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稿件处理下修改（第2页）
现阶段我国的（教育公平）形势，表现为总体稳定、趋于好转的发展趋势与依然严峻的现状并存。严峻的形势有浅层次的因素，也有深层次的矛盾；既有历史的沉淀，也有新形势下产生的新问题。
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要有机制上的引导与保障，同时也要求各级政府加大宣传力度加强领导，落实任务。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教育公平）具有强烈的现实紧迫性。因此，我们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下大力气抓好（教育公平）的工作。[4]
网友调侃的这种“似乎什么都提到了，却又等于什么也没说”的官腔，就在于其语言的概念化不具体，没有确切的信息含量，类似情形在新闻报道中也不乏见到，值得编辑和记者思考。
当然，要求新闻语言的具体绝非是事无巨细，有时候某些地是概括表达的，不一定非要具体到每个细节，有的该用概数却非要写实际数字，那样反而太过烦琐。例如，“工地上几十位工人在紧张施工”，就没必要一定写明是“28人”或“31人”；在描述某人“微胖”或“略瘦”等形象时，也没必要具体到他的实际重量。纪晓岚说得好：“文质相扶，点染在所难免。若字字摭实，有同史笔，实有难于措笔之时。”[5]新闻中该细则细、该略则略，编辑应视实际情形而定。
三、通俗性的表达
报纸面对的读者群文化程度是参差不平的，运用的语言通俗化能让更多的读者看懂报纸内容，这就编辑以现代汉语和普通话语言为行文标准，少用甚至不用古汉语、方言以及行业术语，减少读者的阅读困难。语言通俗性表达既是新闻传播的内在法则之一，也符合普通读者的审美要求，即使有的读者文化水平较高，也会有专业知识程度的差异。我国报纸的历史发展轨迹，也是内容与形式往通俗性方向发展。古代报纸从内部的邸报到小报、京报向社会公开发行；读者从官员士大夫到面向普通民众；语言从古汉语向清末民初的半文半白再到五四时期白话文的普及，都表明了报纸逐渐发展为普及性的读物，向社会迅速传递信息而非专门性的出版物。同时，也表明了新闻语言通俗化的特点，对事实的描述无须浓墨重彩，更不曲笔晦涩而是力求通俗晓畅、朴素自然给人一种亲近感。
新闻语言的通俗化一是以现代汉语行文，这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普通大众早已熟谙，也是书面语言的审美基础，最适合一般人领悟。尽量避免古汉语、行话、俚语，个别地方非用不可时编辑最好注释。对必须出现的一些专业术语也适当解释或以大家熟悉的同义词替代。二是新闻语言以普通话行文，这是全国乃至世界华人都通用的语言，并且是联合国采用的几大用语之一。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实施已多年，就是指要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报纸是广泛有力的推广工具，有责任和义务以普通话行文为让各地读者都能清楚地意会其内容，达到情感上的交流。三是新闻中多用简单句少用复合句。简单句一般较易于快捷地理解领会，而复合句通常意思较复杂，尤其是数个分句叠加的复合句“曲径通幽”让人糊涂。“欧化式”的倒装句也不宜用，不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需注意的是，通俗性不是低俗性。有的娱乐类报纸为取悦部分读者，用语轻佻、庸俗或粗野，这些并非通俗而是媚俗，媚俗的语言只能一时刺激人的感官，产生消极的负作用。
四、简洁性的表达
简洁性是新闻语言表达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指用简短和集中地表现内容的方式。简洁是一种艺术技巧，它让人在最短时间内观照对象，萌发兴味。人们常说“文约而事丰”，“言有尽而意无穷”，就是指写文章用简洁精练的语言来表达丰富的内容。中外著名文人向来强调语言的简洁表达，如契诃夫的“简洁是天才的姊妹”；刘勰的“文以简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苏东坡的“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鲁迅的“浪费他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等，并且身体力行，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十个字便尽展西北戈壁大漠的壮阔景象和雄浑气势；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七个字便描绘出大好山河、美丽如画的江南春光图。
当今世界飞速发展，时事变幻无穷，每时每刻发生的事实浩如烟海。每天的新鲜事是如此之多，报纸纵然一再扩版也是杯水车薪，反映出世界变动的沧海一粟。要想多向读者报道新闻就应言简意赅。让读者在匆忙之时即可从短小精悍的报道中获得信息，无须在冗长的篇幅中去寻觅。新闻洋洋洒洒容易横生枝蔓，淹没有价值的事实。况且，烦琐冗长的叙述宛如将人引入迷宫，不得要领。《墨子闲诂》中有则故事：“子禽问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蛤蟆蛙蝇，日夜而鸣，舌干擗，然而不听。今鹤鸡时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这指出了“言不在多，贵在有用”的道理。
当然，新闻语言的简洁并非一概而论。简洁不是苟简，新闻若是一味地求简而词不达意，让人费心思去揣摩猜测，是难为读者。重大的新闻事件或是社会热点问题等，涉及方面多因素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新闻报道需要多费些口舌也在情理之中。钱大昕指出：“文有繁有简。繁者不可简之使少，犹之简者不可使之增多。左氏之繁胜于公、谷之简；《史记》、《汉书》，互有繁简。谓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论也。”[6]其观点富有辩证性，表明繁与简都不是衡量语言好坏的标准，而应根据内容的不同来决定，这点也是编辑应注意的。
五、时代性的表达
新闻反映现实变化、追踪世事发展，其语言应具有时代气息。各个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经济形势、文化活动、科技面貌等各方面的社会状况，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水准，会对人的用语产生直接影响，总会出现一些适应于这个特定时代的话语。新闻语言站立于时代的潮头，体现着这个时期生活的审美信息。倘若把新闻用语比作密密的树林，沿着林中小径探幽，会发现它时而整洁平坦，时而坎坷不平，时而清风拂面，时而林涛震响，新闻“语林”中的变换，给人展示着一幅幅斑斓多彩的历史画面。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不仅是指内容也包括语言。
回望过去的新闻语林，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就演绎着几大段鲜明的时代场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体现时代色彩的报刊词语有：
翻身解放、贫下中农、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除“四害”、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超英赶美、“大跃进”、放卫星、大鸣大放、反右、投机倒把、一定要解放台湾……
在六七十年代及“**”中，盛行的新闻用语是：
三年自然灾害、四清、东方红、红卫兵、红宝书、红太阳、红心、红五类、黑五类、黑帮、万岁、阶级斗争、造反派、大字报、大批判、走资派、封资修、反革命、工宣队、革委会、样板戏、斗批改、反潮流、知青、再教育、忆苦思甜、上山下山、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打倒苏修、打倒美帝……
80年代改革开放，新闻反映现实的语言更让人目不暇接：
四人帮、拨乱反正、三中全会、一国两制、特区、四化、五讲四美、开发区、珠三角、长三角、下海、跳槽、市场经济、大腕、大款、追星族、打白条、打工妹、打假、普法、主持人、迪斯科、卡拉OK、炒股、彩票、环保、托福、影星、歌星、减肥、减负、知识经济、高速公路、电脑、绿色食品、下岗、手机、传销、GDP……
迈进21世纪，新闻表现时代的语言依旧源源不断：
上网、宽带、网民、美容、刷卡、克隆、黑哨、韩流、反恐、基地组织、海归、选秀、全球通、私家车、“三农”、“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金融海啸、强拆、维稳、蜗居、低碳、楼市、吐槽、给力、QQ、博客、微博、微信、自媒体、正能量、中国梦……
紧盯时代变迁的新闻语言，形象地记录了社会发展的历程，显示了它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内涵，给人提供了解社会变革、参与社会交往的活力。语言就像河流经常处于流动状态，新闻语言就是航行在这条河流上的帆船，随着河水的流动行进，不断给人带来时代信息，刷新人们的观念。语言有其地域性，但在信息交流中会互相借用，在新闻体现尤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报道对来自境外的一些词汇，或直接采用或适当变用，如的士、中巴、迪斯科、吉尼斯、反导条约、人权、因特网、艾滋病、VBA、IT、WTO等。有时候一些尘封多年的词语也会在新闻中恢复，如新中国成立以后消失了的词汇：先生、小姐、太太、老板、佣人、失业、官司、黄包车、黑社会、恭喜发财等语言又重现，这也是随生活的变化而带来的。鉴于此，编辑有义务推广那些新生的健康的流行语，给人以时代气息，同时领书面语言风气之先。所谓流行语，就是在当前社会交流中常用的和能恰当地达意的语言，它在一定的时空中风行，有的保留下来进入语言家族，有的则随着时过境迁而淡忘消失。
新闻语言的时代性，并非是对新出现的语言都采用。不合规范任意生造的语言，新闻中应避免使用。就某些流行语来说，有的只被某类人群能明白，不能成为多数人所采用或理解的书面语，眼下一些网络语言便是如此，搬上报纸既不雅观也会让一般人不解，反而会引起语言的混乱。只是一些青少年互发手机短信或上网聊天时所用，出现在面向全社会的报纸就不适合，许多读者还以为是报纸用了错字呢，其实是编辑以为达诙谐效果而有意为之，这是不对的，是新闻用语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