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巴赫金学派的形成沿革及其意义（第1页）

第四章巴赫金学派的形成、沿革及其意义

第一节巴赫金学派与文艺学的“第三条道路”

如前所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奥波亚兹的主要成员们并没有“置若罔闻”，而是努力吸取并尽量迎合。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文坛风气已经与早期大不相同了。经由“拉普”的活动，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文坛已经渐渐趋于稳定和统一。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文坛各派势力已经被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所取代，与此同时，文艺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众声喧哗、多部合唱似的局面，渐渐被独白和独唱所取代。混沌走向整一，喧哗走向静寂。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前奥波亚兹成员们在认真反思之后，也相继开始转变方向。其中，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形式主义固有理论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很重要的方面。正如迈克·加德纳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20年代，正在凯歌行进中的俄国形式主义，曾经发生过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学转向”（sociologi）。[1]

维克多·厄利希——西方著名的俄国形式主义研究家，罗曼·雅各布逊的及门弟子——在其名著《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的前言中指出：“也许我们应当指出一点，即形式主义‘死’得略有些早，而且至少部分原因是由外部因素导致的：形式主义批评家再次陷于沉默不是因为他们思想枯竭了，而是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无论持有什么思想都不受欢迎。但是一个批评流派的成就是不能用其寿命来衡量的。关键问题不在于特定运动持续的时间有多长，或其被允许存在的时间有多长，而在于它是否有效地充分利用了历史给予它的这一机遇期。”[2]

而奥波亚兹成员们最后堪称悲壮的努力，其实就是在尽量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期的结果。什克洛夫斯基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中写作的文章和著作，也大都体现了这一意图。他于此期出版的《散文论》（通译名，但实际应译为“小说论”）、《关于小说的小说》等，都表现出想要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叙事学结合起来的意向。但不客气地说，二者的结合在什克洛夫斯基笔下并不成功，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犹如两张皮，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关联。艾亨鲍姆在此期写作的《青年托尔斯泰》中，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引入文学语境因素，把传主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从而大大超越了早期那种单纯从文本出发的狭隘视野。特尼亚诺夫20世纪30年代致力于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其所著《丘赫里亚》成为苏联儿童文学名著，这似乎也可以被定义为社会学转向后取得的显著成果。

一个今天的人们常常忽略了的事实是：当时尝试把这两种高度歧异的流派自觉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发的趋势。众所周知，在此之前，相当一部分自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代表人物的文艺学家断定，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无法相容的。上文所说过的福赫斯特、卢纳察尔斯基以及卡甘等人在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但福赫斯特在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迄今所取得的成果这一问题上，和绝大多数正统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们相比，却远非那么乐观和满意。他真切地感到研究文学的纯外在论方法不尽恰当。他认识到不能逃避奥波亚兹所提文艺特殊特点的问题，而应尽力响应他们提出的挑战而牢固把握这一严峻的命题。福赫斯特公正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暂时还不能在形式主义者们自己的地盘上来与他们相会，它尚缺乏一套严谨的概念体系，它还没有自己的诗学。”[3]

在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中，像福赫斯特这样头脑清醒见解深刻的的确并不多见。时隔多年之后，迈克尔·加德纳才认为：俄国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间所发生争论的焦点在于对“文本本质的看法不同”。“对于形式主义者来说，文本性是一些特殊的风格手法的结构组织问题，而意识形态或社会因素在文本中则只是为了支撑或‘激活’纯技术意义上的形式而存在的。这种对内容的反模仿式的摒弃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啻为革出教门之举，后者把形式主义者们诅咒为政治可疑的知识分子的纨绔子弟作风（这只不过是因为形式主义者们拒绝从政治和党派立场出发来看待文学批评）而已。”[4]

但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缺乏一种大致统一的看法的20世纪20年代，形势发展的趋势在于认为二者可以趋同甚至应该趋同的见解逐渐占了上风。而在俄国形式主义内部，实际上也并非像一般人们所能设想的那样，似乎他们否认现实生活的立场是真实和一贯的。关于这一点，还是维克多·厄利希说得好：

形式主义的对手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形式主义的指责，说他们忽视了社会对文学的影响，这一点只有部分正确性。对什克洛夫斯基经常引用的这样一句名言：“艺术独立于生活”[5]的理解，实在不必过分拘泥于字面。如上文所述[6]，这种既深思熟虑而又不无夸张的主张，目的仅在于提高奥波亚兹“讨价还价的实力”，从而震慑批评界那些庸人。甚至在奥波亚兹的早期阶段它的代表人物们就至少模糊地懂得文学不是在真空中被创造的。

到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形势发展不可逆转地一步步左倾化，尽管在学术论战中奥波亚兹未必落败，但外界的压力总是能令他们经常感觉得到的。他们也开始号召作家响应时代的召唤，跟上时代的步伐，完成“社会定货”，开始了引人注目的“社会学转向”。

早在1928年“奥波亚兹”三巨头之一的特尼亚诺夫去德国柏林治病，不期然而然地与也去柏林访学的罗曼·雅各布逊邂逅相遇。一个是后期奥波亚兹三巨头之一，另一个则系统一的俄国形式主义运动另外一个发祥地“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前主席，这两个志同道合者自然是相互倾慕已久。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两人发现彼此之间有许多共识，并决定以联名发表文章的方式来向外界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论文学和语言学研究问题》。此文表明，他们此时的立场和先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从前他们固守纯文学的疆域，而现在开始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其他领域打通进行。这等于说他们正式承认文学研究和其他文化领域里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文实际上只是一个提交给世界语言学大会的论文提纲，由于一些不可抗力因素，此次大会未能如期召开，但此文却以“九大命题”为题在俄国形式主义研究史上享有很大名气。这一文件表明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在后期已经开始发生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期望中的转变。

与此同时，大概受时代风气影响所致，当时就连后来被公认为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的弗里契[7]，也有关于“社会学诗学”的主张。这大概也是一种把对立双方弥合起来的企图吧！但他所谓“社会学诗学”与巴赫金小组的“社会学诗学”有着截然不同的旨趣：“弗里契不仅在理论上认为社会学诗学在风格问题上最重要的任务在于‘特定诗歌风格与特定经济风格合乎规律的相互适应性’，而且，还具体地想要寻找到这种相互适应性，其中包括在长篇小说的各种体裁变体（冒险、哥特式、家族生活、家族心理等……）与社会经济层面现象之间的相互适应性问题。”[8]由此可见，这和同时代那种把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当作研究对象的其他流派的做法并无二致。显然，指望由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来统一俄国形式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其原因在于他们对于文学本质问题的看法，根本上就与其他学派截然不同。

就在奥波亚兹开始酝酿“社会学转向”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巴赫金学派也开始着手从事类似的研究和探索。这一具有极大历史意义的探索到20世纪20年代末，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

俄罗斯国外一些研究者认为使俄国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接近的最佳时机是1929年，而且，实现这一意义重大的历史遇合的乃是一个直到后来的30年代才开始有其正式名称的思想运动——欧亚主义[9]。对于这种说法笔者深表怀疑。但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种结合和接近的最佳范例是出版时署名为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一书，却是我们大抵都能认可的说法。把问世时根本就还没有形迹的一场运动与一本影响广泛的书联系起来是很牵强附会之举，但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的确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而且也的确是体现了把俄国形式主义最佳成果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互融合的成功尝试，这却是各家各派都能同意的观点。但传统上学术界把梅德韦杰夫当作调和二者的最佳人选，但却与后来才出现的欧亚主义无任何瓜葛。

例如加林·蒂哈诺夫指出：“1929年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经过讨论通过欧亚主义运动特别部门的调解从而使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得以接近的最佳时机。”而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提出了建设社会学诗学的主张，同时“既与形式主义者对于自足形式的迷恋和弗拉基米尔·弗里契在‘经济方式’和‘诗歌风格’之间粗陋地画等号的做法保持了同等的距离”[10]。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1929年这种说法，在某些著作中则写作1928年，但不同学者的说法尽管不同，但却指的同一年，即《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出版问世那一年。由此可见，此书在社会学诗学发展历史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1928（或1929）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一年，因为就在那一年，一位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处于形式主义外围的叫梅德韦杰夫的人，出版了他的著作《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但是，此书的作者梅德韦杰夫对于俄国形式主义，虽然也不无批评，但却又不失其公正。他（们）认为，如果把形式主义在1916年到1921年间的出版物当作严肃的科研著作对待，就意味着蔑视历史。[11]翌年，也就是1929年，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和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出版。这3部著作的出版使得学术界的形势得以大大地改观。这3部著作（其中主要是除巴赫金自己著作以外的其他两部），体现了一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形式主义的有机理论结合贯通的努力和追求。它们都对俄国形式主义的错误有所针砭，有所纠正，都自觉地贯彻一种社会学方法以救助单纯关注形式的弊病，因而在学术界被认为是文艺学界一次令人醒目的“社会学转向”。

但问题的焦点在于巴赫金小组或巴赫金学派的“身份”问题，这之所以令人感到困惑，另外一个理论上的原因，是它所持的“立场”。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是，在《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一书中，论述者梅德韦杰夫既批判了俄国形式主义，又对其理论观点的核心作了透辟的分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者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庸俗社会学学说，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按照厄利希的说法，梅德韦杰夫在此书中的“立场”，是既从“左”的方面捍卫了俄国形式主义立场，又从“右”的方面批判了庸俗社会学。那么，梅德韦杰夫以及巴赫金小组自己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呢？

我们可以把巴赫金的立场究竟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问题暂时“悬置”起来，只需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那就是梅德韦杰夫-巴赫金“力图”使自己的批判成为（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来，梅德韦杰夫-巴赫金也就把自己同当时甚嚣尘上的庸俗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形式主义划清了界限。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只是巴赫金当时不得不“披上的伪装”或“面具”的话，那么，这对巴赫金而言便是一种思想的“流放”，因而我们不宜将其与巴赫金固有的思想等同视之。[12]

在对20世纪前期俄罗斯文化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研究巴赫金学派，俄国形式主义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一页”，因为巴赫金学派的成果，与“成熟期的”俄国形式主义十分相似。以往人们常说他们二者之间是“相互形成”的，而实情却是：先有俄国形式主义，后有巴赫金。巴赫金学派代表着俄国形式主义的成熟期，巴赫金只是在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被迫“沉默”之后，采用一种伊索式的语言“接着往下说”而已。二者之间不仅有许多思想是共同的，还有更多思想是相互连接的，甚至可以说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对话式的存在方式。国际学术界不乏把巴赫金径直算作是俄国形式主义方向的现象的，如《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的作者所写：“……在此之前，社会学方法的介入的需求却产生了这一时期最好的形式主义著作，特别是‘巴赫金学派’的著述成功地结合了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预示了形式主义后来的发展。”“……然而，这一学派之所以被人们看作形式主义，是因为他们关注的重点仍然是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