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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的文化观照

宋瑞芝[1]

一个幽灵，一个全球化的幽灵，在世界各地徘徊，人类正在经历一个历史变迁的重要时期。全球化对中国是一个发展机遇，同时也必然带来冲击和面对许多严酷的问题。中国是一个超级庞大的管理系统，如今正在处于一个“矛盾多发期”，中国是一个面临治理困难的大国。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其改革的幅度可以说是世界最大的之一，但中国绝不能墨守成规，必须不断前进，勇于涉入改革的“深水区”。总之，全球化带来的复杂影响和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对我们的社会管理提出了深刻而艰巨的任务，如何改变一些不合时宜的管理思想、理念、政策、措施，以更高层次的哲学观作为指导，应该是我们研究的当务之急。为此，本文提出社会管理的文化观照这一论题，作为一种探讨与方家切磋。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厘清几个概念；第二，社会管理必须以文化作为观照；第三，社会管理如何以文化作为观照。

一、厘清几个概念

为了回答社会管理为什么必须要以文化作为观照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社会管理？什么是社会管理的文化观照？

（一）文化的界定及内涵

“文化”这一概念自从古希腊产生以来，一直被质疑、被争论，曾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斯芬克斯之谜”。文化的定义究竟有多少？美国的人类学家克虏伯和克拉克洪在他们对“文化”一词的潜心研究中，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他们合作的著作《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一书，其中列举了161种定义，自那时以来，关于文化定义的争论仍在频繁进行，其定义的数量也相应增加，有人认为，有多少人研究文化，就有多少种定义。在对文化界定的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1871年英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1832-1917），其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引起了学术界的巨大震动，他对文化下了经典性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至此，关于文化概念的界定，已逐步达到理论上的成熟。

总之，此后的研究，无论如何定义，文化概念中均包括有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道德观念、政治意识、科学观念等众多成分。

本人认为，经过多年的研究，文化界定的总趋势是向着两个方向发展的：一个是广义的文化；另一个是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包括进来，它扩及到人类整个活动方式及活动的成果的总合，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内容。如果简而言之，就是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器物文化（物化了的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仅指精神领域，指人们的精神生活、精神现象、精神过程及精神产品。

综合来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往往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观念形态的文化总是受制于并附属于一定的物质条件的，即精神文化是以物质文化为基础、为条件的。如演奏，需要乐器；美术创作离不开纸、画布、颜料等；精神生活在解决衣、食、住、行的物质生存条件之后方能进行，粮食充裕了，文化才能得以昌盛。

其次，精神文化是以物质文化为对象的。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以物质世界和人类的物质创造及作为物质实体的人为表现、描绘或研究对象的。

最后，人类的物质文化创造与精神文化创造是密不可分的。人类的物质创造，人类的经济活动和改造活动凝结着智慧，意向和情绪，如一座建筑物，当然它首先是一个物质文化产品，但它又包含着人（建筑者和使用者）的科学思想、价值意识、审美情趣等观念形态的综合成就，并且体现出人的生活习俗、行为定式的规定性要求，实际上是精神的物化或物化了的精神。这个建筑物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行为文化彼此之间紧密结合的整体。

文化的内涵一直以来也是人们不断研究、探讨的热门话题。文艺复兴时期，因为打着复兴希腊古典文化的旗号，因此将希腊古典时代的文化含义传袭下来，仍具有有教养的、受栽培的含义，把文化与人的潜能结合起来。18世纪启蒙时代，人们虽仍认为文化的含义是有教养的、有学问的，但更多的是从哲学的高度探讨文化的内涵，认为文化是指导人们去开发和完善人类精神的每一部分的一种特殊的艺术。至19世纪，这是一个文化研究的热潮时代，如前所述，英国历史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的《原始文化》为文化的内涵做了经典性的论述。

中国关于文化的含义早在战国末年的《易经》中就有涉及，认为文化有以文教化之意，以人伦、秩序教化世人，让人按照规范行动。中国古代认为“文”的本意指各色交织的纹理，后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文章、善与美等含义。“化”的含义则认为是变、改、生化、造化，指二物对接的方式使双方改变形态。

笔者认为，所谓文化的内涵，就是指文化反映了什么，蕴含了什么。

首先，文化是人类所独有的，只有人类才有文化。说到此，有人会问，既然文化是后天习得的，是可以传承的，那么很多哺乳动物都可以有后天习得的传统，如候鸟的迁栖、蚂蚁搬家、蜜蜂筑巢等，但是，这些都不能称之为文化，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原文化”。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是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有目的性、有意识、有观念、有道德伦理、有法律意识……如人推磨是为了把麦子磨成面粉作为粮食维持生命；搬家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盖房是为了满足人口的增加。这些活动与驴子一圈圈推磨、蚂蚁排队搬家、蜜蜂筑巢的本能不可相提并论的。人的活动、行动、思维等创造的是文化，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合。

其次，文化标志着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从考古遗存文化，我们了解到人使用什么工具，是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还是铁器时代。如北京周口店遗存是旧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是青铜器时代；战国则是铁器时代。文献典籍文化的记载，同样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如《荀子·议兵》所记：“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中的“金声”可说明当时处于青铜时代，司母戊大方鼎、编钟等就是当时出土的文物。又如：《荷马史诗》中，反映了希腊公元前1400年进入迈锡尼文明时代，那时已是相当发达的青铜器时代。荷马时代，英雄阿克琉斯举世无双的甲胄是由火神兼铁匠的赫淮斯托斯为他铸造的，他用这副甲胄最后杀死了小亚细亚英雄赫克托耳。

还有，文化反映了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模式。从考古、文学作品、神话传说、史诗、宗教崇拜、绘画、民族学中，都可以反映出所有制的情况、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劳动产品如何分配。从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洞穴的考古遗存中，看到人们聚族而居，共同劳动，平均分配；那里是原始氏族组织日常生活的地方，也是人类创作艺术的舞台。从《荷马史诗》的记载中，看到奥德赛自己打造婚床，还与农民比赛收割庄稼，说明那时的奴隶主还未完全脱离劳动，但是他可以杀死奴隶，还可以占有很多好的土地。

再次，文化表现出一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传统。如考古遗存的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画有各种动物，它们或立，或蹲，或奔跑，以及受伤后血淋淋的样子，可以透视出当时人们的某些生活的真实——人与动物休戚与共的关系。壁画中有两幅女性**像和浮雕，反映了已有女性崇拜，说明当时的社会结构是母系氏族。《荷马史诗》中反映了那些狩猎出众的年轻人被推举为首领，如奥德赛、阿伽门农、赫克托耳等。

《荷马史诗》还反映了最高的权力机关是氏族议事会，氏族之上有胞族组织——部落议事会。以后的军事民主制有专职的部落首领，权力逐渐加大，攫取了氏族部落机构的管理权，如奥德赛在外打仗，20多年未回家，人民大会就20多年未开。

在风俗婚姻方面：从班辈婚——限制亲兄妹婚姻到限制族外婚也都有反映。

在传统方面：尊老扶幼是每个成员的责任，部落内实行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在部落外则不受法律的保护，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在宗教方面：氏族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共同的墓地、共同的祭祀；把日常动物拿来举行祭祀仪式，表示对动物的感谢以及对猎杀他们表示歉意。

最后，文化折射出人们的观念意识。

民族学反映出，在易洛魁人那里，东西可以随便拿去用，没有“我的”、“你的”之分，只有“我们的”概念；人们没有私有观念，认为土地不可能私人所有，也不可能买卖，就像空气不能私人占有和买卖一样。

考古文化遗存发现：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都发现了用于美容、装饰用的物品，如耳环、项链、护肤剂、唇膏等，表现了人们的审美意识。

西亚两河流域《吉尔伽美什史诗》记载、反映了人们已在探讨生命，命运的问题。城邦首领吉尔伽美什在寻找长生不老草，以求长生不死，避免死亡的命运。[2]

（二）社会管理概念的界定、内涵及特点

社会管理一词最早来自于苏联时期的奥马洛夫所著的《社会管理》一书，他将社会管理定义为管理主体对社会系统的有科学根据的影响，为的是使系统实现它面临的目标和任务。依既定状况为转移，这种影响的现实要从加工反映系统运动特征的信息的结果入手，要借助于对人们的活动的适当组织和协调。这是用系统论的思想所做的界定，较为抽象。

近来，不少中国学者也在讨论社会管理的界定问题。大家在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又结合了我国目前社会体制的特点及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本人倾向认为，社会管理也有如文化的界定那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管理是指对整个人类社会活动的管理，实质是人类对自身社会活动的规范、协调和秩序化的过程。狭义的社会管理则指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它包括城乡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社会事业的发展与监督，等等。

社会管理的内涵大致包括7个方面：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护社会稳定。其核心是保护、维护群众的权益，促进社会公正。[3]

社会管理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只有人类才有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社会动物。”自从人猿相区别，人类一经产生，便组成了社会，即原始社会。尽管那时人们很原始、很穷，比动物好不了多少，但他们有思想、有目的、有意识；他们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因而他们有了自己的社会组织机构——氏族、部落；有了社会的管理者——部落首领、宗教祭司等。他们会制造工具，共同生产劳动，打猎所得的狩猎品平均分配。他们有自己的禁忌——族外婚。有自己的传统——不分彼此、财产共同所有、尊老携幼、如有氏族成员遭到外族的攻击，全体氏族成员都要为他进行血亲复仇。他们有共同的墓地、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图腾。他们在劳动中，逐渐产生了语言、符号文字、象形文字、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与此同时的动物，它们仍然只是“群”，它们的“猴王”、“蜂王”、“头马”、“头羊”永远成不了社会组织的首领。

其二，社会管理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初创到完备的发展过程。如古希腊城邦制度，以雅典城邦制的民主政治为其发展的最高水平，但它在城邦刚开始建立时，它的政治机构和管理制度存在浓厚的氏族血缘残余，氏族贵族的权力很大，公民和自由民在不断失去自己的权利。如何废除氏族的血缘残余，削弱贵族的权力，保护和扩大公民的数量和权利，从而达到加强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基础，并以此保障其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使雅典真正成为“全希腊的学校”，遂成为工商业奴隶主的紧迫任务。为此，雅典在社会管理制度和各项管理措施方面进行了不断改革，经过提秀斯改革、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最终形成一整套奴隶主民主政治制度和相应的管理措施，彻底消除了氏族的血缘残余，公民权完全以居住地域的村社机构登记为依据，取消了以族籍为依据的登记措施，从而使许多失去了族籍的自由民和外邦人都取得了公民权，进而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民主力量。

其三，社会管理的发展是有时间性和阶段性的。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人类的文明史经历了古代农耕文明时代、近代工业文明时代、现代文明时代、后现代文明时代。我们的社会管理应顺应每一历史时代的需要，也就是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改革。达赖将农奴制时代的西藏吹捧为宗教的天堂，企图拉历史的倒车，恢复那时政教合一的西藏，这是今日现代化时代的西藏人民绝不会允许的。每一历史阶段都会有这一历史阶段的任务、使命，社会管理既不能超前，也不能倒退。法国大革命中的立宪派，利用一些小农对国王的怜悯，攫取了权力，保留了路易十六，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实行了一系列不利于中小资产阶级及广大底层人民的社会管理制度，其结果是立宪派被推翻。而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却又走得太激进了，实行了一系列“恐怖政策”，它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从而又被“热月政变”所推翻，废除了那些伤害大多数人民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