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稿件选择注意与失误纠偏（第2页）
【文字更正】
1。6月15日A28版《众主力休战，西热力江挑大梁》（校对：吴限，编辑：韩双明）一文，第2栏第2段第1行及第5行中的“双发”均应为“双方”。
2。6月15日C07版《百年沧桑，追访袁氏一脉》（校对：李铭编辑：吴永熹）一文，照片注释第9行中的“大女儿子”应为“大儿子”。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人士致歉。
挑错热线：010-67106710
第三，保障受众的表达权。如今，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勃兴，已经融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基本权利包括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些权利落实到公共传媒领域，除了要迅速、真实、全面地公开新闻信息，还有媒体和受众之间的制度性的沟通互动，形成一种“开门办报”的格局，保障受众的参与权、表达权。媒体公开认错纠错，尤其是受众的挑错被媒体采纳发表，无疑是在体现受众的表达权，同时也是对受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虽然现阶段法律没有规定媒体这样的义务和要求，一些媒体也没有认识到如何面对与保障公众的这些权利，但具有现代传播意识的媒体，应当主动这样去实践，满足受众的这些权利。同时，新闻媒体还可以公布举报电话与信箱，鼓励受众举报假新闻和造假者。事实证明，这种方式不仅能加大社会各界对新闻媒体的监督，使新闻工作者严格要求自己，促进媒体业本身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如《新京报》每天在第2版公开报纸前一天出现的差错，也在表明这点。
第四，缓解后续的被动麻烦。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由于媒体对自己的过失公开进行了纠正，一方面向社会表示了知错改错、挽回影响的决心，在舆论上赢得了一定的主动。另一方面，也使得当事人由于报道出现的差错而遭受的伤害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往往能取得当事人的谅解，可缓解可能引起的麻烦。即便在后续纠纷乃至作为被告对簿公堂，在法律诉讼中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部分责任。因为有了这样主动更正、公开致歉和严肃问责，报纸出现的差错会取得当事人的谅解，如前面提到《经济观察报》就刊登的一篇失实报道做出的致歉声明。
（二）怎样表现纠错
报纸的内容出现失误情况，有的是采访对象提供的材料有不准确的，有的是稿件作者本身的某处疏忽，有的编辑在修改稿件或编排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什么地方有错就什么地方检讨，不回避，不夸大，不缩小，通常采用下面几种方式。
第一种是临时性的纠正方式，即媒体对于某一有误的具体内容进行纠正。其主要形式有“来函照登”、“更正声明”、“更正与致歉”等形式，主要就当时涉及的人名、地名、单位、职务、数据、概念、观点以及文字语法等差错进行纠正，这种形式运用较多。如新华社以《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为题，全文刊发了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北京市第35中学的听课感受和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新闻稿件中温家宝对所听5堂课的感受都作了详细讲述，提到“对学生的回答，老师应因势利导，问他看过多少种岩石，知道名字吗？老师就可以讲岩石的分类：沉积岩、岩浆岩、火山岩”。稿件播发后的第二天，温家宝写信给新华社更正说：“贵社昨天播发我的一文，其中岩石学的分类，应为沉积岩、岩浆岩（也可称为火成岩）、变质岩，特此更正并向广大读者致以歉意。”新华社当即将更正连同温家宝的手迹在次日播发，这几句朴实而真挚的更正话语，受到广大受众的好评，在各报和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类似“来函照登”的方式，往往表明新闻中出现的差错责任是在对方。但毕竟新闻是自己媒体报道的，与把关不严有联系，间接地默认坦陈了自己也有失职之处。
第二种是专门设置固定的栏目纠错，一些报纸在固定的版面某处设“更正专栏”、“编读往来”、“读者来信”、“编者的话”之类，表白各种差错并道歉。如《南方周末》在第2版不固定的位置上设“有错即改”栏目，刊登发现并更正这个错误的读者姓名及其单位。大名鼎鼎的美国《纽约时报》，也有一个“更正专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京报》从2003年11月11日创刊的第二天起，就在第2版的左侧位置开辟了“更正与说明”专栏，下设“事实纠错”、“文字更正”等子栏目，对该报前一天或近日出现的事实错误和重要文字差错进行更正，对报道中一些价值理念和操作方式上的不妥之处进行纠错，并“就以上错误和疏漏向广大读者和相关单位、人士致歉”。如2013年该报更正栏目发表该栏目设置专业编辑，公布挑错热线，安排专人收集读者来电来函“挑错”，同时聘请几名专业人士担任社外审读，专门挑出当日见报差错。《新京报》的这种纠错的方法与经验，值得学习。
图3-10《重庆时报》刊登的致歉信
第三种是媒体的专门检讨。一些较有社会影响与关注度的报道，被证实为严重失实甚至根本错误，或者对新闻报道的失误所作的一般性的更正，尚不足以概括记者在采写新闻或编辑的稿件处理上的重大疏失，那么，报纸就此专门郑重其事的向社会做出公开检讨，这是一种严厉的自我批评。如《重庆时报》曾报道了中国作协在重庆开会“住总统套房，吃豪华宴席，坐高级轿车”的新闻，各家媒体纷纷转载，引起舆论哗然。中国作协随即向该报提出严重抗议，指责其严重失实。《重庆时报》在查实真相后，立即在头版头条位置以通栏标题发表的《致中国作家协会致歉信》（见图3-10），获得了中国作协的谅解。
读者是报纸的上帝，报纸对读者表示谦卑，特别是出现重大失误，深刻地反省理所当然。如果面对明显的差错置若罔闻甚至百般狡辩、文过饰非，最终必定被社会所抛弃。
[1][美]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16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2]《列宁全集》，11卷，333、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给徐懋庸》（1933年12月20日），见《鲁迅全集》，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南腔北调集》，见《鲁迅全集》，4卷，39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9卷，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8卷，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7]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2000。
[8]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编》，15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9]《斯大林全集》，2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10]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12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1][美]威·安·斯旺伯格著，陆志宝、俞再林译：《普利策传》，8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
[12]《孟子》，173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13][法]雨果：《克伦威尔序言》，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18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