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第2页）

“入黄龙元年佃卒限米七十一斛”（6591）

“黄龙元年文入郡屯田民□吴平斛米一百六斛二斗……”（6227）

“领黄龙二年佃卒限米□斛八斗……”（6913）

“入屯田司马黄升黄龙二年限米卅四斛”（3159）

“黄龙三年税米小斛黄武六年粢租米六十四斛二斗……”（2129）

这些记载佐证了《三国志》“诸将增广农亩”的史实。[18]

孙吴屯田同样分民屯和军屯，由于文献记载有限，我们只能结合已有史料与出土的简牍相互印证，来窥探孙吴屯田的一些情况。孙吴时期屯田制的官吏有郡屯田掾、屯田司马、督军粮都尉或军粮都尉、屯田帅与屯田掾、都尉屯田吏。其中，郡屯田掾应当属于郡级农官——农校尉的掾吏；屯田司马、督军粮都尉或军粮都尉，应是主管军屯系统的机构和官吏。[19]

而关于军屯的收入分配方式，一般认为，全部由所属军队征收，然后由军队统一分给兵士军粮。但据近年来出土的吴简来看，兵士同样有来自军屯的收入，并非全部由所属军队征收的情况。

此外，蜀汉也有屯田。蜀汉屯田规模小，时间短，地区有限，效果不如曹魏和孙吴那么明显。直到蜀汉灭亡，真正起到效果的不过汉中的军屯。

三国时期的屯田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强化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就当时的情况，三国屯田符合民众利益，对恢复当时的经济，解决军粮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曹魏屯田安置了大批流民，缓和了社会矛盾。

（三）江南开发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这样描述江南地区：“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20]至西汉武帝时，江南地区仍然地广人稀，使用刀耕火种这种落后的方式耕作，虽然没有饥寒之人，但是也没有富裕的家庭。甚至，到东汉时，安徽庐江一带还没有推广牛耕。汉末，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流民南迁，给南方带来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加之孙吴政权相对稳定，并采取了一些系列措施，江南经济得以较快发展。

孙吴政权重视农业发展。黄武五年（226），陆逊请诸将增广农亩，孙权不仅欣然允诺，而且亲自授田，并把拉车的八头牛改为四耦，表示劝农。孙皓在位时，时任丞相的陆凯上疏，劝解孙皓不要给战士另外增加徭役，唯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21]。

兴修水利，进行垦荒。孙吴统治期间，在江南大兴水利，其中卓有成效的有：开凿建业至钱塘的运道，灌溉两岸；吴兴西湖水利；兴修建业城水利，开直渎；修浦里塘等。同时，鉴于江南地广人稀，孙吴政权组织北方流民及被驱赶下山的山越人进行大规模的屯田，开辟田亩。

大力发展手工业、商业。孙吴政权大规模建置手工业作坊，冶铁、烧瓷和造船作为3大官营手工业作坊，主要为满足军需。江南的会稽、丹阳、豫章等郡都产铜铁，且都设置“冶令”。建康的金银制造业同样发达，史载，孙亮在宫中用金银作小船300余艘，孙皓以金银作华燧、步摇、假髻数千。

孙吴制瓷业在此时臻于完善，在原有的基础上，瓷器的胎质、釉色、纹饰及烧制技术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尤其青瓷制造更加成熟。

孙吴造船业发达。孙吴的造船业以军用为主，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规模大，至孙吴灭亡时，全国有战船、商船5000余艘。商船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22]。同时，孙权设置典船都尉，对造船业进行专门管理。

便利的水运以及造船业的发达，使得孙吴以水运为主的商业贸易十分活跃。武昌在此时成为三国贸易的中心。建业城内有建业大市、东市、北市。且以交、广二州为中心与林邑、扶南等多个国家都有商业往来。

（四）蜀汉经济

蜀地开发较早。秦取蜀地之后，在蜀地设郡，李冰为郡守时，在蜀地开凿都江堰。都江堰是一个以灌溉为主，兼具防洪、运输功效的综合水利工程，一经开通，蜀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23]。到两汉时期，蜀地土地肥美，江水滋灌，沃野千里，山林茂密，到刘备在蜀建国时，蜀地仍然是桑梓接连，黍稷油油，粳稻莫莫。诸葛亮辅政之后，意识到蜀地如此富饶与都江堰的开凿有莫大的关系，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征发1200名男丁护守都江堰，保证了蜀地的农业发展。

在手工业方面，织锦业最是发达。诸葛亮一方面提倡种桑养蚕，开辟丝源；另一方面，设立专门的锦官管理织锦的生产。故织锦业居全国第一位，以致当时织锦“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道”[24]，待蜀亡之时，蜀库仍有锦绮、彩绢各20万匹，可见其生产数量之多，这也就不难理解诸葛亮曾说，决敌之资，唯仰蜀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