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寓言（第1页）

第三节寓言

一、寓言的概念

寓言，其字面意思就是“寓意于言”。“寓言”一词在我国最早见于《庄子》。《庄子·天下篇》曰：“以天下为沉沦，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寓言篇》曰：“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释文》中解释：“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信。”庄子的意思是，作者直接发表见解，不如假托一个人物来说更有说服力，也就是要“藉外论之”。这一概念在当时不是指一种特定的文体，而是指借他人所说的话。庄子认为寓言的特点是假借另外的事物以说明道理。但庄子没有强调寓言的故事性，因此古人对寓言概念的理解是非常宽泛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寓言”一词并未成为此种文体的共同名称，而是出现一些其他称谓，诸如“储说”“偶言”“譬喻”“传”“说”等。

直到1902年，林纾与严璩合译出版了新版《伊索寓言》（Aesop’sFables）。从中可以看出，学术界是把中国的寓言和欧洲的“fable”当做同一种文体的。中国人用“寓言”一词来称呼欧洲的fable型寓言。“fable”原指虚构的故事或描绘性的陈述，其现代意义是指一种以散文体或诗体写成的简短故事，并用以表达某种教训。1917年，茅盾对先秦两汉诸子著作中的寓言进行整理，出版了《中国寓言（初编）》。至此，中国学术界对寓言文体的称谓取得了统一。人们开始把具有寓言特征的文体统一定名为“寓言”。当然，中西方寓言在题材的选取、寓言形象的设置以及结构形式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但是对于寓言本质的认识是一致的。寓言中所传达的经验教训和生活哲理也是人类共通的。

本书认为，寓言是一种寄托着教训和哲理的简短故事。

二、寓言的特征

寓言是文学领域中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学样式，它通过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来阐发人生哲理、寄托道德训诫。“它不同于一般的故事，而是作者另有寄托的故事。寓言有两大要素，一是故事性，二是寄托性。这两大要素形成了寓言的双重结构，其表层结构是一个故事，我们称之为‘寓体’，其深层结构是作者所寄托的一种思想观念，我们称之为‘寓意’。由这两部分组成的作品，便是一则寓言。”[1]所以，故事（寓体）和寓意是构成寓言的两个基本要素。寓体是寓言故事的实体；寓意是寓体隐含的意旨，即寓意蕴含的真理性判断。

17世纪法国的寓言诗人拉封丹在为自己的《寓言诗》作序时说：“一个寓言可以分为身体和灵魂两部分。所述的故事好比是身体，所给予人们的教训好比是灵魂。”拉封丹认为寓言必须有故事和教训。

严文井对寓言也作过形象的比喻：“寓言是一个魔袋，袋子很小，却能从里面取出很多东西来，甚至能取出比袋子大得多的东西。寓言是一个怪物，当它朝你走过来的时候，分明是一个故事，生动活泼，而当它转身要走开的时候，却突然变成了一个哲理，严肃认真。”[2]这些阐释极其形象地说明了寓言的基本特性：寓言往往虚构一个浅显的以人或动物为主角的故事，传递较为深刻的人生道理，对人们有劝诫或讽喻的作用。寓言将生活的经验、道德、伦理等教训熔铸在妙趣横生的故事之中，让二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优秀的寓言是故事性与教训性的完美结合。具体地说，寓言的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的寓意

德国寓言作家莱辛在《汉堡剧评》中说：“要是我们把一句普遍的道德格言引回到一件特殊的事件中，用这个事件写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大家可以形象地认识出这个普遍的道德格言，那么，这个虚构的故事便是一则寓言。”莱辛对寓言的解释明确指出了形象地阐明道理是寓言创作的目的。寓意是寓言的灵魂；故事是寓言的血肉，是为表现寓意服务的。寓言的教训或哲理渗透在故事中。叙述故事不是寓言的目的，通过故事来阐发人生哲理、寄托道德训诫才是其根本目的。《揠苗助长》告诉人们做违反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事，只能得到失败的结局；伊索寓言中的《行人和熊》说明患难见知己的道理；严文井的《会摇尾巴的狼》告诫人们不要被坏人的花言巧语所蒙骗，因为坏人无论怎样狡猾虚伪，终究会暴露出他们凶恶的本性；金江的《小夜莺学唱歌》讽刺那些喜欢用虚伪漂亮的言词来掩饰过错的人。寓言的训诫性、讽喻性是非常突出的。阅读这些寓言故事，读者会很明确地领悟到作者要表现的道理。

寓言的寓意根据内容可以分成两种类型。

1。经验教训型

总结人类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积累的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是寓言的一个重要内容。经验教训型寓言主要涉及工作和学习的经验教训，如《揠苗助长》《亡羊补牢》以及《伊索寓言》中的《蚂蚁和蝉》等；反映为人处世、交友等方面的经验教训的作品，如《伊索寓言》中的《蚂蚁和鸽子》。这些寓言的寓意来源于生活中的经验，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思考和认识，而且常常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蕴含着深邃的生活哲理，闪烁着人类理性智慧的光辉。寓言通过浅显、形象的故事，把深奥、抽象的哲理阐释出来，从而使人们掌握这些规律。《守株待兔》就是通过宋人愚蠢可笑的行为，揭示了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古印度佛经寓言《盲人摸象》说明了全面与片面之间相互关系。

2。讽刺型

讽刺型寓言包括揭露和抨击统治阶级的强权、残酷、腐朽的统治和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如《伊索寓言》中的《狼和小羊》、莱辛的《水蛇》、克雷洛夫的《诸农夫和大河》等；嘲笑人们的某些愚蠢行为和批判人们思想性格中的弱点和缺陷的作品，如《掩耳盗铃》《愚人食盐》及《伊索寓言》中的《狼和狮子》《狐狸和葡萄》《撒谎的牧人》《乌龟和兔子》。任何一则优秀的寓言，无论其寓意表达现实人生的哪个方面的内容，都因其深刻地昭示了永恒的真理而熠熠生辉。

寓言的寓意是明确清晰的。寓意有时在寓言中直接表达出来，在开篇或结尾时直接点明。《伊索寓言》中的作品大多是在叙述了一个小故事之后直接道出教训的话语。《北风和太阳》结尾直接点明：“这故事是说，说服往往比压服更有效。”而像克雷洛夫的《天鹅、梭子鱼和虾》是在开篇就把寓意点明：“合伙的人不齐心，事业就要搞糟；虽然自始至终担心着急，还是一点儿进展也没有。”更多的寓言不直接点明寓意，而是将寓意隐含于故事中，让读者从中去领会，如《画蛇添足》。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寓言故事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思维积淀，具有较大的开掘深度和广度，因而有时它所传达出来的寓意甚至超越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故事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真正生命力长久的寓言，往往具有表层寓意、中层寓意和深层寓意多个层次，能让读者透过表层寓意去领悟作品的中层寓意和深层寓意。所谓“表层寓意”指寓言的故事本身，是触发作者创作某篇寓言的契机，是作者寄托寓意的载体；“中层寓意”是表层寓意的概括升华，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特有的社会精神现象，具有历史认识价值；“深层寓意”是跨越时代的普遍的永恒真理，是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共有的理性思维积淀。正是由于具有深刻的人生精义和哲理，寓言才可以经受时间的考验和地域的限制而具有永恒的生命力。试以《南辕北辙》这则寓言为例，劝阻魏王进攻赵国都城邯郸是浅层寓意；联系战国时期的历史特点，这则寓言不仅反映了当时“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也间接反映了当时外交上“合纵”与“连横”的激烈斗争是中层寓意；目的、方向和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则是其深层寓意。

另外，有些寓言可以分析出不同角度的寓意，如《守株待兔》有四个方面的寓意：一是复古守旧则一无所得；二是只凭经验而不知变通则一事无成；三是心存侥幸则常常失败；四是不能把偶然性当成必然性。《惊弓之鸟》，从鸟的角度分析，说明心有余悸会导致不应有的失败；从射手的角度分析，说明通过细心观察，反复实践，掌握事物规律，便可事半功倍。优秀的寓言内涵深刻、丰富，能给读者以无尽的思考空间。

（二）比喻的手法

寓言是比喻的艺术，是借助设譬立喻的艺术手法来表达寓意的。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把寓言归为“比喻的艺术形式，自觉的象征”。但寓言的比喻和修辞上的比喻不同。修辞的比喻是一个句子；而寓言的比喻特点不是就某一句子而言，也不只限于一个形象，而是覆盖整篇作品。修辞上的比喻没有故事情节；而寓言有人物、情节，并把整个寓言故事作为一个比喻来影射、暗指，从而表现寓意。修辞上的比喻，其本体、喻体都有具体实体；而寓言的本体是故事，其喻体则是一个教训或哲理。没有故事情节的比喻不能成为寓言，因而任何寓言都离不开故事。如果只有寓意而没有故事，寓意便无所依托，只是一句干巴巴的训词，而不是一则寓言了。故事性是寓言的基本要素之一。没有故事情节的寓言是不存在的。独白式小寓言也是有故事的，只是故事情节隐含在独白之中而已，如金江写的一则独白式小寓言：

狼闯进羊群说：“我是为谋求友谊而来的。”

这一句独白，在读者的头脑中形成的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作者通过具体的故事来以此喻彼、借古讽今、以物喻人、以小喻大，借以阐明某种教训或事理。克雷洛夫的《天鹅、梭子鱼和虾》是通过天鹅、梭子鱼和虾这三种动物在拉车时由于用力方向不同而无法拖动车子的故事，说明合伙的人不齐心就会把事业搞糟的道理。

寓言的比喻特点是通过拟人、夸张、象征等多种艺术手法来表现的，主要有两种方式。

1。采用拟人手法

这种手法以动物、植物等为主人公，并与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其目的是影射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这样可以使读者更容易从情节中超脱出来，联想到更多的生活实际，挖掘其蕴含的寓意。

2。采用夸张手法

这种手法以历史人物或虚拟人物（包括作者自己杜撰的以及借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文艺作品中的）为主人公。这样的比喻很容易与现实的人或事直接对应。

故事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子虚乌有的人物，或者是拟人化了的动植物、无生物以及抽象的思想观念等。他（它）们进行的出人意料的活动，构成了一个个离奇的、荒唐的情节。在《伊索寓言》的《北风和太阳》中，北风和太阳比一比，看谁能脱下路人的衣服。北风刮得猛，致使路人将衣服裹得更紧；太阳不断散发自己的热力，迫使路人终将自己的衣服脱得一件不剩。主人公太阳是自然物，北风是自然现象，本都是没有生命，它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争辩、较量。当然，也有很多寓言是写日常生活故事的，如《揠苗助长》。这些似乎很平常的事，写到寓言中却让人感到人物的想法、言行有悖常理。担心禾苗不生长竟然拔高禾苗，这样的事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找到的。又如《愚公移山》，愚公凭个人之力居然想把两座大山搬走，竟然如愿。寓言的故事仅仅是为表达寓意而存在的，有时甚至不在乎故事本身的合理性。例如，克雷洛夫的《天鹅、梭子鱼和虾》中天鹅、梭子鱼和虾都到大路上去拉车了。而读者不会追究鱼和虾在陆地上是否能继续存活，但是他们从这故事中悟出了“做事要齐心”的道理。

寓言的故事虽然看似荒诞，但也有其荒诞的逻辑，即寓言的故事和寓意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抓住了两者的必然联系，巧妙地通过故事来传达哲理。如《揠苗助长》中人物行为滑稽可笑，但是符合人们主观急躁、急于求成的性格特征，只不过作者运用了极度夸张的手法，将事物的特征和本质放大而已。作者用宋人比喻主观急躁的人。《天鹅、梭子鱼和虾》中天鹅、梭子鱼和虾的行为，符合人们在合伙做一件事时努力方向不同的情况，比喻很明确，因此读者也就不计较是否违背梭子鱼和虾的自然习性了。

寓言形象常常有着鲜明的特点，即类型性。例如，在以动物形象为主的《伊索寓言》中，狐狸一般是狡猾成性，狼凶狠蛮横，狮子不可一世，羊柔弱善良，兔子胆小怕事等。这些特性被广泛运用，用来讽喻人类的行为。在以人物形象为主的我国古代寓言中，宋人、郑人多为被嘲讽的愚人。而且，有些人物寓言直接用愚人、聪明人、富人、穷人等泛指的称谓。形象的类型性更加强化并扩大了寓言的概括性和普遍适应性，也更能清晰地传达出寓言的寓意。当然，寓言形象虽然具有类型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同一种动物可能被作者赋予不同的性格特点。如狐狸在寓言中大多以狡猾的面貌出现，而《伊索寓言》的《狐狸和豹》中的狐狸却是心灵美好的。因而在理解寓言时，读者要结合具体作品分析，同时把整个故事作为一个比喻来认识寓言的寓意。

（三）结构简单、语言精练

莱辛强调：“寓言故事应该简单一些；它应该是扼要的，只要能满足清晰这一要求就行了。”[3]寓言是叙事文学中最简短的一种。篇幅短小、情节简单是寓言在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征。作者通常从生活中或自然中截取一个最富代表性的片段加以概括、提炼，把深刻的道理浓缩在一个短小的故事中，有的只是三言两语就把要阐明的道理或讽刺对象的本质揭示出来，可谓惜墨如金。如《伊索寓言》中的作品都很简短，一般长则一二百字，短则几十个字。其中被誉为世界寓言佳品的《母狮与狐狸》更是短小精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