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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吗？

皮诺切特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可悲的是今日之世界几乎任何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使他们并不真懂马克思主义也罢。他们也仍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1]这句话之所以精辟，是因为他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整个20世纪所处的历史境遇：到20世纪末与21世纪之交的今天，西方几乎所有思想家都表现出回归马克思的趋向，甚至包括德里达、哈贝马斯……这样的激进知识分子。记得有人说过类似的话：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最大胜利，就在于他逼迫着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分子也不得不打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号。

这种情形在巴赫金研究中也处处可以见到。但这里问题重重，我们的努力最多只能勾勒出一个轮廓，最终澄清此问题的契机还未成熟，并且我们遗憾地说只能候诸异日和他人了。弗拉基米尔·阿尔帕托夫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吗？

如前所述，由于和著作权问题纠缠在一起，使得这个问题显得愈形复杂。问题在于：当我们以巴赫金为出发点论述时，会有一种景观；而一旦采取巴赫金小组的视角，则会得出与前者完全不同的观点。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以何者为立论的基础？

巴赫金自称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参与写作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在巴赫金的所有著作中，这部著作以往学界关注不够，研究相对滞后。巴赫金以及巴赫金小组与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这都是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巴赫金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涉及到我们对巴赫金学派理论如何定位的问题，可以说这是巴赫金学派研究中首先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巴赫金学派理论是不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它是结构诗学的一种？是一种诗学架构？还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文化哲学或我们常说的文化诗学或文化人类学？在这一理论体系（如果它具备某种体系的话）中，我们熟知的对话理论、复调小说理论、话语理论、狂欢化理论、时空体理论等等，又在其中占有何种地位？它们和他的整个理论架构，又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呢？

对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这部著作，语言学界评价并不一致。一派认为这部著作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另一派则认为它并非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部著作成为名著后，在西方和俄罗斯的20世纪90年代，对其归属和性质的问题重新掀起争论。一些人把此著归属为马克思主义的。如语言学家亚·亚·列昂捷耶夫就认为：“在语言学中，米·米·巴赫金及叶·德·波里瓦诺夫等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近邻。”[2]还有人强调巴赫金小组其他成员的著作也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近邻，强调该著作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正典化了的，与官方教条并不吻合。这种观点也传播到了西方，那里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非常乐意用这部著作中的思想来武装自己。

而克雷格·勃兰迪斯特（dist）认为，巴赫金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并不否认他也可以采用这些思想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3]格·蒂哈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是新康德主义以及生命哲学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物。[4]鲍·勃季耶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狄尔泰和胡塞尔的混合的产物。[5]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巴赫金虽非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对这一学说颇有兴趣。

但在最近的10～15年，尤其是在俄国，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以及巴赫金小组其他成员的著作）的思想开始变得十分流行，即认为它们都是高度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瓦·列·马赫林（В。Л。Махлин）不止一次明确地表达过这样的意见，他认为巴赫金“戴着双重面具”，即戴着异己学说和异己作者的面具出场。按照他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整个文本“就是对官方语言的狂欢式翻转，借助这种语言，他得以说出这种语言本身——即作为一种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永远也说不出永远也不会说的话，而仍然不失为其作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的身份”。[6]马赫林还承认这部著作充满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7]。别什科夫也认为巴赫金这是在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一场狂欢化式的斗争。[8]

而还有些人则认为此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或多或少是中性的。叶·阿·博加特廖娃写道：“署名为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的著作由共同的——仿佛仪式一般的——术语统一在一起，它们旨在见证其马克思主义的取向。这一特点与时而会流露出来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可以被看作是时代的特征。总体而言，它们并不带有巴赫金创作的特点，它们出现在上述作品中并在以这位学者的全部遗产为背景的条件下会显得孤零零的。”[9]另外一种观点由鲍·加斯帕罗夫为代表，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运用，缺乏有机统一性，把“交际理论完全随意地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结合起来”。[10]尼·伊·尼古拉耶夫的观点与其相近，他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在巴赫金小组成员的某些著作中的存在，但却将其仅仅当作是迫于外部压力而导致的一种结果。[11]

持《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主要出于晚期苏联或后苏联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逐渐变成“穿着官服的科学”（弗赖登贝格语），许多人认为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会对这种学说感兴趣，而只有那些公然无知和虚伪的人才会坚持这种学说。但在20世纪20年代中情形远非如此。“穿着官服的科学”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之交一直都是“白银时代”的实证科学：语言学中的青年语法学派、文艺学中的文化历史学派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探索中的青年人在寻求着某种新的东西，而其中马尔主义的短暂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此，人们纷纷转向马克思主义绝不奇怪，远非什么见风使舵或恐惧所能解释的。[12]

支持《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都以巴赫金自己的言论为依据。鲍恰罗夫曾回忆巴赫金自己说过，说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曾对这一学说感兴趣。[13]鲍恰罗夫的回忆为我们展现的无疑是一个持右翼观点的、“最保守”的老年学者形象。他不仅否定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而且批判亚·勃洛克是“知识分子的叛徒”，而且对“社会主义者执掌政权”的以色列也持怀疑态度。在所有可以确定无疑断定为巴赫金所著的著作中，关于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列夫·托尔斯泰戏剧作品〉序言》和《列夫·托尔斯泰〈复活〉序言》）是公然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但学界也还是有人对此表示质疑，如瓦·瓦·巴比奇：“有关托尔斯泰的两篇文章在模仿马克思主义修辞上是如此之不成功，以致至今我们也搞不清楚，这两篇文章究竟是该算他最弱的作品呢，还是巴赫金原本就是想写作一种讽刺性模拟作品，用以包裹对那个政治制度的隐性批判。”[14]

而沃洛希诺夫的情况则与巴赫金截然不同。他青年时期一度倾心于神秘主义，甚至当过玫瑰十字会员[15]，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信仰者。沃洛希诺夫世界观发生激烈转变时期恰好是他学习语言学时，虽然这是偶然的，但也不能排除列·帕·雅库宾斯基的影响——后者也是在此时皈依了马克思主义。在巴赫金小组成员中，唯有沃洛希诺夫是最醉心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根据阿·伊·茨维塔耶娃纪念沃洛希诺夫的诗歌可以断定，他直到生命的终结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沃洛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写作期间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而巴赫金在其晚年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有人开始把此二人从头到尾对立起来。有时他们的做法甚至到了极端的地步。格·列·图利钦斯基甚至放言：巴赫金“与苏维埃党的工作者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积极合作，甚至以他们的名义出版带有批判弗洛伊德主义和奥波亚兹形式主义的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著作，并事实上以此参与了相应的意识形态论战”[16]。而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巴赫金小组在特定时期是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的，“一篇属于涅韦尔小组时期的论文包含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极端否定性评价这无疑证实了其成员对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否定态度。”[17]

把巴赫金与其小组成员绝对对立起来的企图势必会延伸到关于“有争议文本”的著作权问题上来。“意识形态面具”的理念无论是瓦·列·马赫林的“狂欢化”方案还是格·列·图利钦斯基的“英国国教徒”方案，都与“作者面具”理念互相吻合。但这种对立却使得作者们之间进行合作从而形成共同思想的问题也就被排除了。有两个情况应当予以关注：第一，不能把某一作者的科学和政治观点等同视之。一个人可以在宗教上尊重马克思主义，但却在研究实践中却绝不尊崇马克思主义。相反，一个人可以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的社会主义”实验，甚至将其责任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而与此同时却又在科研分析方面保留着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或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第二，我们不能不考虑某一学者包括巴赫金自己观点的变化。比自己那个小组里所有其他人都多活数十年的巴赫金，他绝对不可能让自己始终保持在固定不变的20世纪20年代的状态。有些巴赫金研究者断定其观点绝对始终不变，但这可能吗？同时也不能否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有过变化。[18]

晚年巴赫金对苏式马克思主义缺乏热情这的确是事实，其证据就是在著作权问题上，他对沃洛希诺夫把话语理论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之内的做法，对于沃洛希诺夫添加进此著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不满。晚年巴赫金曾一再对人声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和巴赫金晚年苏联末期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风气是有关的。但把晚年形象反射到20世纪20年代语境中去是不公正的。而他晚年的自我评价毕竟首先只能说明20世纪60、70年代的巴赫金而已。况且也不能否认巴赫金对故弄玄虚的爱好。在这个方面，叶·德·波里瓦诺夫与其十分相似。杜瓦金以及巴赫金的门徒们屡屡谈到他的贵族出身，谈到他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古典语文专业，谈到他最初被判决10年劳改等等。许多人认为巴赫金从未被恢复名誉[19]，而实际上他曾被恢复名誉，只是他本人不知道罢了。[20]1995年在维尔纽斯召开的纪念学术研讨会上，一位波兰来的女学者声称，巴赫金终生都与苏联作协无缘，也从未参加过作协。托多罗夫在1997年声称巴赫金不会成为作协会员，也无缘成为院士。[21]但巴赫金其实在1970年已经加入作协了。[22]可见，晚年他的故弄玄虚奏效了，并且有一定的倾向性，那就是让自己“茨冈人中的奥维德”形象定型化。实情远比这复杂。关于年轻时代不喜欢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我们也应该谨慎对待。[23]一切应以文本为准。

关于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留存下来的证明文件并不多，但有一件却十分重要，那就是他在审讯时的口供。由于孔金和孔金娜在转述时的错误，关于这个文件还有过争议。但眼下这场争论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梅德韦杰夫公布了当年案件的起诉书，书中关于巴赫金明确写道：“自称自己是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24]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同案涉及70人，文件中除巴赫金外，任何人都没有特意如此指明，而且也不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会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况且这种“表述法”也不是侦讯人员自己杜撰的，而是巴赫金在审讯中对其观点的一种定性。当年在审讯中人们都愿意讲真话，以为这样好。巴赫金便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高等教育文凭。而在与“右倾”斗争的时代，承认“修正主义”一点儿也不比承认“社会革命党”政治上更可靠一些。也许这种表述法表达了巴赫金小组的总体氛围和精神，虽然其各个代表人物之间也有细微不同和区别。

马克思主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的反映，也是一个在国际学术界人云亦云的问题。在国外，如雷蒙德·威廉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诞生的列宁格勒，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派的诞生地”，而此书则“最能体现这一学派的成就”。[25]这一评价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出自与苏俄背景截然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口。

阿尔帕托夫的分析则十分具有文本校勘学的特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此书中的分布很不平衡。导论部分十分集中浓缩，最酷似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然后，第1章常常谈及马克思主义，但各章分布也不平衡，第1、2章比第3章多。但在本书中心章节第2章中，名词“马克思主义”（марксизм）根本没出现，而形容词“马克思主义的”（марксистский）则出现了3次。第3章里这两个词都没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第2编中，形容词“马克思主义的”共出现了3次，但其语境却只有两种类型。第一次出现是在第2编的标题中：“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道路”。第二次出现是在第3章末尾的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应该以表述是一个言语的现实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为基础。”[26]这两个语境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实际上都是作者号召予以建构的一种语言哲学，但这种哲学何以必定是“马克思主义”的，作者却未加以论述。第三次出现也在同一章：“……我们可以说，我们理解的生活意识形态主要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社会心理’这一概念相一致。”[27]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他人话语”，具体说是普列汉诺夫的，而非作者本人的。第2编和第3编也没有第1编里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特有的术语。而只有“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贯穿整部书。意识形态的确是此书的关键词之一，关于这个术语，我们下文还将予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