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播电视中媚美现象的思考（第1页）

关于广播电视中“媚美”现象的思考

目前在广播电视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媚美”现象，这种现象已引起人民的不满和有识之士的关注，但是从理论上说清这个问题还是不够的。

一

关于媚美，虽然中国汉语中有此词，但是作为一个美学概念，它来自叔本华。叔本华认为美有三种形态，一是壮美，二是优美，三是媚美，壮美与优美才是真正的美，而媚美严格说来不是美，因为在叔本华看来，美是超越功利与欲求的，是意志的客体化；而媚美，则是“直接对意志自荐，许以满足而激动意志的东西”[1]，“它将鉴赏者从任何时候领略美都必须的纯粹观赏中拖出来，因为这媚美的东西由于它是直接迎合意志的对象必然地要激动鉴赏者的意志，使鉴赏者不再是‘认识’的纯粹主体，而成为有所求的，非独立的主体了”。[2]叔本华将媚美分成积极的与消极的两种。前一种是功利的，寻求感官刺激的，如画中食品酷似真物，引起人的食欲。叔本华认为那种令人产生肉欲的**画与雕塑也属于这一类。他说：“在历史的绘画和雕刻中，媚美则在**人像中。这些**像的姿态，半掩半露甚至整个的处理手法都是意在激起鉴赏人的肉感，因而纯粹审美的观赏就立即消失了。”[3]第二种媚美是消极的媚美，它比之积极的媚美更糟，因为它是矫情的作品，不真实，不自然，不合理，是乱七八糟的拼凑物，然外表华丽。叔本华说它是“令人厌恶作呕的东西”。它“摧毁了纯粹的审美观赏”，它激起的是“一种剧烈的不想要，一种反感”。[4]这种媚美的东西甚至比丑更坏，叔本华认为“人们自来就已认识到在艺术里绝不能容许这种东西的，倒是丑陋的东西，只要不令人作呕的，在适当的地方还是可以容许的”。[5]也许，让人想不到叔本华竟是如此地厌恶媚美！

王国维同样厌恶媚美，他将媚美称之为“眩惑”。他说：

若美术中有眩惑之原质乎？则又使人自纯粹之知识出，而复归于生活之欲，而粔籹蜜饵，《招魂》、《七发》之所陈；玉体横陈，周昉、仇英之所绘，《西厢记》之《酬柬》，《牡丹》之《惊梦》，伶元之传飞燕，杨慎之膺《秘辛》：徒讽一而劝百，欲止沸而益薪，所以子云有“靡靡”之诮，法秀有“绮语”之诃。虽则梦幻泡影，可作如是观，而拔舌地狱，专为斯人设者矣。故眩惑之于美，如甘之于辛，火之于水，不相并立者也。[6]

王国维的美学本体论思想一方面来自叔本华，另一方面来自中国古典美学。这段关于眩惑的言论基本观点同于叔本华，但它的根据却是中国的古典《国语》。“眩惑”这个词出自此书。《国语·周语下》记载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事，单穆公说：“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看来，眩惑的确与媚美很相似。

归纳以上的论述来看，媚美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过度地追求感官刺激，忽视理性力量；二、过度地追求肉欲享受，而忽视精神追求；三、过度地追求物质功利，而忽视对功利的超越；四、过度地计较现实得失，而忽视理想追求；五、过度地追求新奇，而忽视平凡；六、过度地追求冲突，而忽视和谐。

媚美虽自古就有，但叔本华将它作为一种重要的审美现象提出来还是有时代原因的。叔本华敏锐地发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出现严重的不平衡。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物质文明有大幅度的增长，而另一方面，社会的精神文明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人们的精神越来越空虚，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在诸多方面竟然在向着动物性的一面堕落。人性出现新的异化，社会出现新的危机。作为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哲学家，他为此感到忧虑，他为社会开出的药方虽然未必能救治社会，但将问题揭示出来，以引起注意，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

叔本华所批评过的媚美在当今社会是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了。这些年，随着中国社会与世界接轨，西方的文化思潮、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传播方式也进入中国。加上中国自身的原因，上面所说的媚美现象在我们大众文化中可以说比较普遍，仅就广播电视主持人的主持风格来说，就相当突出，其主要表现在：

一是做作。主要表现为语言上的做作，姿态上的做作，动作上的做作。语言做作，主要表现为港台腔、广播腔、话剧腔、娃娃腔（大人故作小孩）、女人腔（男人故作女腔）。广播与电视的语言与日常语言的距离应有距离，但这距离绝不能太大。距离一大，就与受众产生了隔膜。因此，主持人的语言风格要妥善地处理好。说话的方式既要与受众有所不同，又要有所相同。这里，有个度的问题，要切实把准这个度。就全国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现状来看，能较好地把握这个度的还是少数。

姿态也是一种信息传达的方式，同样也要恰当、适度，只有适当、适度才能受到受众青睐，才谈得上美。姿态与风度密切相关，一般来说，风度是自然的，有些主持人为了让自己的风度优雅一些或者活泼一些，豪放一些，总之是更好一些，就在姿态上做文章，包括发型、服饰、举止、言谈等。这当然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一定要与自己的风度相协调，要尽可能地做到自然。一做作，就露馅了。特别令人生厌的是男主持人仿女孩做嗲，成人仿小孩做天真。

动作上的做作，主要表现在程式化、生硬化，面对镜头，或过于紧张，或招式不多，动不动就是“来点掌声鼓励”之类。

二是夸诞。夸张是一种普遍的艺术手法，适用于一切艺术，广播电视节目当然也可以用，但须知广播与电视不是纯艺术，比之纯艺术它要生活化一些。一般来说，平易近人比之夸张在广播电视中显得更为重要。

现在的情况是：娱乐性的节目主持人夸张的幅度太大，我将这过分的夸张称作“夸诞”。比如，要吹一个歌手或演员，用上一大堆形容词，也不管合不合语法，“大师”“歌唱家”“艺术家”这些头衔随便送。从广播电视中我们经常听到诸如“非常非常”“很巨大”等实在是不通的话。不仅说话不讲究分寸，姿态、表情、动作也多有“夸诞”之处。

三是矫情。矫情也是做作。与一般说的做作之不同在于：一般说的做作只是外在的生硬，而矫情却是内在空疏与虚假的表现。

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矫情最常见的是故作幽默。幽默不是一般的说笑话。幽默的确要逗人笑，但逗法是机智的，幽默是智慧的显现，不是耍贫嘴。更重要的，幽默的内涵是深刻的。幽默既富有哲理性又富有人情味，它是温馨的哲理。幽默是幽默者本色的流露，往往是脱口而出，自然天成。值得再三强调的是，幽默是新鲜的，不能老炒现饭。现在广播与电视中故作的幽默很多，真正的幽默很少。

矫情还表现在故作感动，故作惊讶，故作天真，故作高明等。

四是落俗。广播与电视作为大众文化，它有俗的一面，适度的俗是必要的，但不能落俗。所谓落俗就是迁就某些层次较低的受众的品位，语言中充满了江湖气、铜臭气甚至流氓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