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洛特曼是奥波亚兹传统的复活者（第1页）

第五节洛特曼是奥波亚兹传统的复活者

在国际学术界，长期以来困扰着人们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巴赫金及其学派那些散在的思想呢？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还是断简残编？它们是否具有一个理论之核或哲学之石呢？它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由于巴赫金的著作大多未完成，且已出版的著作也多呈现为断片警句的形式，因而使得这个问题显得越发突出。这个问题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似乎显得越发尖锐而复杂了。

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不止一个西方学者的关注。莫森和埃莫森在其所著的《米哈伊尔·巴赫金：散文学的创造》一书中，分类列举了西方盛行的大致4种巴赫金研究方法：以茨维坦·托多罗夫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方法。以卡·克拉克和迈·霍奎斯特的《米哈伊尔·巴赫金评传》为代表的胚胎学或起点研究法，即肯定巴赫金学派的理论是从某一原初思想或问题生发而来。其三是目的论方法，即与胚胎学方法相反，认为巴赫金学派的理论，不是从某一原初理念发展而来，而是奔向某一最终结果。此种方法以迈克尔·加德纳的《批评的对话：米·巴赫金与意识形态理论》为代表。第四种方法是移植法，即把巴赫金学派所创造的理论范畴、概念、观念和理论，平行地移植用以分析他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现象，如西方有人把巴赫金与乔伊斯与通俗文学进行比较，就是此类著作的范例（《乔伊斯、巴赫金与通俗文学：杂乱无章地编年纪事》）。相信随着巴赫金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广泛，还会有更多的研究方法涌现出来，因而可以预期：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米·巴赫金，还将会与日俱增，从而形成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巴赫金的局面。

巴赫金研究的多元化格局能给予我们的巴赫金研究以何种启示呢？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正如今天的后现代主义，其真正的含义是“面对……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一样，作为一种新生理论的缔造者的巴赫金，是在面对历史的长河进行创造的，因而，他可以把“八面来风”装入自己的胸怀，他可以如辛勤的蜜蜂一样采集百花酿成蜂蜜。人文学科的创造性就在于他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和起点，在充分消化吸收别人的思想营养的基础上酿造和分泌出新知来。人文学科的生产方式就是采集旧知以酿造新知。其实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巴赫金学派和在他们之前或同时活动的俄国形式主义者们一样，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哲学理念作为推动其进行不倦的科研探索的动力的话，那就是一种强烈的多元本体论价值诉求。

巴赫金和奥波亚兹一样，曾经接受过来自国内外的多种多样的影响：作为创造主体的人是不能在思想的真空里进行所谓创造的。但创造并不是把别人现成的东西拿来，换一个人称加以表述一番就改头换面成了自己的了。历史上这样的人尽管古今中外都所在皆有，但可以告慰读者的是这类人从来就不会拥有什么真正的创造性。每个思想家都有其所直接面对的语境和对象。当一个思想家以思想、以意识或以问题为先导进行思想的探险时，他会把他所有前人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展示，因而会使人误会他是抛弃了问题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然而，这只是一种视觉误差而已。“相反，我们认为，每一理论问题均须作历史的考察。在文学作品研究的共时方法和历时方法之间，应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严格的彼此制约。”不过我们随时都考虑到了历时的角度；不仅如此，历时的角度成了我们感受所研究的每一现象的背景。

一句话，创造离不开传统，而且，创造——即使是最新奇的，也还是超不出传统的范围。正如当代哲学家R。斯克鲁顿所说：“独创性……并非试图引起世人注意可能发生的东西，并非力图制造轰动效应，以便掩人耳目，自吹自擂。那些最具独创性的艺术品，可以运用众所周知的词汇产生令人快慰的作用……使艺术品具有独创性的，并非是其对历史的蔑视，对有待确证之物的恶意攻击，而是赋予传统的种种形式和内容的令人惊奇的要素。没有传统，独创性也就无从谈起，因为只有和传统相比照，独创性才变得可以理解。”[94]

由于巴赫金在国际学术界的被接受，每次都是一种时代错位的结果，所以，对于巴赫金思想赖以产生的语境和发挥作用的语境，人们普遍感到难以对准“焦点”。我们认为由于产生巴赫金学派的语境和产生奥波亚兹的语境是共同的，所以，两派之间的理论观点有许多别人意想不到的**之处。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可以把这两派都定位于多元本体论文艺学范畴。如此一来，这一文艺学流派的历史起源、发展沿革和命运轨迹也就昭然若揭了：“白银时代”——奥波亚兹（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巴赫金小组——布拉格学派——洛特曼塔尔图学派——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爱泼斯坦的后现代主义。

这样一种发展脉络线路图——应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句老话——在后人眼里显得分外清晰，而在当事人看来，却如处迷雾。在洛特曼看来，俄国形式主义和巴赫金学派是一体的。他这样写道：“既然我们说到巴赫金遗产，于是也就产生了巴赫金对俄国形式主义遗产的关系问题，后者在那个时代尚未成为历史，而还是一种生动的语文学实践。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关注米·米·巴赫金在论战中的发言。”这里，洛特曼既提到二者是“二位一体”，也指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论战”，可见，即便是一体也不乏冲突和分歧。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关注巴赫金学派呢？洛特曼认为，第一，是他（巴赫金）肯定了语言符号的动态性质。符号并未把自己表现为一种给定物，而是一种介于所指和能指间的动态关系，而且其中的所指并非一种特定概念，而只是趋向于概念的一种运动（参见《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第二，是对话主义思想。需要立即加以指出的，是“对话”概念往往具有比喻性，甚而更多带有巴赫金引入论著中的不确定性。这一概念是随着科学的继续发展才逐渐获得确定性的。这里当然应当永远牢记的一点，是巴赫金远非掌握了费·索绪尔基本命题的唯一一个学者。在确定巴赫金在那个时代的地位时，我们不应忘记尤·特尼亚诺夫的研究工作也采取了同一路径，雅各布逊的许多著作也与这一研究方向毗邻，而后者的科研之路，就是在终身致力于修正索绪尔学说的。

洛特曼在回顾苏联文艺学时写道：……有多少从前被认为颇有前途的、获得过奖金的研究专著，如今却已沉沦于忘川，不复能被人所记起。还有多少人的著作却始终在翘首期盼出版，如期盼甘霖一般，如米·巴赫金。他指出，苏联时期出版了许多学术垃圾，浪费了许多纸张。我们知道，促使巴赫金“一夜之间”崛起于苏联文坛、挺立于世界学术界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文艺学界的陈陈相因、假大空统治学术舞台，致使“黄钟毁弃，瓦釜齐鸣”的缘故啊！

当年，临终前的艾亨鲍姆也曾为文艺学界缺乏自己的“独特话语”，也为文艺学界术语混乱而痛心疾首。时隔多年以后，我们又从老先生的弟子洛特曼口中，听到了类似的回音。洛特曼是奥波亚兹代表人物的及门弟子，当年，在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学说风行俄罗斯各地之时，洛特曼也曾是积极拥戴奥波亚兹学说的众多弟子们之一。从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毕业后，只是由于自己的犹太人出身而找不到工作之故，才流落到立陶宛的塔尔图。从此以后，列宁格勒少了一个毕业大学生，而塔尔图却有了一个划时代的学术带头人。正是经由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努力，才把一个偏居外省的大学语文系带到了世界学术界的前列。洛特曼终生都对奥波亚兹代表人物万分崇敬。他的亲妹妹曾在艾亨鲍姆临终时陪伴在其病床前为老人送终。他本人也曾不止一次声言：所谓塔尔图学派，其实就是当年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学术继承人。

无论西方人出于自己的理解对这笔学术遗产如何进行处理，在俄国当年以至今天，人们似乎从未在“学统”问题上有过丝毫动摇、犹豫或彷徨，从一开始就坚定地把俄国形式主义（奥波亚兹、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巴赫金学派、罗曼·雅各布逊和布拉格学派当作是一脉相承的学术传承线索。当代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爱泼斯坦也是这样梳理俄罗斯学术传承的“学统”的。他认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思潮酝酿于“解冻”时期。这是一种出现于这一时期的不同于官方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学。其代表人物有尤·洛特曼、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谢尔盖·阿维林采夫等人，主张采用内在规律和功能法则研究文学艺术和文化现象。俄国形式主义和米·巴赫金、结构主义符号学都是这一新思潮所依赖的思想资源。

契尔诺夫就此问题这样写道：“洛特曼本人上过一所很好的学校，并创立了自己的教研室。当然，他不是在一片旷野中创立它的，而且也不是一下子就创立了的。塔尔图大学的俄罗斯文学教研室就是他的孩子，如今已经名闻整个斯拉夫世界。而他本人的导师则构成了我国学术界的骄傲和荣誉——尼·伊·莫尔多夫钦科、格·亚·古科夫斯基、米·马·阿扎多夫斯基、瓦·雅·普洛普、鲍·瓦·托马舍夫斯基、鲍·米·艾亨鲍姆。而他作为一个人和学者的杰出个性就正是在他们的研讨班的讲座课上形成的。如果在这个名单上再加上瓦·米·日尔蒙斯基、尤·尼·特尼亚诺夫、列·瓦·蓬皮扬斯基和奥·米·弗连伊登别格这些被洛特曼称为‘未曾谋面’的导师的话，那么，这个学派就真的是一个豪华阵容了。”[95]对俄国形式主义有所了解的人，从这个人名单也就不难一下子认识到，如果再加上米·米·巴赫金，那么，这差不多就是整整一部俄国形式主义学术沿革史了。

关于巴赫金，洛特曼说过：“有幸亲眼见过巴赫金的人都相信，他不只是个天才研究者，而且也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学者，在追寻真理上具有伟大的职业道德和伟大的情操，我希望我们在自己的学术奋斗中能够对得起他。”[96]而如今，“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没有一部著作会不引用巴赫金的。如今人们热衷于从巴赫金那里援引名言，就像往馅饼上撒糖粉一样，而就是这些人，约5年前对巴赫金一言不发，约10年前则骂骂咧咧。所有这一切都是科研工作的表层，如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土地和水一样充满了毒气。这是大地的气泡。”[97]他还认为现在应该花大力气出版特尼亚诺夫、古科夫斯基、艾亨鲍姆、托马舍夫斯基等苏联学者的全集或选集。

关于巴赫金思想的多元性质问题，洛特曼也有过十分精彩的论断。他说：“如果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一切，严格地说，都已经超出了语文学的范畴的话，则我们应当记住一点，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首先是由米·米·巴赫金开辟出来的。

在结束之际我还想说下列一番话。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一切完全是公正的，我们说巴赫金是非常多面的，站在不同的文化和地理视角上看，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仍想敬请大家关注一点：即凡是有幸亲自认识米·米·巴赫金的人都确信他不仅是一个天才的研究者，一个有着高度人的尊严的学者，一个具有职业道德的、在探索真理中诚实正直的学者。因此，我们不仅应当谈论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接受巴赫金，而且也应该谈论一下，在他眼里我们又是些怎样的人。我十分希望我们在研究巴赫金的同时，自己也能配得上他所写的那些著作。”[98]

洛特曼高度评价巴赫金对当代艺术产生的影响：

谁若否定米·米·巴赫金对当代艺术（尤其是对戏剧与电影，而那些非直接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演出就姑且不论罢）的深刻影响那就很奇怪了。但这一影响是通过我们当代人哲学意识的重构来实现的。[99]

他认为巴赫金是20世纪世界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哲学家，他对于塔尔图学派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他说：

如果我们谈论巴赫金的遗产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个他如何对待在他那个时代尚未成为历史，而是生动的语言学实践的俄国形式主义的遗产问题。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关注米·米·巴赫金的充满论战性的出场。我想在这里讨论两个问题，而且我想谈的不是他如何与俄国形式主义论战的问题，而是讨论他如何探讨和明确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观点问题，后者的语言学理论不仅在这个时期的语言学中，而且也在整个人文学科中真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100]

由此可见，按照洛特曼的观点，考察巴赫金学派的观点，也不能脱离由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建树所构成的语境。它们是后来所有学派的“昨天”，没有昨天，今天也就无从谈起。严肃的文学理论研究者，是不能不回顾这一背景的。

众所周知，晚期奥波亚兹在1928年，已经提出了把文学和文化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的规划方案，但却与“历史机遇期”无缘，而未能展开进一步研究。对于这一点，巴赫金也早有明确指示：

“首先，文艺学应与文化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了那个时代整个文化的完整语境，是无法理解的。不应该把文学同其余的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应像通常所做的那样，越过文化把文学直接与社会经济因素联系起来。这些因素作用于整个文化，只是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作用于文学。”[101]“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就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是完全必要的，只要这些方法是严肃认真的，并且能揭示出新研究的文学现象的某种新东西，有助于对它的更加深刻的理解。”[102]

巴赫金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是在一个闭塞的时代，发出他的“旷野呼告”的。但他拥护采用多种方法解决文化问题的立场是毋庸置疑的。这显然也是洛特曼最为欣赏的一点。他告诫我们：“巴赫金临终前不久重复说：‘绝对的死亡是没有的：每一种思想都有其复活的节日。’”[103]有一点大概是这位符号学家忽略了的，即他误以为“他者言语”这一概念是由巴赫金最早提出来的，显然有误。本书已经揭示，这个概念最早见之于沃洛希诺夫的名著。巴赫金本人显然是赞同的。但后来，在“他人言语”和“复调”等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他人话语”问题作为长篇小说风格学的一个特殊范畴最早是在米·米·巴赫金的著作中提出来的。米·米·巴赫金在指出诗歌话语趋向于独白体以后，对话语在长篇小说中的本质界定为它具有一种以“他人”话语为定向的趋向。

与巴赫金本人不同，洛特曼对于奥波亚兹的陌生化说，以及建基于此学说之上的文学史演变范式——自动化——解自动化——无疑是赞同的，但却有附带条件。洛特曼把陌生化的效果不是界定为“差异”，而是界定为“信息的集聚”。他写道：

这样一来，形式主义学派的论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即在发挥艺术功能的文本中，人们的注意力往往凝聚在那样一些因素身上，这些因素在另外一些场合下却是被人们自动地予以接受而不被意识所记录。但他们对此类现象的解释却从根本上是错误的。艺术功能的发挥所产生的不是被排除了意义后的“高度净化了的”文本，而是相反，是充满了高度意义负荷的文本。[104]

洛特曼显然认为文本外因素会以某种方式进入文本，从而成为文本内因素而参与文本的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内外关系便是可以转化的，而不是像早期奥波亚兹那样，对文学的内外关系的处理那么机械。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洛特曼倒是与巴赫金观点更为接近一些。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