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巴赫金学派与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第1页）

第四节巴赫金学派与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

以“语言转向”为标志，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业已成为语言哲学的一统天下。进入新世纪以来，语言哲学更是成为整个西方人文社科的前沿学科，说语言哲学包揽了西方哲学的全部，这恐怕已经不是什么文学修辞法问题或夸张过度问题了。

如果说20世纪西方哲学是语言哲学的一统天下的话，如果说文学研究最终必将归结为对文学语言的研究的话，那么，语言，便成为各类人文学科关注的焦点和重心。语言本身、文化、哲学、心理……种种学科中的问题，最后都依赖于对语言究竟如何解读、诠释和阐释。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阐释学、叙事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20世纪以来的种种思潮和流派，种种理论和学说，无不以语言为其基础。语言从来没有被提升到如此崇高的地位，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全都围绕语言来展开。它们的出发点是语言，归结点也是语言。语言犹如新的太阳系，众星环绕着它而旋转。彼得·艾夫斯指出，事实上，早在20世纪的“语言转向”发生前，语言就在社会哲学和政治理论中发挥着十分重大的作用。[92]

在以文学中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俄国文化中，作为文化之载体的语言不能不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俄国文化的起源便与西里尔字母体系的创立为始基，任何一国民族的文化都与语言的创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俄国文化的千年历史同时也是俄罗斯语言的千年发展过程。文化并不等同于语言，但没有一定语言作载体的文化是从未有过的。语言哲学的奠基人洪堡特指出：“……然而有一样东西性质全然不同，是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不能舍弃的，那就是它的语言，因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生存所必需的‘呼吸’（Odem），是它的灵魂之所在。通过一种语言，一个人类群体才得以凝聚成民族，一个民族的特性只有在其语言中才完整地铸刻下来，所以，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特性，若不从语言入手势必会徒劳无功。”语言来源于精神，又反作用于精神。“语言介于人与世界之间，人必须通过自己生成的语言并使用语言去认识、把握世界。语言记录下人对世界的看法和存在于世的经验，加之又有自身的组织和规律，于是，它逐渐成了一种独立自主的力量，一个相对于使用者的客体，或者说，形成为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每一具体语言都是这样的一种‘世界观’，它源出于人，反过来又作用于人，制约着人的思维和行动。但是，语言影响人，人也影响语言，而且，在人与语言相互影响的双向关系中，归根结底是人这一方起着决定作用，因为，语言（的形式和规律）产生的作用力是静态的、有限的，而人施予语言的作用力则是动态的、无限的，出自一种‘自由性原则’。换句话说，人类精神可以自由驰骋，不受具体语言约束地进行创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一种语言对人来说都不可能形成绝对的桎梏’。”[93]萨丕尔也指出：“……语言是人类精神所创化的最有意义、最伟大的事业——一个完成的形式，能表达一切可以交流的经验。这个形式可以受到个人的无穷的改变，而不丧失它的清晰的轮廓；并且，它也像一切艺术一样，不断使自身改造。语言是我们所知的最硕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94]

虽然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说很诱人，但清醒的巴赫金却始终与之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巴赫金就“世界观的意义”问题指出：“世界观……在语言中是不存在的。语言不揭示世界观也不可能揭示它，因为语言里没有世界观。但是如果没有语言，世界观既不能形成也不能表达（二者不能分割）。”[95]但这位学者的立场还是令人难以琢磨：也许他是想说：语言不表达世界观，因为它本身就是世界观？

语言可以自我指涉，文学语言就是自我指涉的语言。我们说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意在指出，语言本身也是文学的审美对象。但语言不仅自我指涉，它同时具有外指涉性，与社会现实相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就是意识。独立自在的意识是不存在的，意识寓于语言的活体——话语——中。研究语言，也就是研究话语所承载的社会意识。由此可见，语言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是：思维是离不开它的语言表征物的，离开语言的思维是不存在的。索绪尔指出：“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型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常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观念。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96]

这样一来，似乎我们又回到了一个理论原点：那就是语言与社会、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也就是说，经过了若干年的艰苦跋涉，我们又重归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社会学的基点上来了。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判断一个命题的真伪，不在于这种命题是否新颖，而首先要看它所包含的真理价值。真理是朴素的，然而，又是无法超越的。我们要想推动文学研究向前发展，必须从真实的起点出发。这就是巴赫金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真髓。孔金和孔金娜认为，在语言哲学问题上，巴赫金同样领先欧洲科学界至少40年。[97]

把语言看作意识，看作世界观的表征，这和语言学自身的理论并非格格不入方圆不谐。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决定论）认为：“语言提供给它的讲话者把经验分解为有意义的范畴的惯常方式的一种手段。……我们所讲的语言的语法结构，决定了我们理解或思考世界的方式。因而，形而上学或本体论都依赖语法。……我们的语言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所坚持的基本信念。”[98]同此一理，学会一种语言，其实也就等于在某种程度上学会用该种语言的世界观“观世”：语言在这里不仅仅是认识对象的工具，更是会左右你对对象国（文化）之认识的工具。打个比方，语言就是你“为了更好地认识对象”而戴的“有色眼镜”。

这样一来，语言便天然地与人类意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语言即意识。未有语言之前也就是未有意识之前，因为语言是意识的第一甚至唯一表征。“要知道，如果思想可靠且有效，那么这一有效性应该彻底反映出来。”[99]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在指出迄今还没有一种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以后，谈到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诗学的必要性问题，“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基础上制定适合于所研究的意识形态创作特殊性的统一的社会学方法的标准，以便这个方法真正能够贯彻于意识形态结构的一切细节和精微之处。”[100]“我们认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可能成为这个基础。”[101]这种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存在，“活”在日常生活里，是一种活在交际并且只有在交际活动中才具有生命力的东西。“言语是inactu（行动中）的语言。不可以任何形式把语言与言语对立起来。言语跟语言一样具有社会性。表述的形式也具有社会性，它像语言那样是由交际决定的。”[102]沃洛希诺夫-巴赫金也十分看重“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对话的提法”，即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语言是实际的真正的意识，语言的产生只是出于与他人交际的需要等论述。

塞缪尔·韦伯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这一标题并不就意味着它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同义词。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并未同一化，而是被交集在一起了，但交集的并不紧密，其间有一定张力，有一定空隙，有一段含糊不明之处，那就是意识形态。也许在这位研究者看来，甚至沃洛希诺夫-巴赫金所说的意识形态，原本就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形态不是一回事。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讲过了。

诚如巴赫金所说：“……哪里没有符号，哪里就没有意识形态。……哪里有符号，哪里就有意识形态。符号的意义属于整个意识形态。”[103]塞缪尔·韦伯指出，把意识形态与符号同一化是前马克思主义的、亦即18世纪时的意识形态观。按照这种观念，“理念的物质起源在接受意义上并非与符号的发音两相分隔的。但在把马克思主义和前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同时，沃洛希诺夫又对二者进行了改造和变形。一方面，一直作为意识形态理论一个成分的社会定向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需要直接面向生产领域亦即阶级利益领域里的对立力量（的斗争）而得以强调；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因为它把意识形态定义为反映，也就是说，定义为在人的主观意识和行为中对于客观条件的直接反映，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自身也经历了批评似的重构。”[104]沃洛希诺夫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初步骤是把符号当作一个社会交际过程。语言的生物学起因不足以说明语言的本质，因此在社会语境之外寻找语言的本质和性质是无济于事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05]

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虽然简括而抽象，但却高度概括了巴赫金小组关于语言的社会性、物质性、对话性本质的核心，堪称巴赫金对话理论的总纲和提要，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巴赫金小组对话理论的总纲和提要。

在《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社会学诗学问题》中，巴赫金小组首次提出了意识形态科学的概念。这种意识形态科学与以前俄国那种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视为不可相互分割的统一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有所不同，而是把二者分而论之。沃洛希诺夫-巴赫金推出他们的元理论一元论理念（идеимета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монизма），它把意识形态构造当作一种社会现象从内部采用内在论方法予以探讨，将其理解为一个封闭的交际界面，其中所有（心理、社会、意识形态和审美等）领域都在一个均质的符号框架内相互影响。在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的《文学史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一节里，巴赫金学派的这位代表写道：“意识形态视野除反映于艺术作品内容之中外，还对整个作品起决定性的影响。”“文学作品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是文学环境的一个部分，是该时代和在该社会集团中起社会能动作用的文学作品的总和。”在下一节《社会学诗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中，作者指出：“科学的文学史必须以社会学的诗学为前提。”

“什么是文学作品？它的结构怎样？这一结构的成分怎样？结构成分的艺术功能意义又怎样？什么是体裁、风格、情节、主题、母题、人物、韵律、节奏、旋律构造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包括意识形态视野在作品内容中的反映以及这一反映在艺术结构总体中的功能问题——这一切都是社会学诗学的广泛的研究领域。”[106]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交际的符号学的理解，也见之于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语言科学中的社会学方法基本问题》一章。

沃洛希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仅只确定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但却并未确定“意识形态创作”的性质及其交际的结构。迄今为止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只在唯心主义哲学中将其作为意识的产品来进行研究。此其一。二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有关这个问题的直接论述，所以，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便开始按照天真而又机械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来对其加以描述。

沃洛希诺夫对于苏联官方哲学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哲学是“辩证法以前”的机械唯物主义理论（代表人物德布林、布哈林），这在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倾向斗争的讨论中将对之加以描述。按照沃洛希诺夫的观点，所有社会的语言都同时也是符号，因为它具有意义，表现或表征着自外于其的某物。

符号以及整个意识形态的本质在于其所表现的现实处于其掌控之外而遵循着自己特有的规律，与此同时，符号在其自身权限范围内不仅会反映这一现实，而且还会以一种特殊方式折射着这一现实，即使其服从一种新的内在规律。这样一来，也就把机械的“反映论”改造成为了符号学的“折射”理论。在符号世界的意识形态层面上，折射理论覆盖了意识形态创作的所有个别系统（如语言、艺术、宗教、法律、经济思想、哲学等等），也覆盖并扩充了形式主义的陌生化原则：符号的“折射功能”就其广义而言就等于一种变形，亦即对手法系统的初级陌生化功能。[107]

任何物质物体在成为表征客体时，都既是不失其物质属性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也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物质物体的这两种“状态”取决于其意义或是功能。符号的意义在功能方面总是被曲解，而功能则决定着其作为一种特殊价值而在意识形态系统框架内的地位。（或如被什克洛夫斯基用作榔头的茶炊乎？）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108]

迈克尔·加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理论问题的第一个创新性成果。[109]它以灵巧和简洁的方式将巴赫金小组对语言本质问题、对符号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总的观点，作了归纳和概括。但此书同时也是巴赫金小组遗赠给我们的最丰富、最富于挑战性的文本。尽管对梅德韦杰夫-巴赫金作为思想家的归属有分歧，但把梅德韦杰夫-巴赫金置于意识形态理论家群中比置于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家中更合适。[110]但巴赫金所谓的“意识形态”，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意识形态”（即基础与上层建筑说）并不同：梅德韦杰夫-巴赫金“把意识形态当作本质上是所有社会关系都必须由之构成的符号媒介[111]”。

符号是对存在的折射。但这种折射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巴赫金指出：

它是由一个符号集体内不同倾向的社会意见的争论所决定的，也就是阶级斗争。

阶级并不是一个符号集体，即一个使用同一意识形态交际符号的集体。例如，不同的阶级却使用同样的语言。因此在每一种意识形态符号中都交织着不同倾向的重音符号。符号是阶级斗争的舞台。

意识形态符号的这种社会的多重音性是符号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统治阶级总是力图赋予意识形态符号超阶级的永恒特征，扑灭它内部正在进行着的社会评价的斗争，使之成为单一的重音符号。

其实，任何一个活生生的意识形态符号就像雅努斯具有两面性。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都可以成为被赞扬的，任何一个真正的真理对于许多其他方面都不可避免地会听起来是一个伟大的谎言。符号的这种内在的辩证性只有在社会转变时期和革命运动的时代才会被彻底展示出来。因为意识形态符号多少总会反映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且仿佛在努力稳定社会形成的大量辩证事物的过去因素。这就决定了意识形态符号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的折射和变形特点。[112]

爱泼斯坦指出，巴赫金和梅德韦杰夫在《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中提出了一种既普遍又特殊（即政治）意识形态观，它在“社会进化”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此书即主要体现着能够揭示其意识形态本质的价值，后者决定着政治和经济，文化即广义的意识形态。而“这一意识形态科学的原理……则还处于初创的阶段”。由此可见，巴赫金学派的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立场昭然若揭。[113]在他看来，“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人物，在艺术家的创作构思之中，便的确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也是直抒己见的主体。因此，主人公的议论，在这里绝不只局限于普通的刻画性格和展开情节的实际功能（即为描写实际生活所需要）；与此同时，主人公议论在这里也不是作者本人的思想立场的表现（例如像拜伦那样）。主人公的意识，在这里被当作是另一个人的意识，即他人的意识；可同时它却并不对象化，不囿于自身，不变成作者意识的单纯的客体。在这个意义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形象，不是传统小说中一般的那种客体性的人物形象”[114]。伯纳德-多纳尔斯认为：“第一个任务——即对意识形态材料在语言中的组织的考察——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这部著作中，而更狭隘地说，则也体现在几乎所有巴赫金论述文学的著作（《拉伯雷和他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以及论述对话主义和言语体裁问题的论文）中。”[115]针对苏联意识形态，维克多·厄利希说过一句十分中肯的话：“重要的是始终牢记一点，即在马克思主义术语学中，‘意识形态’一词的意义十分广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所谓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是受到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制约的，因而也就包含了诸如艺术、科学、哲学、宗教、法律以及道德等所有的‘社会意识’形式”。[116]然而，巴赫金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实际上早在托名为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中即已初显端倪。巴赫金-梅德韦杰夫在此书中提出了一种既普遍又特殊（即政治的）意识形态观。此书中的意识形态在“社会进化”中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巴赫金-梅德韦杰夫写道：“这一意识形态科学的原理，从总的确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及其在社会生活统一体中的功能、它们同经济基础的关系，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意义上说，是由马克思主义深刻而坚实地奠定的。但是，详尽地研究意识形态创作的每一个领域，即科学、艺术、道德、宗教等的特点和质的独特性方面，则至今还处在初创阶段。”[117]

巴赫金学派维护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的立场昭然若揭。巴赫金小组的出发点是传统马克思的立场，即意识形态首先是一种心理现象，即存在于人心灵里的价值或信仰。[118]巴赫金一再重申：“思想就是在两种或数种意识对话式交汇点上上演的生活事件。”（“Theideaisaliveeveiofdialogigbetweentwoorseveralesses”[119]“思想是在两个或几个意识相遇的对话点上演出的生动的事件。”[120]沃洛希诺夫认为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事实，“人类的任何一种语词话语都是一种小型的意识形态产品”[121]。但更重要的是，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对于业已确定的意识形态体系与社会的行为意识形态之间所作出的区分。[122]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关于“对话无意识”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观点不同。[123]我们认为，只有把巴赫金的思想放置在哲学人类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高度，整体本质和宏观全面地探讨巴赫金思想，才能把握其思想的精髓，才能避免盲人说象。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非历史性范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结构，一个真正的本质，它表达了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我将一字不差地使用弗洛伊德的表述，并写下这样的句子：和无意识一样，意识形态也是永恒的。”[124]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阐释的超语言学思想，乃是其狂欢化诗学、复调小说、时空体等学说的理论基石。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也就是语言创作的美学和哲学人类学。巴赫金首次在语言学研究中引入了动力学概念，使传统语言学研究的面貌焕然一新，使此前的一潭死水被万木争荣的活跃动态所取代。超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话语与表述，其根本特点在于它们任何时候都是以双声语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在社会交际中出现的话语和表述，永远带有个人性、应答性、对话性、事件性、指向性、意愿性、评价性。按照巴赫金的观点，意义的增殖往往产生于话语的边界。所以，文化的发展必须以保护合理的文化生态为前提和开端。巴赫金的超语言学通过语言（或意识）的外指向性，打破了封闭于语言内部这样一种“语言的牢笼”，成为马克思主义语言社会学原则在当今学界与时俱进产生的一个卓越的成果。

这样一种社会学诗学构想或超语言学构想，就是文艺学界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的实现：即一场其意义丝毫不亚于哥白尼式的伟大革命，它一举填平了横亘在文学内部和外部研究之间的那道深渊，从而让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巴赫金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究竟有几分关联？把他算作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据何在？理由是否充分？具体地说就是巴赫金学派和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有没有关系？有怎样的关系？让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一段话开始讨论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