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保守党语境中的大社会小政府特点困局及与我国的对比（第2页）
霍布斯同时也忽视了相互信任、文化观念和传统习俗，埃德蒙·伯克则认为这三个概念是人性构成的基本要素。霍布斯强调个人意志的卓越作用，埃德蒙·伯克强调在公民社会中权利和义务是天然互惠的。在缺乏约束的状态下，霍布斯视自由为消极因素。埃德蒙·伯克则认为自由作为社会保障个人发展的机能具有积极意义。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大社会”计划是埃德蒙·伯克针对霍布斯理论进行的深思熟虑的批判，修补了霍布斯遗漏的三处地方：相对于霍布斯，埃德蒙·伯克更关注人类的各种才能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将更多的关注视角聚集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间机构；更加关注社会与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任由国家摆布。
二、英国“大社会”的主要特点
英国自戴维·卡梅伦“大社会”的理念从提出到践行均充满了不同于工党也异于撒切尔夫人时期保守党领衔的英国政治，更可以说是在英国政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做法，因此“大社会”计划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属于英国政党政治的产物
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期间，对英国的经济、政治做出了深刻的改革。她成功地削减了工会的力量，使工会彻底丧失了左右政局的能量。在面对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撒切尔夫人毅然抛弃凯恩斯主义，转而奉行货币主义理论。推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史称“撒切尔主义”。[4]而1997年5月1日英国大选之后，经托尼·布莱尔改造后的“新工党”出人意料地击败了保守党，结束了18年的在野生涯。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次大选中工党所取得的最好的成绩。[5]而托尼·布莱尔推行的第三条路的核心便是走一条既不同于一元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一元社会主义而又介于两者之间的道路。保守党上台执政的前提是必须要填补之前工党政府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结合之后的空白地带。在戴维·卡梅伦的“大社会VS大政府”的演讲中，他提到这个国家现在被很多的问题所困扰：我们被“大国家”所困扰，我们受限于经济的迟缓增长，我们身上的债务让我们举步维艰，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能为我们谋福祉的政治制度下。前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提出“没有社会这回事。只有男人、女人和家庭”，她尝试着在个人和家庭的基础上鼓励人们独立自主。戴维·卡梅伦在他的主张中加入了“社会”的字眼，以此与撒切尔的主张相区分。然而戴维·卡梅伦对“小政府”的偏爱的一面可以算作是撒切尔主义的一个继承者。“撒切尔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提倡自由价值观，推行“民众资本主义”，用“小政府”来代替“大政府”[6]，只是这种单位从个人和家庭转向了社会，但他们对自助意识的推崇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宣传工具
意识形态自从被引进政治领域尤其是政党共同体这个领域以来，其自身具有的政治性特点就越发明显，常常被作为政党共同体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武器。政党之所以重视意识形态是因为：一是意识形态可以为政党提供政治行为“合法性”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法律、道德等重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意识形态有助于阶级等共同体及其政治行为赢得支持，获得普遍的认同，从而提高社会动员、组织、创新的能力。[7]诸如撒切尔夫人与托尼·布莱尔这样的领导人将个人与意识形态的术语结合起来。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以及90年代中期的布莱尔主义便油然而生，撒切尔夫人与托尼·布莱尔两者都将这种意识形态的良知与他们的政党和政府糅合在一起。他们的远见卓识帮助他们在追求目标时披上了一层道德使命的外衣同时也让他们的政治追求变得方向明确。然而并非每一个政治家都能将意识形态与政党的宣传运用得很好，戈登·布朗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他致力于追求一种聚合型的意识形态，这种做法使他的声望受损也让他在白厅的执政有时看起来像一艘无舵的小船。戴维·卡梅伦提出的大社会的构想正是基于一种反国家主义的哲学，同时将国家的权利与责任让渡给公民社会。
（三）更广泛的权力下放
“大社会”的构想在2009年戴维·卡梅伦作为反对党的领袖时就已经提出。2010年，戴维·卡梅伦带着“大社会”的口号走马上任。解读“大社会”的真正内涵要在2010年戴维·卡梅伦成为英国首相之后的七月份的一次演说，在演说中戴维·卡梅伦着重强调了社区、志愿组织是提供社会服务的主要工具，同时建立“大社会银行”为这些组织解决融资问题。以社区志愿组织以及建立“大社会银行”的做法都是英国政府将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下放给英国公民。在2010年5月政府发布的一份简短的《构建大社会》的报告中提出：“我们希望可以给公民、社区以及地方政府他们所需要的权力以及信息，让他们来解决存在的问题，让他们来建立一个他们理想中的英国。我们需要让家庭、网络、社区这些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织变得比以前更大、功能更健全。只有公民和社会掌握了更多的权利承担更多的责任，人们才能平等，社会才能为每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这份简短的报告也是旨在将政府权力下放到社区、志愿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同时将中央政府的权力委托给地方政府。而这种权力下放不同于托尼·布莱尔时期将权力下放给苏格兰以及威尔士地方议会而是将权利交回公民的手中。
（四）自由市场与社区的有机结合
英国高校与科学国务大臣戴维·威利茨（DavidWillitts）认为当代保守主义的目标在于将自由市场与社区相结合。虽然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一书中认为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将会以自私和贪婪取代公众对传统社会道德的尊重。资本主义越发成功，传统道德受到的侵蚀也就越发严重。而威利茨认为市场与社区不但能够相互兼容，同时双方的理论也能相互支持。
首先，市场经济中需要已确认的社会信任网络。市场机构有时受到国家的监管，但在很多情况之下市场交易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因此管制与计划会破坏社会关系并且时常以国家导向来代替社会关系。市场机制的效应更能推动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因为买家与卖家在不停地进行交易的同时需要将市场和信任作为交换的一种工具。因此市场便成了让人类从只为自己思考到以更广泛社区利益思考最有效的转化媒介。
其次，传统观念和社区在定位消费者的动机时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让消费者表达他们自己的喜好。而这些喜好是由他们所在的社会环境的条件所决定的。因此市场在更广泛的集体智慧结晶下允许个人做出自己的选择。此外，一些已有的社会习惯也划分了市场的疆界：“有些商品是你不能销售的，而有些商品是不允许销售的。”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想要发展下去就必须有一个社会组织来维系去支持这种市场经济。
最后，威利茨提出在市场力量的牵引下的潜在经济变化将会形成新形式的社区。威利茨提出了一种共有社会的理念并且强调社区的新形式是由经济嬗变所产生的。比如工人社区的兴起源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浪潮。这些由经济变化带来的社区变化同样也会形成这些社区所独有的传统与机构。这点十分类似于威利茨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的观点即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追逐最终的结果是形成新形式的社区。
三、小政府大社会在英国遇到的阻力与困境
20世纪70年代，面对政府财政压力过大、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政府失灵等情况下，保守党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领导人对英国的公共服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时隔14年之后，卡梅伦依靠“大社会”击败工党重新执政，然而两年后保守党的“大社会”计划逐渐从云中落到地上时，它的神圣光环也慢慢褪去，倒是普遍的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与“大社会”走到了一起。
（一）志愿精神难成“大社会”计划的顶梁柱
英国作为一个21世纪的国家，其公民对社会活动的态度正变得越来越消极。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D。Putnam）在他的一本描述美国公民生活的一本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Alone）以及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1992年《现代性与后传统》这两本书中都呈现出一种公民不情愿参与公共事务的状况。在这两位英美学者的假设中，现代的公民可能更不愿意为了一个特定的集体意识而聚集起来。相反，他们更可能会加入那些具有个性独特兴趣广泛的团体之中。英国前议员，同时也是欧洲事务评论者的戴维·马昆德（DavidMarquand）认为公共生活早已侵蚀殆尽。由于大部分的物品市场可以供给，因此公民没必要再参与到公共生活当中或去领取公共物品（见图1）。
图11945-2010年英国民众政治参与的变化
资料来源：HouseofonsResearchPapers0154&0533，BBC。
在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公民政治参与度在进入21世纪后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是这种趋势仍然不敌前十年下降的幅度。在十年之前，尽管在工党执政时期公民的权利得到了强化，但是公民的权力却越来越小而且对他们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力也在降低。然而，经英国公民调查显示前几年的政策中在赋予公民权利方面并没有什么进展（见图2）。
图22001-2010年英国民众在正式志愿者活动与非正式志愿者活动的参与程度
资料来源：shipSurvey：2009-10（April2009-March2010），England。
在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参与非正式志愿者的人数比例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周期性志愿者中在2003年和2009-2010年中分别下降了37%以及29%。而正式的每月参与一次的志愿行为也在下降。2005年为29%，2009-2010年为25%。
图3在过去十二个月中至少有一次公民参与、公民咨询、公民行动的经历（2001-2010年）
资料来源：shipSurvey：2009-10（April2009-March2010），England。
在图3中，公民参与（包括参与形式广泛的民主进程例如与民意代表的接触、参与公开游行与示威或是签署请愿书）﹑公民咨询（意指积极咨询有关当地的服务或是通过参与咨询集团以及完成一份有关当地服务的问卷调查的行为成为公民咨询）﹑公民行动（既包括直接参与到当地服务的决策环节也包括就任当地议员学校管理者、当地治安法官）都处于一种明显的下降趋势。
综上所述，在理论中英美学者对公民未来的参与热情度持一种消极态度，在实践中英国公民的参与热情不但不高而且还有下降的趋势。因此，英国“大社会”计划如同水中捞月，缘木求鱼，难切实际。
（二）削减福利使“大社会”失去凝聚力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上任之初，有批评者曾提出卡梅伦“大社会”的设想只是削减福利的一个“掩体”罢了。同时这些批评者指出，卡梅伦将“大社会”计划作为“大政府”对立的概念，他突出强调了工党政府“大政府”的官僚管理形式带来的不足。他也认为英国公民对福利国家的依赖也存在着问题。在社会保障领域，国家提供的服务容易排挤私人服务，因此“大政府”是健康社会运行的一个主要障碍因素。从2010年英国便开始削减各项公共开支。2010年，政府对电动车的补贴进行了大幅削减，以往新购电动车最高可获5000英镑补贴，但此数额现已锐减80%。2010年10月20日，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宣布对公共开支进行大幅削减并且提高退休年龄。2012年，英国政府先是不顾大量的长期失业青年，缩减求职津贴。在2012年8月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保守党召开的年会上宣布，如果保守党能赢得2015年大选，保守党政府将在2016-2017年期间削减100亿英镑（约合161亿美元）福利预算支出。因此卡梅伦提出“大政府”的计划实际上是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不同于工党执政时期的“大政府”的主张；从另一面来说，削减福利能为深陷经济泥潭中的英国保守党政府长舒一口气。
（三）欧债危机对“大社会”的巨大负面影响
虽然欧洲的央行位于法兰克福，但欧洲的中心仍然位于伦敦，作为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每逢金融危机时当然难逃它的魔掌，英国央行副行长以及索罗斯纷纷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可能是人类史长最为严重的一次。与此同时，英国虽然不是欧洲债务主权危机的罪魁祸首，但英国受债务危机负面影响也不小。评估政治风险的智库梅普尔克罗夫特全球风险顾问公司2012年7月27日发布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最容易受欧元区危机恶化影响的非欧元区经济体中，英国名列榜首，这是因为英国与这个单一货币集团的贸易和银行业联系紧密。梅普尔克罗夫特公司说：“这些经济体所受的影响包括工业产值的下降、竞争力的丧失以及由于收益率上升而可能导致主权债务的不可持续性。”报告称：“欧盟成员国英国的财政困境及其与欧元区密切的贸易关系令其对欧元集团经济危机加深时的应对能力极度有限。”在经历了一系列危机之后，英国民众对经济与政治系统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这种信心的丧失集中体现在政府应对全球经融危机的表现以及英国议会上关于开支的争吵。公共部门在保守党-自民党联合政府主导的削减公共开支的政策大环境下运行势必不会顺畅，公共部门及其相关的运行机构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社区项目也会遭到牵连。
目前，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联合政府正在试图减少对公共部门的财政支持，这将会直接影响到一些志愿组织的融资来源。英国的发展信托协会预计60%的社区或社会企业可能会失去大量核心资助。对于志愿组织而言，政府资助的40%的援助也将大大减少。而依靠政府融资的社区或社会企业以及志愿性性组织在失去大量融资的情况下运行效率以及运行条件将会大打折扣。在金融风暴的席卷以及欧债危机接踵而至的不利情况下，将融资转向民间的做法仍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途径。
（四）无形中助长了民族分离主义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