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科学博物馆的收藏 藏品文化与制度三者关系的建设（第3页）

我们现在进入第三阶段——快速增长时期，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的文化对整个藏品的形态尤为重要。目前藏品数量的25%（不包括韦尔科姆收藏）都是这10年内购入的。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科学博物馆具有收藏意向强烈的馆长和高级策展人，他们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其他博物馆具有强烈的收藏意愿。到目前为止，藏品已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远远大于展览上展品的数量。藏品的数量持续增长，伴随而来的是在科技和医药方面不断出现的新的研究热点。科学本身就是一个要素。以前的制度——判断技术文物的收藏是否合理的依据是其自身的科学实用性，已经彻底结束了。

除了科学博物馆藏品增长了25个百分点外，还有来自威尔康信托基金会医学史的韦尔科姆藏品。采购计划在1976年6月正式启动，并在接下来的10年内落实到具体行动中。[30]这次采购量十分巨大：韦尔科姆藏品包括大约100000件藏品，其规模与整个科学博物馆藏品一样大。韦尔科姆藏品还给科学博物馆收藏范围增加了一个新的主题——医学史。此外，在其档案中发现，“威尔康信托基金会还提供了其他的藏品。例如，在1982年，它提供了居里夫人于1934年研究放射性同位素实验时使用的塑料玻璃管。在实验中，氮化硼在硼核素α粒子的轰击下，产生了氮-13”。[31]新产生的氮是具有放射性的，因此，这个塑料玻璃管也具有一定的人工放射性。

科学博物馆在米德尔塞克斯郡的海耶斯租赁了大型的仓库，这使得藏品的增长成为可能。此外，科学博物馆得到了位于罗顿的机场，这也为藏品的增长提供了新的空间。尽管如此，在这10年的前5年内，科学博物馆藏品的增长仍旧得益于不断地展览。1977—1986年，相当于科学博物馆整个展区一半的空间里举办了多次展览。科学博物馆为威尔康医学史馆在大楼顶层创造了一些空间。同时为了填补下面楼层的多余空间，科学博物馆在一楼为“发射台”提供了展览空间（1986），在二楼布置了电信、印刷及造纸的相关藏品，三楼是摄影与电影藏品。科学博物馆在下部楼层展示了工业化学、核物理与核能相关的藏品。当时的许多其他区域也同时展示了包括气体、塑料、化学实验以及太空等领域的相关藏品。

科学博物馆的收藏一直都有很强的连续性。直到1984年，馆内一共有七个展览部门：物理、化学、医学、电气工程和电信、交通、机械工程、地球和太空科学。每个部门的结构甚至与一个世纪之前的结构相似。当然，尽管藏品的数量随着藏品类型的增加而增多，但是固定的部门结构也让这些藏品得以妥善分类安置。（图11-4）

另一方面，科学博物馆空间缺乏的压力比以前缓解很多。每年的收藏数量达到了2000件。起初，罗顿镇主要使用飞机来运输藏品，因此，科学博物馆在1982年购买了1933年出产的波音247飞机，这架飞机是第一架采用全金属的外壳和可伸缩起落架的飞机。[32]同年，一个V2火箭从克兰菲尔德技术学院被运送到科学博物馆。[33]最初，科学博物馆收藏预期的受益方是农业，于是大量拖拉机于1982年被收藏入馆。[34]

飞机和拖拉机可以存放在空旷地，如果遇到潮湿天气，可以存放在飞机库中。1983年，英国化学工业公司在其发现聚乙烯50周年之际，举行了一个临时庆祝展览。英国化学工业公司捐赠了原始压力板凳（inalpressurebench）。在这个原始压力板凳的作用下，乙烯可以被压缩到2000个大气压，而在压缩后的第二天，我们可以在反应器中发现固状物体。[35]为了1977年再一次举办化学工业展览，科学博物馆找到了9升反应釜和米歇尔斯台，从而做出了第一吨聚乙烯。科学博物馆可用空间之大意味着那些迄今为止博物馆无法获得的重大技术的相关展品，如今都是可以被容纳的。1985年，德国路德维希港首个合成氨设备中的一个反应器是由巴斯夫化学公司捐赠给科学博物馆的。该反应器约13米长、60吨重。[36]

在这一阶段，政府对科学博物馆的采购补贴——用于藏品购买的专项资金——急剧增长。1931年的时候采购补贴只有1000英镑，而到1960年就增长到了8000英镑，到70年代中期增长到了18000英镑。[37]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采购补贴就已经涨到了100000英镑。因为罗伯特·霍尼曼（RobertHoneyman）的古代科学书籍和手稿收藏具有很大的实用性，补贴的这种跳跃式增长才得以实现。议会以投票的方式通过了用一次性专项补助购买像哈维的《心血运动论》（DeMotuCordis）这样的重要书籍的决议，而这种投票每年都会有，这笔款项也在第三方的监督下投入科学博物馆的建设发展中。此外，国家遗产纪念基金可以为科学博物馆投标文物提供进一步支持。这意味着，根据传统的科学博物馆的标准，科学博物馆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来收购文物。因此，1983年，科学博物馆以高达25000英镑的价格购入“带有齿轮传动历法的拜占庭便携式通用海拔日晷”[38]。19世纪的摄影开创者朱丽娅·玛格丽特·卡梅伦（JuliaMargaret）支付总价52000英镑收购了包含94张照片的摄影文物集，并将其献给了约翰·赫谢尔（JohnHerschel）爵士。[39]

1987年10月6日，在董事会和布赖恩·布雷斯格德尔的领导下，管理者向信托公司（1983年根据国家遗产法新成立的一个机构）提交了一个决策。潜在的采购对象被映射在一个重要的二维模型上。[40]

在5个前提条件下，第一个维度详细划定科学博物馆的藏品范围：

A。与特定的重要性事件、人物或机构的历史或现状有一定的联系

B。科学或技术的实践

C。科学或技术变化的过程

D。公众眼中科学或技术的一个方面

E。非西方的科学或技术的重要方面

比起前半个世纪的进化模型，藏品与历史和当前事件的联系成为科学博物馆选择藏品首要考虑的因素。此外，科学博物馆藏品的重点并不在科学或发明的实例而是在其解释说明上。政策规定：“对藏品理想的采购是藏品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对观众具有指导和说明作用。”而重点也不仅仅是在表面上的科学那么简单，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延伸同样重要。

第二个维度划定了这个范围内潜在采购藏品具有的特质是：

A。通过对比或比较，提升藏品现状的潜力

B。有在其他场合获得类似的对象的可能性

C。随附文件的完整性，包括签名、日期、来源、出处、使用情况

D。展览或出版的短期或中期潜力

E。美观性

F。收购成本，包括运输成本、处理成本等

G。储存成本——保存或复原的潜在花费

H。存储的花费——从安全、大小、重量、潜在危险的成分、活性材料等方面考虑其花费

这些标准在当时并不是完全的新标准，但却代表了当时主流的正规做法。当时的政策描述了每个部门（从先前的7个部门降到了4个：自然科学部、医学部、工程部和运输部）如何以过去的优势为基础来弥补当时的劣势，从而实现对藏品进行收购的区域战略规划。

每个部门都有其各自的历史。物理科学部最初是借助于1876年特别展以及师范学院教授的努力才得以发展，这些教授竭力保存现代化的实践科学藏品。同时，工程部和运输部起源于南肯辛顿博物馆的“海军模型部和工程部”。而这三个部门都起源于专利局博物馆。20世纪20年代，运输部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英国皇家空军。然而，铁路部最初没有受到科学博物馆的重视（除了开创性的机车），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受到青睐，并于1975年新成立了一家博物馆——国家铁路博物馆。于是，铁路部可以在当下丰富的收藏资源和相关制度指导的环境下继续收购道路车辆模型。

从藏品目前的情况和采集策略上，我们可以看到藏品不同的起源，而且可以看到对不同的藏品有不同的策略。物理科学部明确指出，它有两个独立的收集策略，二者截然不同。一个是继续积累藏品的“整体价值”。这就要求在全新领域内收藏藏品和“填补已有领域内藏品的空白”，这两部分需要同时进行。另一个是将已收藏的藏品作为打开其他领域的敲门砖，寻找一些藏品来说明“科学应用与科学实践之间联系的情况、过程、性质和后果”。工程部门、运输部门或者医药部门都不追求权威地位，但它们都专注于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物的收藏效果和高科技进步的需求。而运输部门的负责人则意识到他们需要记录“社会使用车辆”的不足之处，同时收购的藏品还需要避免与其他部门的藏品重复。（图11-5）

图11-5两只经过冷冻干燥的雄性转基因白鼠（编号1134和编号1136）

注：它们是第一批哺乳动物的直属后代，1988年4月12日被授予美国专利4736866号。1988年科学博物馆获得的白鼠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们十分关注“现代”藏品的实例。

除了采购的问题，剩下的就是对藏品处置的问题。在战前，正如里昂所说的，科学博物馆对藏品的处置是“残酷”的。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的14340件物品之中，4637件都已经被处理掉。当然，这些藏品包含了科学博物馆从别处借来然后又物归原主的藏品。尽管严格按照处置规则操作，但这却是科学博物馆自愿进行的。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审查采购的提案发现，那些要迅速处理的藏品在考虑销毁前首先考虑的方案是提供给其他博物馆，但是却从未考虑过出售。

科学博物馆自我管理的方式于1984年结束。受1983年国家遗产法的相关条款的制约[41]，当时众多博物馆被转化成非政府部门的公共机构。该法案明确指出，藏品只有因受到物理损坏而失去价值时，才可以对其进行销毁。与其他国家博物馆进行藏品复制，以及“会对学生或其他公共个体”造成伤害的物品的买卖、赠予或交换也是被严令禁止的。藏品空间的不足和资金短缺不能成为科学博物馆处理藏品的借口。这些严格的标准使得20世纪80年代收购的50505件藏品中，只有1540件被处理，而这个数字也包括科学博物馆从别处借用后物归原主的藏品。所以应该说，近年来科学博物馆对藏品的收购更加有计划性。

2007年，联合国博物馆馆长保罗·福曼（PaulForman）发表了一个带有辩证性的论题：在过去，技术被看作是科学的重要体现，但到20世纪末，技术本身已经成为主要的参考资料。科学已经被广泛地评价为创新和技能的一个来源。福曼提出，技术地位的转变发生在1980年左右。他将这个转变和一个更广泛的文化转变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被认定为是从现代到后现代时代的转变。这是否是对科学博物馆的知识发展趋势的合理解释，是值得商榷的，但科学与技术之间地位和关系的转变确实可以从南肯辛顿观察到。一个世纪后，科学似乎已经不再拥有特权地位。

结论

1987年的收集策略开始定期更新，但它的后续版本都是围绕这个基本方案更新的。至少在20世纪，科学博物馆对藏品外形的担忧比起对藏品数量转折点的关心更加明显。收藏的方式对藏品能否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找到所谓“正确”平衡点的担忧持续存在。此外，到21世纪初，从改革的具体化到改革的示范之间的转变已经加强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科技的不断变化以及电子技术日益重要的现状推动的。

人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通过近距离观察的方式来发现设备之间工作原理的区别。人们逐渐通过藏品在一个故事中的意义来判断收购是合理的。“进步”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但其他更多的是文化历史报告，比如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反思或者是世界范围内工业的变革。总体来说，关于现代和古代有趣的故事逐渐变成支撑那些有趣的物品或藏品的框架。这些藏品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科学博物馆通过其藏品和展览，定义并重新界定、监测科学的范畴，这些已经成为它对物质文化保护的动力和对数以百万人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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