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视差错误一位参与者对科学博物馆的描述19802000年（第2页）

解说

20世纪80年代的“发射台”标志着战后对展馆概念的第一次挑战是在收藏方面（即便是儿童馆也展示了收藏）。科森斯将原本由管理者负责的展览职能转移到公共服务部门，这标志着观众将遇到发生决定性改变的展览方式。1989年的展馆计划在总结“改变的需要”这一部分时提出了一个论点，那就是：“我们的许多员工都具有解读科学家和工程师团体、其他学术团体的专业知识，以及将它们与博物馆的藏品联系起来的技能。”但是它加了一个新的推论，那就是：“不管怎样，我们在发展新的‘管理者解说员’上应该越来越多地依靠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用我们特有的藏品去扩展所传达的信息范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1989年公共服务部门建立了一个解说团队。”[50]广告中宣称，这个团队的领导将被任命去为藏品的展览提供解说支持和专业知识，并支持展馆计划组、展览团队和教育服务部门的工作，“把新的展馆主题和思想转变成易懂的观念”，以及支持建立一个展览评估项目。[51]1989年10月，来自开放大学的物理学家格雷汉姆·法米罗来到科学博物馆接受了这个职位。他的团队有四个小组：致力于观众研究的小组，互动展览小组，博物馆的视听、电子和计算机展览组，以及负责电影和讲座节目的公共项目人员组。解说团队对解说本质的定义正好印证了本章论证的两个极端：“提高对收藏的展览和解说的有效性”，以及有意识地“改进科学博物馆向它的观众，尤其是向那些非专业人士传达科技思想方法”的决心。[52]

这个团队被用于巩固在“精神食粮”展馆项目中试用的组织原则。创造展馆的任务交给之前在科学博物馆较低层的管理团队，他们需要向公共服务部门汇报。[53]“新的管理者解说员”将会在“空白纸”上创造一种解说，而不是用展览的形式来阐述先前的管理知识。它由先前的医药管理部门的研究助理简·拜沃特斯（Jaers）来领导，团队成员包括希瑟·梅菲尔德（HeatherMayfield）——他曾帮助完成了威尔康翼一半的项目，然后成了博物馆内容的负责人（Museum'sHeadoft）。这个项目是科森斯想要实施变革的一个关键性实例。一开始，项目的主题超出了科学博物馆已有的管理领域——科学博物馆有农业和家用电器藏品[10]，但是没有专门的食品技术藏品，并且没有食品管理者。从那时的“藏品第一”的概念中发展起来的技术被用来发展主题，然后寻找合适的藏品来匹配这些主题。科森斯改变博物馆的野心也可以从其将展览的设计外包给霍尔-雷德曼联合公司（thefirmHall-RedmanAssociates）中看出来。[11]

让科学博物馆远离旧的模式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就是通过代理将观众的声音引入新的展览计划中。在旧的模式里，展馆就是对特别收藏的简单陈列。在英国，对观众的关注已经成为新的展览技术所强调的一部分。它由自然博物馆的罗杰·迈尔斯（RogerMiles）率先倡导。但在科学博物馆，直到1989年，工作在航空展馆的桑德拉·比克内尔转到解说团队后，才对观众进行研究。桑德拉·比克内尔提出了“观众提倡”的概念，这是一个源自澳大利亚和北美的模式，她在1989—1990年被借调到史密森学会博物馆的时候接触到了这种模式。[54]这与科森斯让科学博物馆变得更能响应公众的呼吁有类似之处。从这个小小的开始之后，科学博物馆成了通过社会研究方法去了解观众的态度和行为的国际知名中心。

二次重组

在更换国家铁路博物馆的屋顶造成的财政危机过后，科森斯又一次重组了科学博物馆的结构。他对改变的目的解释如下：加强科学博物馆建筑规划的首要地位以及展馆的维修和改进工作，使科学博物馆“更加强调当代的科技”，以及“保存和提高学术水平”。[55]伴随着这次重组同时进行的，还有为了减少工资支出而进行的裁员。三个博物馆一共裁掉45～55名员工，并将预算的一部分（每年140万英镑）转向科学博物馆的外部支出。[12]来自专家和主流媒体的谴责不绝于耳，愤怒持续了1993年的整个秋天。[56]吉莉安·托马斯（GillianThomas，欧雷卡儿童博物馆的前馆长）任助理馆长[57]时用新的项目发展部取代了公共服务部。新的项目发展部承担向主要项目提供专业项目管理的任务。[58]研究和信息服务部成了科学交流部，负责解说和教育。解说团队有了一个新的使命：通过与科学博物馆一般观众的有效交流促进公众对科学有更好的认识和了解。[59]收藏部减少了中间的“管理”，主要从事保护、归档和储藏这些实际工作，这也是自1992年起，由苏珊娜·基恩（SuzanneKeene）领导的新部门关注的焦点。[60]这时，实验的“项目组”（ProjectsGroup）解散了：它的部分成员成了管理者，其他人成为新的项目发展部的员工。市场部变成了“公共事务部”。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科学博物馆一直存在着混合有效的展览运行模式，这些是由“精神食粮”展览模式的变体产生的。“精神食粮”展归于公共事务部门，后来又归于托马斯的部门。这些模式变体包括地下室展馆——新设想的儿童馆的替代品和“材料的挑战”（ThegeofMaterials，1997）展馆。这个展馆开始是作为一个管理项目建的，但是后来由项目发展部的希瑟·梅菲尔德用“精神食粮”的模式变体运行。“乔治三世”展（1993）将艾伦·莫顿和简·韦斯（JaneWess）的管理团队与外部的设计者艾伦·欧文（AlanIrvine）联系了起来。其他的展览，如“健康问题”（HealthMatters）展（1994）转由项目发展部管理。但是，也许是因为管理者吉斯雷妮·劳伦斯的资历深，这个项目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思想理念上的管理。“健康问题”展是对科学博物馆的展览问题、对问题的自我反省，以及对重写博物馆展览公约的坚决而严格的响应。同时，威尔康展厅在尝试运用一种“软”社会历史，它试图用一种更难的社会建构主义来解释现代医学。该馆不仅展示生物医学史上的最新研究，而且凭借大量专门拍摄和存档的电影，为观众提供这些令人着迷的主题解说。用当时的标准来说，所有的展览说明都采用了一种高度非正式的语言风格。[61]

科学传播部

20世纪90年代，展览当代科学的推动者是后来的科学传播部。这个部门由罗伯特·福克斯的继任者约翰·杜兰特（Jo）负责。[13]在杜兰特看来，从1992年起，科学博物馆图书馆和帝国理工学院图书馆合并的目的之一，是实现科学传播部的改名。但是，他将这个部门引向与其原始目的大不相同的方向。他把研究的目的解释为依据“公众理解科学”（PubliderstandingofSce）建立替代模型，而不是提高管理研究质量这一最初目的。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紧随1985年博德默报告，英国处于“公众理解科学”的顶峰时期。杜兰特通过在他的部门里建立《公众理解科学》（PubliderstandingofSce）杂志编辑室，巧妙地将科学博物馆置于这片天空的中心。《公众理解科学》杂志编辑室倡议科学博物馆的工作和对观众的研究工作同时进行，而不是整合在一起，这为科学博物馆向市场响应转变提供了合适的理论依据和支撑。该部门新的侧重点也为管理研究实践提供了清晰的解释。在罗伯特·巴德对收藏方面的指导下，正式的研究政策被制定。这推动了当时管理人员积极参与研究，并从旧的工程师历史和文物收藏方法中走出来，转向寻求怎样研究和理解藏品的方法的趋势。科学博物馆中少数但很重要的中层管理者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他们的研究聚焦在科学博物馆资源和这些资源的可视性文化上。研究成果有多伦·斯韦德（DoronSwade）的巴贝奇第二代差分机（Babbage'sDiffereneNo。2）[62]的编史实验、与德意志博物馆和史密森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Smithsonian'sNationalMuseumofAmeriHistory）的学术合作，以及艾伦·莫顿和简·韦斯对于乔治三世收藏的编目中的历史篇章[63]。当然还有其他的研究成果。

自从20世纪90年代撰写“科学界和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政策分析师组成的世界联盟是什么样，而且应该是什么样”[64]的相关文章开始，罗伯特·福克斯就卷入了“公众理解科学”的讨论中。在科学博物馆中，友好关系缺乏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两个拥有相同理念背景或方法的组群之间会结成失败的联盟，如追求“公众理解科学”的新员工（或者那些承担了对观众的态度和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工作的人员）和发展了由威尔康藏品发展起来的社会历史观点的管理者之间的联盟。这才是部门真正的分歧所在。[65]

杜兰特指示科学传播部门把关注点放在成年人身上，同时力图保住家庭观众。他也强调要将关注点放在从1992年3月开始运行的反映当代焦点问题的“科学盒子”（SceBox）系列小型临时展览上[66]，不要放在互动科学展览上。就像他说的，科学博物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变化都是由互动科学中心全球性的成功导致的，更严重点说是“科学博物馆为创造具有科学素养的社会做出更多直接贡献的压力”导致的。这种压力是从全球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中分化出来的。[67]杜兰特和科森斯的野心完全一致：

未来的科学博物馆将和现在的科学博物馆大不相同。它的不同将部分反映在博物馆对自身本质的重新定义上。[68]

这个充满了“公众理解科学”精神的科学传播模型，更多关注的是科学问题，而不是解释科学原理，这可以从“科学盒子”系列展中看出来，如关于被动吸烟和纳米技术的展览。“科学盒子”系列展与收藏部门的实物文化是分开的，这最终变成了这些展览共同的缺陷。

威尔康翼展和“创造现代世界”展

当2000年6月博物馆开放威尔康翼展和“创造现代世界”展时，博物馆两个展览的分离结果进入了公众视野。在经费许可范围内，展览向西延伸直达女王门，这也标志着科森斯愿望的实现。这些展览首先是具有“新古典主义”意义的展览，展示了科学博物馆的2000件藏品。展览强调了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150个重要风向标，用实物设置相关情境，来突出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和变化性。旧馆通常是基于理性观众的简单模型发展起来的。展馆希望这些观众——如果可以的话——按次序观看展示的每一个展品。相比之下，“创造现代世界”展可以获得观众对于展品的想法。展览工作人员通过观察观众的眼睛被哪些展品所吸引来了解他们的兴趣或使他们高兴的展品。没有人会看到所有的展品，但所有的展品将会在展览的过程中被一部分人欣赏。[69]威尔康翼展被宣传为“一个惊人的当代科学剧院”。威尔康翼展除了一个巨幕影院（Imaxtheatre）以外，还包括一个主要是生物医学方面的展览“我是谁”、一个关于数字技术的展览“数字城邦”（Digitopolis）、一个针对学龄前儿童的数学展览“图案仓”（PatternPod）和一个专注于富有想象力的、蕴含未来科技变化的多人游戏展览“在未来”。可能在这些创新的展示中，最有博物馆学概念的创新就是“天线快速”（AntennaRapid）展。这个展览效仿《自然》杂志的排版，当观众点击按钮的时候，就能产生关于科学新闻故事的微展。[14]（图5-2）

威尔康翼展的成功充分展示科学博物馆对观众的研究和其对学习种类更宽泛定义的应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展览团队里的学习专家修正了旧的观众支持模型，对内容开发人员建立了培训方案，致力于“信息文件”（团队想对观众说的话的简单陈述）的工作，开展评估工作，并根据观众现有的知识和喜欢的学习风格向媒体提出建议。[70]这个“双胞胎”展览的开放集中表达了科学博物馆核心辩证法的管理理念：威尔康翼展是一个高度互动和快节奏的展览，“创造现代世界”展故意传达了缓慢而沉思的理念；威尔康翼展是当代的，“创造现代世界”展是历史的；威尔康翼展把博物馆的实物放在次于展览主题的地位，“创造现代世界”展更多地由最新的学术讨论人员提供资料，强调实物自身以及它们对观众的意义。（图5-3）

图5-3“数字城邦”，最初的威尔康翼展厅的展览之一，专注于新的数字技术的影响

结论

科学博物馆带着“过去的声音和现在及未来的需要”的辩证理念进入新千年，这种辩证理念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新展馆物理形式的分离上。在幕后结构中，这种分离将其专业员工划分到两个部门。这两个部门是科学传播部和收藏部。这两个部门不久后都经历了大幅缩减。在外部资助契约刚一结束时，新的管理制度就推出了全新的优先事项。[15]近10年，我们力图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或者说在展示历史藏品和现代科学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我们的答案，或者说我们的总体规划，包括来自“宝藏”展馆中代表广泛核心学科领域，具有多样而丰富选择的新展览。之所以称之为“宝藏”，是因为它们将会展示我们收藏中通向现代化新途径的宝藏，尤其是重新开放的“天线”（Antenna）展和涉及我们这个时代主要危机的展览，如“气候变化”展等。在所有的大规模项目里，策展人和展品开发人员及观众研究人员一起努力，以求将展览对特定人群的吸引力最大化。在我们努力确保新的展览能讲述过去和现在的同时，一种新的综合的精神出现了。战后时期的经典博物馆展览的关键问题，是用特殊的藏品去展示从过去向现在的演变过程。在我们激进的改造中，我们创造了新的展览方式，叙事方式更加多样，更加广泛，更加调和了观众的价值观念、品味和兴趣。但是就像安德鲁·巴里（AndrewBarry）十几年前在一篇有洞察力的文章中写道：

虽然不能被完全忽视，但是相比于对消费者的选择和观众行为问题的关注而言，重新思考博物馆藏品的运行已经成为次要的了。观众的身体与感知能力和新的互动技术一起，一直是现代科学博物馆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些争论包含博物馆的设计、运行和未来。[71]

图5-42009年出版的观众宣传页中科学博物馆楼层结构图

不可避免的是，这种关注实物的机构必须很大程度上以科学博物馆的展览为中心。真实物品不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曼海姆州立技术劳动博物馆（Mannheim'sLaedArbeit），我们提供给观众的展品总是以前真实物品的复制品。“了解、制造和使用中”勇敢的现代主义，完败科学博物馆的历史遗产，现在看起来是天真的。但是我们不可避免地生活在多样化的博物馆时代，我们必须面对博物馆既包括物品又包括体验的事实。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机构核心中有效地利用物质文化。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发展呈现物品的方法、做好失败的准备并愿意尝试试验的新途径。我们是幸运的，因为物品是多变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背景中有不同的叙述。V2火箭是火箭历史、弹道历史、战争历史、纳粹主义历史或者南伦敦历史的一部分吗？嗯，当然都是。这些机构自信地接受观众从我们的展品中提取出多重意义。

收藏对于研究的作用显而易见。那些精通现代科技研究方法的研究者经常发现单个藏品的特殊性，而且往往使它们自然地成为历史研究的焦点。展览不断发生改变的潮流，就像本书所展示的，提供了对科技公众文化进行研究的重要证据。对于收藏的研究不可随意：它刺激了博物馆的想象力，并产生了新的、更具包容性的描述方法，这些方法是为我们的观众提供服务所必需的。但是我们需要继续工作以确保这种研究的潜力被挖掘，并且研究的结果可以反馈到公众机构中。同样，如果科学博物馆远离了那些了解现有物品、对它们有热情的狂热者，不论这种拒绝是源于专业的势力，还是源于对数目更多的家庭观众的关注，它都是不恰当的。[72]

我们很幸运，生活在媒体变革之中，这种变革给了网站、博客、播客等多种机会。观众通过这些媒体访问藏品比通过传统出版获得的要多得多。

最后，生活经验的变化让我们很难去评估我们所间接知道的时代。但是，刚过去的事情能够为我们现在以及不远的未来创造可能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科森斯的工作对于今天的科学博物馆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关于管理的争论核心仍然是收藏以及这些收藏能代表什么。将藏品充分地融入我们的机构仍然是科学博物馆员工最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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