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科学发展的影响 南肯辛顿的扩张（第2页）

展览的启动仪式可以看作文化转折点的标志。《泰晤士报》（TheTimes）评论说：

在科学被认为是一种或多或少无害的狂热之前，世界上的艺术和文字已经辉煌了很久。在展览当天，相比于科学，州长等官员都对艺术、文学以及代表它们的藏品更加了解和感兴趣。[34]

公众很快从关注展览转向关注受人尊敬的年轻科学家在英国皇家学会的升职。这些年轻的科学家是约瑟夫·胡克、托马斯·赫胥黎（ThomasHuxley）、爱德华·弗兰克兰（EdwardFrankland）以及威廉·斯波蒂斯伍德（ottiswoode）。他们都是所谓X-俱乐部的成员。该俱乐部从19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每月举行一次例会。[35]洛克和南肯辛顿的科学馆长、皇家工程师约翰·F。D。唐纳利（JohnF。D。Donnelly）都深入参与了这个例会的讨论。X-俱乐部的一些成员也是南肯辛顿博物馆的教授。这无疑是一群具有密切关系的人。皇家学会的主席胡克，也是皇家学会秘书长赫胥黎儿子的教父。他们的关注点是博物馆资源的收集、资金预算、建筑设施和观众，这些是目前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东西。（图1-4）

图1-4詹姆斯·瓦特（JamesWatt）发明的由蒸汽驱动的泵发动机

注：早期的科学博物馆注重解释机器的科学原理，而不是机器的制造意义和商业意义。1876年，南肯辛顿的科学仪器租赁展览（Loaion）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该模型在1876年的租赁展览中“应用力学”区域展出。标签说明了它的操作模式，但并没有指出其工业意义。今天仍然采用与当时相同的描述：倒缸模型通过挺杆阀的运动直接进入发动机中。

甚至在此展览的启动仪式上，也有将此类展览作为博物馆成立的基础这方面的高层讲话。例如，在南肯辛顿博物馆的董事会会议上，董事会讨论了这个展览的可能性，大家都支持这个展览。[36]这甚至被认为是“政府半官方的保证”，即展览将被保留，从而形成一个和巴黎工艺博物馆平级的博物馆。[37]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的委员们一直鼓励这种想法。曾正式收到科尔建议的次级发展委员会，在没有完全了解容纳展品的建筑是什么样的时候，就为容纳科学博物馆展品的建筑提供了10万英镑。[38]几天之内，为了加强政府的意志，由皇家学会主席胡克带头，140名杰出的科学家联合签名向政府提交了一项提议——建立一个“永久性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博物馆”：

科学博物馆的目的是提升知识以及建立所有发明的科学原则。如果把这两个主题合并到一起，那就不仅是科学研究者的福利，而且是公众的福利。并且我们相信，专利局博物馆将更好地为在此提议的特色博物馆服务，这比迄今为止靠专门收藏来维持工作要好。[39]

因此，他们提议，将现有的专利局博物馆的藏品和新的科学仪器藏品相互融合，并希望永久保留尽可能多的藏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这一说法是如何将基础研究和厂商制造的人工制品糅合在一起的。并且，它在怎样使各种藏品融合在一起的行动合法化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倍受鼓舞的是科学家，他们一方面向政府请求保留这些展品，同时也预测到这个决策过程会比较缓慢，当他们了解到，如果这些借来的展品不能被政府为了未来的科学馆而保留下来，那它们将必须返回原处。因此，他们必须寻求50000英镑保证金去购买这些藏品。德文郡公爵提供2000英镑的保证金，实业家沃伦·德·拉·鲁（WarrendelaRue）、威廉·西门子（WilliamSiemens）和约瑟夫·惠特沃思（JosephWhitworth）每人提供1000英镑，公务员亨利·科尔和诺曼·洛克每人提供200英镑。[6]此举代表了南肯辛顿决策上的转变。它表明南肯辛顿从一个永久性的临时世界博览会，转变为致力于工业，致力于科学家领导，支撑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互动的一个场所。资金的筹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据说，到年底还不到10000英镑。[40]但无论如何，对于委员会来说，在博物馆藏品范围确定前，购买这些展品还为时过早。[41]

当财政部正在做决定的时候，科学和艺术部送了一封信给财政部，呼吁租赁人把他们的藏品留在科学和艺术部。信中提道：“女王政府的决定迟迟不下达。这个决定就是1851年皇家委员会承诺的为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科学博物馆提供一座建筑物。”[42]在皇家委员会的敦促下，“科学博物馆”这一决定性的名称正式被公布。这个名称逐渐被人熟知。但也曾有人在《泰晤士报》上愤怒地对这封信给予回复。他用典型的维多利亚式的刻薄语言说道：“‘科学博物馆’不包含什么呢？它聚集了全球四分之一的展品。这些展品数量巨大又不统一。科学博物馆需要高薪聘请一支策展人军队来安排工作和维持秩序。”[43]

知识重建的时代

五年过去了，在财政压力下的政府可能会指责科学家不团结，因而没有建成新的博物馆。[44]另一方面，尽管科学家购买基金的筹备项目失败了，但是他们仍在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1881年，枢密院议长厄尔·斯宾塞宣布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中的委员有几个是签署皇家学会备忘录的牵头人员（包括数学家和出版商斯波蒂斯伍德、赫胥黎、洛克、唐纳利，科学和艺术部最近升迁的助理秘书和他的副手爱德华·费斯汀少将）。他们要做的是，讨论租赁展品是否能作为未来博物馆的核心。不出所料，他们重新提出了五年前的请求，并且提到将1851委员会提供的100000英镑和专利局博物馆没有用完的费用作为经费。他们也开始设想一种不同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的物品并不仅仅用于展示，还可以进行操作。“展览的特征之一是拥有最新发明的展品。这些发明具有严格的科学性，或者是说明了科学的基本原理。这些发明可以在一天的特定时段进行实际演示。例如，福尔的蓄电池或一些最新形式的电灯。”[45]尽管1876年展览的一些文物被专利局博物馆购买或者复制了，但是政府却拒绝拿出1851委员会提供的现金。

我们不能只从政府的吝啬或者艺术品的竞买来解释动力的下降，还要从地质学家和不同的科学模型来看待这种现象。杰明街有一个复杂的机构，它远离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包括地质调查局（GeologicalSurvey）、地质博物馆（GeologicalMuseum）和矿业学院（theSines），在20多年里挫伤着南肯辛顿支持者的雄心。[46]19世纪50年代，他们的领袖罗德里克·默奇森（RoderickMur）反对建立综合科技大学，并用纯科学的研究支持各种应用和实践专业，如矿石专业。默奇森和他的盟友，如冶金教授、化学家约翰·珀西（JohnPercy），曾认为像矿石这种具有专业技术实践的专业不能只作为综合大学里一种自立式的职业性学科，而应该有独立的专业学校，这些学校由适当的应用科学支撑。默奇森的看法让很多人的愿景变得渺茫起来。比如，科尔和普莱费尔，对他们来说，皇家矿业学院（theRoyalSines）应该成为普通科学学校的核心。但到1871年，当德文郡委员会刚刚开始讨论时，默奇森就去世了。因此，权力的平衡发生了改变。赫胥黎是该协会的一员，同时也是皇家矿业学院的一位自然志（naturalhistory）教授。他长期倡导应该把学校看作教师教学的中心的理念。默奇森的去世给了他和他的盟友想要的机会。

1871年，赫胥黎的举动震惊了皇家矿业学院的地质学派。《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多次指责，哲学家的“核心小组”渴望说服英国财政大臣协助所谓的“科学推广”。[47]德文郡委员会的第一次报告建议矿业学院搬到南肯辛顿。杰明街的设施严重受限，数学教学也完全缺失。地质学家强烈反对“博物馆与调查、教学合并是职业培训中不可或缺的”这一观点。基于同样的原因，数学和自然志也是职业教育中不必要的内容。[48]

在大学教育政策上，赫胥黎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和物理教授、化学教授，随后又加入了地质教授一起搬到南肯辛顿，接管了一个最初用于承办另一个职业学院的建筑——海事工程学校。海事工程学校被转移到了格林尼治。在赫胥黎的要求下，皇家矿业学院更名为科学师范学院。该学院模仿巴黎高等师范学院（Paris'séale），强调其职权范围主要是教师的教学。学校的重心将从职业教育转向科学教育。杰明街的采矿和冶金设施暂时被艰难地保留了下来。1879年，它们也接到搬迁的命令。珀西将整个备忘录（包括所有之前《泰晤士报》对应的副本）发送给财政部人员。[49]当搬迁还是被执行时，珀西生气地辞职了。这个争议已经显示了科学界内部的分歧。科学和艺术部部长唐纳利指责珀西因为缺乏先进博物馆的思想所以对此改变有一定的抵触。[7]

一路坎坷走来，南肯辛顿博物馆，一个相当新的机构还在慢慢地发展。“科学”和“艺术”的藏品在理性上、制度上和物理实体上走向分离。专利局博物馆准备从展览路东侧迁出，因为它影响了这个现在以艺术导向为愿景的场地。这也是专利局1883年颁布的专利法所想要的改革。贸易委员会建议专利局博物馆迁出。因为它的展品主要不是商业而是与“普通历史兴趣或科学兴趣”相关的物品。[50]最后，修正方案决定让博物馆以“发明博物馆”（MuseumforIions）的形式保留下来。这个决定被由普莱费尔主持的议会委员会（Parliamentaryittee）所阻止。此时，普莱费尔是1851委员会的秘书长。[51]但是，财政部同意新计划。这个新计划是将专利局博物馆和南肯辛顿博物馆合并，然后将西侧作为应用科学藏品的核心，即形成“科学博物馆”。

所以，当财政部向杰出工程师委员会提出专利局博物馆应该保留什么，去除什么的建议时，简短明确地提到了“科学博物馆”。在1882年圣诞节前的12月21日，文件正式发表，其内容如下。

这些先生被邀请作为委员会来建议上议院：为了科学博物馆各个分支，在现存的专利局博物馆中的物品中，哪些应该被留在科学与艺术部。

委员会还要求各个分支支持上议院的任何建议。这些建议是从科学与教育的观点出发提出的，是关于科学博物馆的机械部分的范围和发展方面的。[52]

委员会包括武器制造商威廉·阿姆斯特朗（WilliamArmstrong）爵士，以及因调查伍德克夫特遗产而出名的土木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JosephBazalgette）。博物馆并不是将所有藏品都纳入进来，一些藏品也根据严格的新标准被剔除了。委员会用强有力的语言提出了一种进化历史模型：“我们遵从的选择原则是，剔除那些没有历史价值的、不能反映事实或现代进步的，以及发明的环节或者步骤没有联系的藏品。”[8]

强化藏品的联系和发明步骤的做法代表进化的观点。这个观点由科学博物馆的主要支持者，如胡克和赫胥黎提出。与此同时，新运动领导人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历史过程来解释生物的多样性。这也是现代生态学的观点。1877—1884年，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关于人类学的收藏还被专门以进化的形式展示过，用此案例来展示技术是怎样在“本地”环境中发展的。[53]

这些明显重复的讨论使支持者产生了巨大的愤怒。他们沮丧地回顾过去，对科学博物馆的基础也产生了不耐烦的情绪。尽管如此，那些讨论可以被视为一种整体思考：在那个没有这类事物的时代里，科学博物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观众应该是师范学院的那些计划当科学教师的学生，还是那些希望提升自己的机械师？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由珀西提出的：科学或职业培训应该是科学博物馆的目标吗？在关于南肯辛顿博物馆建筑的1885年委员会少数人报告的空白处，办公室主任阿尔杰农·伯特伦·米特福德（Algerford）用铅笔书写了他对部门和科学家帝国大厦的愤怒：

我认为真正的价值不是伟人的产生，而是工人阶级的聚集，这些工人用科学的工具进行着适合他们的活动。[54]

米特福德继续在他的书籍中建议：科学藏品可以通过国家租借；尺寸较小的展品也可以在展览路东面适当存放。[55]

这些评论给科学家带来了很多痛苦。唐纳利宣称科学博物馆被“吊在一根绳上”。[56]结果，大众的回应是残酷的，是以前没有过的。唐纳利也发表了谴责米特福德的抗议报告。[57]唐纳利强调了科学博物馆的流行程度及观众的数量。他称，科学博物馆平均每年的观众数量由参观专利局博物馆的270000人和参观科学藏品的153000人组成，加起来平均每年420000多人。在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米特福德反过来质疑这些数字以及无法解释的人工制品的吸引力：

根据唐纳利上校的数据可以看出，科学博物馆平均每天有500名观众，这些观众都具有不可见性，这是神奇的。但是如果这些难以置信的数据绝对准确，把这些数据和每天去“发明展”的观众的数据相比较，显而易见的是，展览会的科学仪器和机械对公众并没有较大的吸引力，除非他们是被奇异的乐队和照明喷泉所吸引。[58]

米特福德的攻击是在科学博物馆最脆弱的时刻最具威胁的攻击。其他被讨论的重大问题是科学的作用及过去的角色。1889年，罗斯科、塞缪尔森和唐纳利被再次要求确认当前整理过的科学藏品的目录。一位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也曾考虑，“大量生锈的铁和一些破旧的模型应该被丢进垃圾堆”。[59]相反，委员会利用这个机会去确认那些具有“英国科技发明史不可估量价值”的真实机器。

费斯汀少将是科学博物馆的馆长。他在1898年向科学和艺术部的博物馆选举委员会证明了展示科学原理对当前技术实现方面的重要性：

我们不承认我们只对那些立即更新的东西感兴趣。立即更新的东西在商业展览中展出，而我们想要做的是解释科学的进程和事物的科学原理。一台数百年的机器和昨天刚发明的机器一样都能说明科学原理。所以，虽然一件物品过时了，但是你不能说它对于解释科学原理没有用。[60]

费斯汀在此明确表示，科学博物馆不再是展示工业物质文化的百科全书概要，该概要是艾伯特亲王曾倡导的。事实上，费斯汀否认这是一个“技术博物馆”。他认为这是一个科学博物馆。

与此同时，1898年听证会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缓解了博物馆和杰明街地质学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听证会关于“科学”也有一种主张。新委员会建议关闭杰明街建筑，但是没有强迫将这些建筑与南肯辛顿进行融合，而是建议建立一个单独的地质博物馆。因此，19世纪结束的时候，尽管地质博物馆还没有建造大楼，大家已经有了很多想法，并形成了一个新的共识。

艺术藏品处在公众的压力之下，要求对其进行专业化的解释，使之符合商业性日益重要的艺术市场标准。《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Magazine）批判南肯辛顿博物馆的标准。人们对南肯辛顿博物馆学术标准的担心甚至一直持续到1893年，英国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FitzwilliamMuseum）的前任馆长约翰·亨利·米德尔顿（JohnHeon）被任命为南肯辛顿博物馆馆长之后。他是摩洛哥大清真寺（theGreatMosqueinFez，Morocco）里的一位柏拉图哲学学者，同时也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的一个朋友。他致力于文物研究和古典美学。博物馆历史学家安东尼·伯顿描述了米德尔顿必须服从的内部政治压力。最终，米德尔顿因自小过度使用吗啡而去世。1896年6月10日，人们在博物馆中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他的尸体。[61]米德尔顿的继任者们在结束任期时没有那么戏剧性，他们给予工艺美术运动以及厌恶现代主义同等的承诺。新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由阿斯顿·韦伯（AstonWebb）设计，始于1899年。他用一些特殊设计来庆祝这些改变的成功。这些设计让人想起大教堂和完整的炮塔。同时，科学藏品的馆长将会成为技术管理者以及科学导向的公务员。对他们来说，过去必须为现在和未来服务。

艺术和科学藏品特点之间的差别越多被认知，科学家就越有机会获得自己独特的博物馆。正如唐纳利在1892年向洛克说的那样，建设新艺术大楼的建议应该被视为促进了新科学博物馆的产生。[62]然而新艺术博物馆建设十年后，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这个新馆名才开始流行。这个名字被应用于官方文件、新博物馆的布告栏，以及艺术和科学的藏品。

科学博物馆的建设

科学与艺术联合身份的瓦解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在以科学博物馆的拥护者洛克为首的科学家的压力下瓦解的。洛克持续通过《自然》杂志和英国科学协会（BritishSceGuild）进行游说。同时，在教育委员会中占统治地位又善于支配别人的公务员莫兰特（图1-5）的精心设计下，联合的身份趋向瓦解。在这样的背景下，1906年，德国的德意志博物馆（Germany'sDeutschesMuseum）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