喝醉了在妓院破口骂人，结果被巡夜的军士打落了牙齿。

也许这几位还不太够分量，那就在大唐星空中找到最耀眼的双子星座，看看诗圣与诗仙吧。

杜甫与李白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一位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一位是“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都想“济苍生”，“安社稷”。但有大志气的同时往往也有大脾气。

先说杜甫，这并不是个好性格的人，《旧唐书》载“甫性褊躁，无器度”。他一生可谓穷困潦倒，甚至还活活饿死过儿子。流落蜀中时，很长一段时间赖着世交、剑南节度使严武的照顾才有比较稳定的生活。但对这衣食靠山，他照样“恃恩放恣”，甚至有次喝醉了登上严武的床，直瞪瞪地盯着严武说：“严挺之（严武父）竟然有这么个儿子！”恼得严武想宰了他，最后还是严母出面才按住了。

李白的傲气则世人皆知。一旦喝高，连圣旨都不想理会：“天子呼来不上船。”玄宗倒是欣赏这种潇洒，于是李白更加肆无忌惮，醉醺醺地在金銮殿上写诗，居然还伸出脚，逼着宦官头目高力士为自己脱臭烘烘的靴子。这也是古往今来仅此一遭的妙事。

诗人们因了这些令凡夫咋舌的言行而永生。千载之后翻到属于他们的那页史书，那寥寥数行字仍在扭动跳跃，似乎还想挣脱纸张飞到空中，为世人拼凑回那一个个大袖飘飘的傲岸身躯。

在诗人的名义下，任何性格，无论再怪异，都是合理的，甚至是必需的。张扬与傲骨，是诗人绝不可少的禀性；所谓的轻浮，换个角度可以理解为天真浪漫，喜怒哀乐不加掩饰尽情流露；至于风流多情，更是诗人本色。

一个稳重老成、八面玲珑，如西汉霍光那般二十来年出入殿门每次脚步都不差分毫的人，怎能写出有血有肉、活泼泼的好诗——

然而，又有几位诗人在政治上的事功能与霍光相比呢？

自从诗人参政的第一天起，他们的仕途就笼罩着厚厚的乌云，很少有人能走得顺利从容。这点诗人自己也体会到了，他们把这种坎坷归结于命运：所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其实早有人斩钉截铁地下了定论：“高才无贵仕。”（梁·刘峻：《辩命论》）这声哀叹世代传承，元代辛文房撰《唐才子传》，写到李杜一章时也不禁感慨：“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呜呼哀哉！”

诗人们究竟有没有治国的才干？就说李白吧，真有如他诗中反复自诩的王佐之才吗？没有机会施展自然不能下结论。但他令高力士脱靴一节，倒可以引人深思。对阉奴的鄙夷，自然是合乎正常人心理的，何况清高的诗人。但凭良心说，高力士不能算是个坏人，一生对玄宗忠心耿耿，性格谨慎没有野心，也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勾当。相比李白对力士的当面羞辱，几百年后，名臣张居正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他主动与太监来往，一步步打点关系，终于在太监的帮忙下，取得了执政资格，这才放开手脚大干起来——须知明朝的太监名头可比高力士时臭上万倍。唐朝的宦官乱政，那都是高力士之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