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第2页）

这部书给人的印象是作者一旦从哲学问题过渡到具体但还足够抽象的语言哲学问题时，马克思主义就不再为作者所需了。书中文字风格能明显看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味道。时代的时尚词汇暂付阙如。第2编和第3编在语言学与文艺学交界之处与索绪尔进行论战。但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在这两编中的无形存在。与普列汉诺夫社会心理学观点的争论属于个别问题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马赫林在谈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时，也绝口不谈第2编和第3编。马赫林以“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有部分正确性，以及尊崇被苏联语言学界所抛弃的“德国人文传统”为据，断言此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显然缺乏依据。

马克思主义在此书中的立场完全是另一种样式。那就是此书总的社会倾向性是和马克思主义完全吻合的。全书处处都强调语言的社会性质，关于对话和交际，关于社会内容在语言中的反映，关于从个人心理解读观察语言的不适当性等思想。不能不承认所有这一切都与马克思主义如响斯应，如果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社会实践等同视之的话。但此书中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促使作者们关注语言的社会功能问题的唯一学说。

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强调，而在书中却又实际上并未给予其以很大比重，这从让本书“行时”和“畅销”的观点看是有益的。此书出版之快也的确印证了这一点。对语言学的不满，客观看待其对象，即不是将其作为一个僵死的规则总汇，从而大大缩小对象的范围，以及把语言与说话人和社会分离开来的做法，凡此种种都使作者很容易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支持。兹多尔尼科夫[28]说过与此类似的话：“巴赫金创作中的‘马克思主义印记’是一个……常常令其研究者们感到困惑的悖论。可要知道如果我们深入想一想，也就不会有任何悖论存在了。在古典哲学倒塌后留下来的废墟上徘徊无主的巴赫金，作为一个向往普遍性和体系性的思想家，他不能不怀着谨慎而又好奇的心情仔细考察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是黑格尔之后唯一带有黑格尔特征的哲学，抑或至少它是这么声称的。为避免误会我要明确指出：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但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社会学理论，而是作为一种完整的哲学学说。”[29]

国外学术界也表达过类似见解，即20世纪20年代的巴赫金接近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英国学者克·勃兰迪斯特认为断然说什么巴赫金对马克思主义持全然否定态度，这等于把问题大大地简单化了。我们不应该把巴赫金对待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态度，和巴赫金对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态度混为一谈。[30]日本学者佐佐木指出：“我们认为无论是在巴赫金小组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著作中，还是维戈茨基同期著作中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实质上都是行为哲学出乎意料之外的进一步发展。”[31]

巴赫金即使在经历过许多思想的洗礼之后，也不曾否认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的氛围的确促成了这一取向的形成。而1928年强制推行马克思主义才刚刚开始（如当时科学院院士里只有马尔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主要敌人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实证主义，或不如说是索绪尔所属的实证主义语言学。马克思主义是该书作者们反对各类“独白主义”的同盟者。但这并不是说该书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或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当然，该书的第2编和第3编中的时代特征都有所显现。

在孔金和孔金娜所著的书中，作者曾把20世纪20年代的巴赫金描述为一个“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32]，这种说法倒是比说巴赫金是一个铁杆反马克思主义者的传说更符合《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实际。然而，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认为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呢？因为这部书的绝大部分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在我们认为是此书的核心部分即题名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之路’的第2编中，马克思主义仅仅只在标题中提了一下而已。……真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仅仅只是在此书3编中最短小的第1编中，此编中一般哲学问题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与所谈论的语言问题有关”[33]。

阿尔帕托夫的观点则可谓另辟蹊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既非马克思主义的，也非反马克思主义的。该书作者们自己创造和建构了自己的观点体系，他们充分考虑了当时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利用了这一学说，但却并未把自己与这一学说彻底看齐。如果马克思主义观点有益的话，那他们便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如果马克思主义中有什么东西不合适的话，那他们便会与之争论（在1928～1929年与之争论还是可以允许的）。他们总体上接受了普列汉诺夫对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划分，但提出了别的术语：“科学意识形态”和“生活意识形态”等。

关于此书的那些“增补”，晚年的巴赫金觉得那些东西“很令人不愉快”，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们在撰写此书时就已令他感到不快了。但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作者们的意义来说，是比‘简单的增补’要重要得多的。……但要说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却大可不必。这一任务本身是无法完成的。”[34]

关于“有争议文本”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诗学史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问题，国际学术界的确迄今没有一个为大家全都基本认可的观点。加里·索尔·莫森和加里尔·埃默森尽管否认巴赫金对于“有争议文本”的著作权，但他们也毫无保留地承认：“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的著作的的确确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据我们的观点，他们表现了一种形式上十分复杂而又值得赞许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是我们这个世纪关于语言与文学的最强有力的著作之一，而这尤其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35]

“在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之前，巴赫金小组还没有任何一本著作有它那样博学、涵盖范围如此之广——在美学、艺术史和文学理论等交叉领域里出现的所有西方和俄国的思想全都囊括无遗。”[36]本书的一位注释者认为：此书系20世纪关于语言最好的著作之一，是一部“纪念碑式的”著作。[37]迈克尔·F。伯纳德-多纳尔斯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与《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是对于对象语言这样的意识形态构造的唯物主义研究的奠基之著。其他有关对话想象的论文，论述拉伯雷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以及其他那些文章，其实都是以这两部著作为依归的……换言之，巴赫金是从对审美理解的现象学模式出发并在其有关马克思的文本设定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的。”[38]而最近俄国出版的一部沃洛希诺夫文集的内容简介中，竟然把作者的这部著作称作“人类语言学的福音书”[39]。

塞缪尔·韦伯在对《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英译本的评论中指出，这部著作如今的确可以期望永恒了。“一方面无论是为了马克思主义批评还是为了接受美学，文学研究日益承认可以期望把社会历史和形式分析统一结合起来了；另一方面，交往理论和语用学的基本问题都早已在沃洛希诺夫的表述中被大量地预见到。如果按照人们最近的说法，‘语言显然已经发现自己今天已经走到了从假设到交往语言话语过渡的中途的话’，那么，这条道路则早已就被沃洛希诺夫在1929年就明确地标志出来了。”[40]

在巴赫金学派的思想体系中，如果我们不是在斤斤计较于复调、狂欢等的是非曲折，而是把话语及其理论哲学当作整个巴赫金学派的核心思想和理论基石的话，那么，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在这一以话语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它犹如一个总纲，是巴赫金学派的全部体系之核心，是前此人们关注于巴赫金的那些主题——复调小说、对话理论、时空体、话语理论、狂欢化——的基础。也就是说，研究巴赫金学派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最好的破题，抓住它，也就等于抓住了总纲，牛鼻子，或占有了一个理论制高点，以其为出发点，便可以高屋建瓴，扬帆远航了。

国际学术界持类似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加里·索尔·莫森就在《谁在为巴赫金说话——一个对话式导言》中，说她和另一位文集编者都共同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是巴赫金（按：应为“巴赫金小组”）“最好的著作”。[41]

在这方面，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人文社科领域里的显学。巴赫金在语言学（实际上也就是在整个人文社科领域）里的这一重大发现，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人文社科领域里所能贡献的最好的成果，超前于它的时代整整将近一个世纪，成为领导21世纪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一面旗帜。巴赫金在这部著作中讨论了他的其余著作的“大多数前提”，它犹如一个“思想的试金石”，把“先前彼此分离的各门学科的杂质，化为一门公共学科的黄金”。[42]《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在巴赫金思想体系中的奠基作用，决定了它是任何想要真正理解和正确阐释巴赫金思想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而国际学术界对它的不应有的忽视极大地妨碍了对巴赫金学派思想的正确全面的解读。

在巴赫金及巴赫金所参与撰写的全部著作中，《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思想史上，占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地位。迄今为止，在语言学思想发展史上，除了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外，还没有一部比它更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思想的论著。这部著作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最重要的观点，那就是语言的社会性问题：语言产生于社会交际，服务于社会交际并在社会交际中自身也获得发展和完善。语言离不开社会交际犹如鱼儿离不开水一样。语言的社会性是建设中的马克思主义语言理论的第一块基石。《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这部著作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首次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在语言文学研究中的应用问题做了探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基础。它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超前于它的时代整整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研究的一座历史丰碑。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被列入莫斯科大学社会语言学专业大学生考试必读书目。[43]

进入20世纪以来，语言成为各个学科围绕其旋转的中心。正如沃洛希诺夫-巴赫金20世纪20年代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指出的那样，“可以说，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在话语的标志下，正在兴起，而且这一新的西方哲学思潮才刚刚开始”[44]。这一过程在俄国是由象征派首先启动的。但重视语言的象征性这在俄国却并非从“白银时代”的象征派开始，而是自有其深远的传统。语言学与哲学热之前，乃是语言热，尤其是语言在艺术创作中的功能问题，也经历了一个由边缘到中心，再由中心变为哲学本质问题的变化过程。

语言热首先表现为哲学向语言本体的回归。众所周知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但什么是智慧最高的体现呢？是语言（或话语亦然）。在“书中之书”《圣经》的《约翰福音》中，开宗明义地写道：“ВначалебылоСлово，иСловобылоуБога，иСловобылоБог”[45]。由此可见，非洛-索非亚即爱语言（话语）是哲学最高级和最真实的形式。[46]

语言热在俄国开始于象征派。俄国象征派所效法的法国象征派就是首先从语言的特质入手的：他们极大地扩大了语言的象征性，为审美空间的开拓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俄国象征派或象征主义乃是一种贵族沙龙密室内精美典雅的艺术形式，其对话语（或语词）的崇拜，有两方面意义：一是揭示了语词的新意，扩大了语言表现的范围；二是判明了语言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法国象征派对俄国象征派的最大启发，是吸引作者把最大的注意力投注在语言本身的审美潜能和机制上来。

在由象征派启程的语言热的基础上，1910年前后，俄国文坛崛起了两个流派，都对象征派美学提出了严峻挑战。而在语言问题上，未来派提出了比象征派语言理论更加激进的语言方案。如果说象征派所谓语言只不过是人们用以透视彼岸的一个窗口或与之交往的桥梁的话，那么，未来派则否定了人们有向彼岸瞭望的必要，而认为语言就是语言本身，语言既是实体也是本质。在这样的基础上，未来派领袖人物赫列勃尼科夫提出了“自我发展的语词”说，而克鲁乔内赫则提出了“无意义语（诗）”的主张。德语文学中也有同类现象。未来派和表现主义的语言观及语词功能观有变化，但其特征一仍其旧。语言崇拜与唯实主义、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经典作家热爱语言，但并未赋予其更高的现实性。古典主义中没有语言激进主义发生的土壤。经典作家很重视语言，但认为语言只起辅助作用。新古典主义时代的理性主义，也没有语言哲学的位置。当代语言热起源于浪漫主义思潮。

在这样一种思想文化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如何与西方语言哲学对话就成为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但问题在于：所谓“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甚至包括文艺学）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是根本找不到的，语言学和文艺学史上所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实际上都出自别人的附会，或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言论加以发挥的结果。而在苏联语境下，“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与文艺学”一类的说法，其实多数情况下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本书中，我们也按照历史惯例，称苏联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马克思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