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沃洛希诺夫论内部言语和理解（第2页）

沃洛希诺夫用最大篇幅反驳“机械论方法”，最后，为了表示自己对于“相对主义个人主义”的不满，对其形式进行了概述。所以，他使用了大量例证进行证明。这些例证我们也可以在巴赫金在其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中讨论双声语的地方见到。在《小说的话语》中，巴赫金对他人话语的讨论更为详尽。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都争着以例证说明的方式为话语定义，因为他们都认为语言本质上具有对话性，而反对语言是一个系统观——无论其为封闭还是开放，静态还是动态。对于他们来说，语言并非一个独立自主或半独立自主的整体，而与超语言力量发生关联。因此，对于语言，我们必须从超语言学立场上（沃洛希诺夫称之为社会学的）来理解。

与沃洛希诺夫相反，巴赫金并不尝试采用别的系统的术语来解释语言这种非系统现象。从巴赫金散文学立场看，世界的混沌是根本的。

巴赫金开始面对他的第一个分水岭。这一在他和其小组其他成员之间产生的对立颇有教益。学术界指出其小组内部的争论发展成为对立的两极：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里，小组成员们就当时最具有争议的一系列问题（索绪尔语言学、弗洛伊德主义、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争论，确定相互对立的两派，表明每派何以不适当，然后勾勒一条适宜的中间路线。沃洛希诺夫在其专著《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就遵循了这样一种模式。[123]

沃洛希诺夫把语言描述为一种对话，但他却未能将其描述纳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中去。他启动了这一转变这个事实表明，巴赫金的特殊概念并非必然取决于他们所设定的理论框架。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采用巴赫金的理念撰写了出色的有关文学和语言的专著。但是，这些著作本身就其整体而言，我们认为，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与巴赫金格格不入的。这是些出色的著作，但却非巴赫金的。这些著作是对巴赫金思想的高度精致的独白化。

最为奇特的是，作为对话反对者的辩护者，他们自己却把深刻的对话关系给独白化了。正如巴赫金经常指出的那样，想要实施把不同声音混合起来的综合的意图把真正的对话给毁掉了。我们深信在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梅德韦杰夫之间的关系，是真正的对话式的。[124]

如果说巴赫金影响了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的话，那么，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影响巴赫金呢？按照我们的观点，实际情形很可能就是这样。巴赫金早期的著作毫无疑问是非社会学的，除了在一些有关自我和他人的沉思细节上是社会学的以外。但他写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著作却是深刻的有关社会学的。这难道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理念与强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相遇促使他发生了转变吗？面对复杂的、在一定程度上建基在巴赫金自己理念的基础上的社会学诗学的激烈挑战，巴赫金以其自己的语言和文学理论进行了反映，只是这是一种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而已。他以自己的社会学而非理论回答了自己朋友们的挑战。他相信马克思主义仍然无助于回答社会学问题。

巴赫金以杂语、一语双声的倡导者而著称于世。在这个问题上，沃洛希诺夫对他是有所呼应的。沃洛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也阐述了与此相近的话语理论，而且这一理论同样也是聚焦的中心，同样也可以被认为一语双声话语的另外一个变体，即他人话语。沃洛希诺夫保持了足够的谨慎，他的阐述可以与巴赫金的互补，但二者之间也有重要差别。

首先，当巴赫金不遗余力地鼓吹对话化和一语双声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沃洛希诺夫却以不赞成的态度描写了此类语言现象。沃洛希诺夫在其著作中写道：“要研究语言的形成，要完全脱离语言中折射的社会存在，脱离社会经济条件的折射力，显然是不行的。脱离开真理的形成和词语里文学真实的形成，脱离人类社会，即这个真实和真理就是人类社会存在，是不可能研究话语的形成的。”[125]巴赫金有关未完结性的如此重要的核心理念，作为他研究文化世界的重要散文学方法，却被沃洛希诺夫视为颓废的“相对主义个人主义”[126]。沃洛希诺夫希望并呼唤废止这种言语形式，并深信工人阶级的凯旋也就是这些形式死亡的钟声。

其次，沃洛希诺夫通过接受巴赫金对于语言的特殊描写而改变了巴赫金的理论，继而又对语言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术语进行了描述。巴赫金所描述的语言是非系统的，这一点沃洛希诺夫也同意，但他认为这种非系统性仅仅只会引导我们期待能够解释语言的外部系统的出现。按照沃洛希诺夫的理解，这个系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确在沃洛希诺夫的著作中，重新表述马克思主义是他的核心任务，而对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巴赫金来说，却非如此。[127]

是沃洛希诺夫而非巴赫金认为当风格化比直接风格更占据优势地位时，这样的时代是颓废的。他认为俄国在革命前就处于这样的时代，但他对于无产阶级将要恢复直接的、“绝对的”、说明性话语的古老的权力充满信心。[128]这是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所在。对于沃洛希诺夫来说，核心对立通常在于永恒之真和有害之假之间。而巴赫金却趋向于对话，更看重多样混杂的修辞特色。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对立在于未经检验的（或毫无问题的）和尚未检验的（或是尚未经过严峻的怀疑的）之间。

“他人言语”问题是巴赫金学派最大的理论贡献之一。加里·索尔·莫森和加里尔·埃莫森指出：“在20年代，形式主义是巴赫金最经常的对手，而且他们对巴赫金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的‘友好的他者’巴赫金同样受惠于他们，这种说法专指巴赫金自己小组的那几个成员。带着和巴赫金同样的理念网络进行工作的瓦连京·沃洛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上发展了这些理念。下面我们将详尽地阐述沃洛希诺夫的结论，因为显而易见，他们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而且巴赫金写于30年代的著作部分即以沃洛希诺夫早年的贡献为基础形成”。[129]

巴赫金在写作其《长篇小说的话语》时，显然既同时借鉴沃洛希诺夫，也借鉴他自己早年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巴赫金剥离了沃洛希诺夫著作中他们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但保留了沃洛希诺夫在构思这个理论框架过程中产生的许多新思想。不但如此，沃洛希诺夫对于他人话语（俄文为чужаяречь，другаяречь）的讨论是极其有趣的，值得将其作为巴赫金小组的重大贡献而予以详尽考察。

沃洛希诺夫在本书最后一节里，转入对于间接言语、直接言语与准直接言语这样一个更加广泛范畴的讨论。显然，在这些形式的使用和他人言语趋势的分类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关系的。例如，准直接言语（抑或“自由直接话语”）为弱化引述者和所引述言语之间的界限提供了可能。因此，这种方式特别适合用于描述风格，尤其是描述风格的第二种变体，在这种变体中，所引述言语占上风。的确，准直接言语甚至可能在对这一需要的应对中产生。但是，在形式和态度范畴之间是不可能产生面对面的交流的。一个人可以尝试把直接话语和间接话语用于所有态度模式中。如果我们把全部注意力都凝聚在形式上的话，则可能会忽略其使用中的复杂性和可能性。

需要牢记的还有，拥有不同的可以用来传达引语的资源。语法书上常常提供的两个语言中的等值形式，常常是用于不同的事物的。按照沃洛希诺夫的解说，在俄语中，“直接言语具有绝对首要的意义”[130]。其他语言可能含有更丰富发达的间接话语形式。沃洛希诺夫声称俄国特别适合于他人言语的描述风格，“俄语中所有的这些特点，为转述他人言语的生动或活泼风格的形成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环境。这些风格确实有点薄弱和模糊，缺少对被克服的边缘和阻力的感受能力（就像在其他语言中一样）。作者与他人言语之间很容易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131]沃洛希诺夫不厌其烦地警告我们要警惕机械地看待他人言语的倾向，即仅仅将其视为一种形式。我们必须想到，在语言的相互影响中，话语是针对话语而发，因而会构成一种宏大的对话语境。

我们可以把他人话语的不同形式和风格视为倾听他人话语的不同方式。当我们使用间接话语时，我们其实不光在应用一种语法规则，而且我们还必须对他人话语做出分析和反应，表明我们与之进行对话的态度。

对于超语言学现象问题的讨论，沃洛希诺夫也不同于巴赫金，这我们从上文中已然知道。就这样，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对于人类思维的对话式形成的问题，坚决要求预先假定在人类存在中有一种本源性的、相互回应应对的性质。[132]巴赫金所宣言的方法论可以称之为“metalinguistics”，但“meta”却并不意味着语言学是这门新近设立的“话语学科”（sceofutterance）的研究对象，而是这表明问题已经远远超出语言学的范围了。作者继而推断巴赫金的“超语言学”一语也许来自于本雅明（BenjaminL。Whorf）的《超语言学论文选》（1952）。[133]但这种解释显然不无附会之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问世于1929年，而本雅明的那本论文集出版于1952年，而且沃洛希诺夫逝世于1934年，谁借鉴谁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按照巴赫金的理解，根据阶级结构理论，言语体裁和风格是各个不同的。沃洛希诺夫对此的看法略有不同，正是阶级立场赋予语言以不同的重音，而他所理解的重音，不仅指不同的方言或表现的语调形式而已，而是表现不同的强调重点，有时甚至指不同的世界观。沃洛希诺夫批评索绪尔看不到语言与权力的关系，看不到语言、权力与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134]语言本身在其走向意识形态时是中性的，但是当话语的作者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说话时，就赋予语言以意识形态重音。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声称研究意识形态就是检验意义结构是如何被动员起来以使霸权集团的部门利益合法化的。在此，意义结构看起来显然是中性的，而将其动员起来并将其加以利用的方式却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化的。这种观点与巴赫金小组的观点的区别在于意识形态并非是关于霸权利益被合法化问题的，而更多的是如何通过意义系统来表达不同的世界观问题的。

阶级并不是一个符号集体，即一个使用同一意识形态交际符号的集体。例如，不同的阶级却使用同样的语言。因此在每一种意识形态符号中都交织着不同倾向的重音符号。符号是阶级斗争的舞台。[135]

这样一来，沃洛希诺夫也就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制度意识形态和行为意识形态。制度意识形态倾向于属于执掌权力的社会集团和官僚机构，而行为意识形态则属于日常生活人们的世界，即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及其自己独特的文化。[136]

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都提出了“言语体裁”问题。巴赫金-梅德韦杰夫提出了两个任务。其一，探讨文学内容中所反映的意识形态环境问题；其二，对于所有意识形态全都一样的经济基础的反映。

要解决第一个任务，就要分析说话人在语言关系中所处的“情境”——每个人从其所站的立场出发可以接受到什么，每个人拥有何种语言可供使用并使得这一立场得以向他人显现，这些说话人中的每个人究竟是如何接受他人的并且如何预计他人的理解力呢？这就是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第3编中所做工作的性质。在这编里，作者细致地通过各种表述分析了“他人言语”（reportedspeech）问题。

任务二有点像是想要把这些不同的“定向”翻译成为有关历史情境的信息，同时考察他者的非美学语言构造，以便揭示它们是如何表现其不同的意识形态定向的。在巴赫金自己的全部著作中，任务二（即揭示反映在作品中的经济基础）始终未能完成。巴赫金和梅德韦杰夫把这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科学之适宜的研究对象。[137]

巴赫金-沃洛希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任务是特别困难的，因为在写作此书的当时，即1929年，“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还没有最终的和公认的对各种意识形态现象的特殊活动的定义。”[138]在一条注释中，沃洛希诺夫继续写道：“至于与意识形态创作材料有关的问题，以及与意识形态交际条件相关的问题，这些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理论来说是第二层次的问题，还尚未得出具体的和最终的解答。”[139]在此，意识形态是用语言加以描述的：确实所有人类的产品——包括社会产品、社会关系和人们之间所分享的客体——都是意识形态，因为都是“分享的理念”。然而，语言却是人类通过其来理解此类关系和客体的唯一媒介。巴赫金-沃洛希诺夫采用了一个锤子的比喻：

任何一个生产工具也都是这样。生产工具本身并没有意义。它只有一个确定的任务：为这种或那种生产目的服务。工具作为一个物体服务于这一目的，什么也不反映，也不替代。然而，生产工具也可能转换成意识形态符号。比如，我们国徽里的镰刀和斧头：这里它们有的已是纯意识形态意义。[140]

需要补充的是，镰刀和斧头——在建构了意义网络中的这样一种意义以后——从它开始拥有意识形态意义的那一时刻起，同时也仍然会还止于是生产工具。我可以使用镰刀和斧头，但当我想要与人交流有关镰刀的什么情况时，或是我理解（而用巴赫金的话说是完成）这把镰刀和斧头，因为我可以谈论有关这把镰刀的一切，或是以语词的方式或审美的方式对之加以再现，与此同时，镰刀和斧头的意识形态内容——包括其被用作苏联国徽——都是对其语境的这种理解的一部分。虽然工具终究无法变成符号，或符号变成工具，在人类理解中，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头几页里，符号被定义为一个“被接受的客体”的意象和形象（任何一个物体都可以作为某个东西的形象被接受）。每个物质物体都可以被接受，都必须被某个主体所接受。物体-作为-物体（如镰刀斧头）并不单独对于主体而存在，而毋宁说主体——由于他面对，或在其旁边，或开始拥有镰刀斧头——拥有一个特殊的优势，即他可以接受这个客体。从这一优势点出发，接受者创造出符号，而符号“并不中止其仍然作为物质现实中的一部分”——表明，所生产的符号对于主体而言是真实的，而符号所指向的任何对话者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和折射着另外一个、在它之外存在着的现实”[141]。

沃洛希诺夫接着解释道：

理解本身也只有在某种符号材料中才能够实现（例如，在内部言语中）。符号与符号是相互对应的，意识本身可以实现自己，并且只有在符号体现的材料中成为现实的事实。这一点被忽视了。要知道，符号的理解是把这一要理解的符号归入已经熟悉的符号群中，换句话说，理解就是要用熟悉的符号来弄清新符号。这一连串由符号到符号再到新符号的理解和意识形态创作，是一个整体且连续不断：所以，我们一般不停顿地从一个熟悉的符号物质环节，到另一个也熟悉的符号环节。任何地方都没有间断，任何地方这根链条都没陷入非物质的和非符号体现的内部存在中去。[142]

人类只有通过符号的创造才能理解世界。语言并不单纯是意识形态“数据”成为话语被说出的方式之一：按照这种可以说尚且比较粗陋的科学观点，语言表述了意识形态关系，但经济、政治和历史数据也同样可以在意识形态数据的外部得到表述。在巴赫金看来，所有意识形态产品都是在语言中被接受的，其中也包括科学语言。我们所理解的并非由人和客体组成的世界，而毋宁说我们是为了“物体”和“人”才来理解这个符号世界的。虽然我们有可能直接与未经媒介中介的物体接触，但却不可能不借助于形成有关物体的符号的方式来理解物体。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另一个变动，是把语言模式扩展到了建基于索绪尔教程中著名观点之上的两个说话人之间的关系上来。取代索绪尔观点的是任何交流都是在不同的说话人之间进行的。不但如此，在我们这边说话人之间进行的交流，取决于在他者的交流模式中，人们对于语言是如何理解的：“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社会团体都有自己的生活意识形态交际的言语形式修养。每一组同类的形式，即每一种生活言语体裁相对应着自己的一组话题。在交际形式（例如直接的技术劳动联系）、表述形式（简短的事务上的对话）和话题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143]例如，假如我听到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里，“蝙蝠”一词被理解为一种小型的、带翅膀的哺乳动物，于是我在另外一场与某人的对话中，使用了对这个符号的这样一种理解，而和我谈话的这个人，正在寻找一种关于挫伤的符号，在我和他谈话以后，另一天夜里，我在外出时脸部被蝙蝠撞伤了，这样看来，我们的谈话总有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搞错了。巴赫金把这种“误解”解释为是“视觉剩余”（excessofseeing），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进行协商，以便我们两个人能够以某种方式对于有问题的这个符号能一致地建构。这表明一个人只能在其先前在特殊语境下所理解的那样来使用语言（或符号），表明语言的共时态模式是一种以规范为基础的模式，是一个人在特殊地点和时间下所理解的那样。这样一种趋向于无穷多样的潜能给语言说话者身上加载了沉重的负担：任何人都摆脱不了语言。一个人使用符号产品的个人方式，其实是在其周围的他人所理解的方式上建立起来的，说话人其实对于他人使用语言的各种方式都很熟悉，而且必须对他人的方式很熟悉才行。一个人在世界-作为-客体中的意识形态定向，是与每个其他人都不同的。因此，交谈者们之间关于世界的交流必然是不完整的，正如我们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里所看到的那样，而这种未完结性会产生一些语言上的变化。这一点沃洛希诺夫在其著作中也指出过：“社会交际是形成中的（来自基础），在话语的社会交际和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而在后者之中，言语形式的表现也在形成中；最后，这一形成过程反映在语言形式的变化中。”[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