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李泽厚教授（第2页）
一会，他回到车上，我问：“村里还有什么亲人吗？”李老师说：“没有。”我不解，既然如此，来这儿干吗。李老师说：“你不懂，等你到五十岁就懂了。”那年，李老师正好五十岁。
返回长沙的路上，路过靳江中学，李老师说这是他的母校，遂停车进去看看，正是学校放农忙假的时候，学生和老师都去插秧去了，学校没什么人，李老师找到他的教室，在他当年坐过的课桌前安静地坐了一会……
谈及这些往事，李老师陷入沉思，眯细的眼遥望着远方，很像是一座雕塑。
我约略知道一些李老师童年的经历，那是战争年代，李老师跟着父母颠沛流离，吃过不少苦。李老师父亲是职员，母亲是教师，都对李泽厚有过良好的教育与影响，可惜很早就去世了。李老师凭着天赋和努力，考上了湖南最好的高中——长沙一中，因为没有能力交上学费，转上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当年上过的学校，1950年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李老师一路走来，不易呀！
我们没有就那次回乡的事深谈下去，谈话转到他对我的帮助，我需要借这个机会，表示我对他的感激。我对李老师说：“您也知道，我今天也多少有些成绩了，然而如果没有您的指导和帮助，我不可能有今天。您是我的恩师！”说到这，我有些动情了，有些哽咽。李老师则笑了，说：“是吗？”我肯定地说：“是的！”李老师似乎不很记得如何帮助过我了，我就挑了几件事说了说。
我的第一篇美学论文《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是在朱光潜先生的指导下写成的，时为1979年冬。1980年开春，周扬同志来湖南，我托人将此稿转呈于他，想请他指导，不想周扬同志将此文带到北京，给了李泽厚。大约是五月初的某日，我收到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信，拆开一看，是李泽厚老师的信。信只有一句话：“望衡同志，您的大作周扬同志已经转交给我了，决定在《美学》第三期刊用。李泽厚，月日。”这件事，李泽厚点点头，似有些印象，我说，你的信我都保留着，什么时候要出书信集，我可以提供。不过，你的信大多很短，电报文字。老师笑了，说：“我的信从不超过一页。”
《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两万多字，是我的美学处女作，也是我代表作之一，此文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诸多相关问题的论文集均收入此文。
虽然《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是我的美学处女作，却不是最早发表的，最早发表的是我的《简论自然美》，发表在《求索》1981年第2期。这篇文章影响似要更大些，因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新华文摘》转载前，先是光明日报的学术新栏介绍了。我平时不注意看这份报纸，而李泽厚老师订了此报，一天，他寄来一块豆腐大的剪报，剪的正是《光明日报》的“学术新论”栏对我文章的介绍。李老师用红铅笔在我的文章名下方重重地划了一道。虽然李老师信中对于此文没有做什么评价，但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这张剪报，我现在还保留着。而这件事，李老师却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尽管剪报的事他一点印象也没有，但是，我的文章他确是读过的，因为寄剪报后不久，我们在上海见面了。见面时说到此事，李老师说：“你的关于自然美的观点跟我不一样。”听到这我有点紧张，不想李老师接着说：“我也不希望你的观点跟我的观点一样。”此时，我不仅心放下来，还很有点激动。此时，当我重提此事，李老师说：“这不算什么，我不只跟你说过，也跟许多人说过。学术要在争鸣中才能发展。你这些年成绩也不小，出了好些书，成绩很大。”于是，我趁机问，是否收到我寄赠的《中国古典美学史》三卷本，李老师说：“收到了，很好的！”
谈到《中国古典美学史》著作，我对李老师说：“这也要感谢您，是您建议我做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李老师有些惊讶，“是吗？”他问。
于是，我说起事情的来历：大概是1984年吧，那时我在长沙编《美育》，一次去北京出差，下午去看李老师，那时他家住和平里。
那天谈话的主题是我适宜做什么样的学问，话题好像还是李老师提出来的，我那时刚写完《黑格尔美学论稿》，想继续研究康德，遂说对康德有兴趣；又近发表了一篇关于典型的文章，遂说对典型问题也有兴趣；那时，我还做小说评论，对古华、莫应丰、孙健忠的小说均写过评论。就在李老师家聊天时，我还发现当天的《光明日报》某杂志广告上有我写的评论呢。李老师对于我说的这些，似乎都不置可否。谈话到下午五点了，我离开李家去火车站，在候车室，回想下午与李老师的谈话，觉得不得要领，我究竟适合做什么研究呢？还是不明白。于是，我立马坐上公交，再去李老师家。敲开门，露出李老师的脸，他对于我的再次到来，似乎没有感到惊奇。我开门见山，问：“老师，您觉得我到底适合做什么研究呢？”李老师思索了一会，说：“我觉得你做中国美学史研究比较合适。”我心里一下就亮了。李老师说：“研究方向与当下做什么课题是两回事，你下午说的均是具体的研究课题，不是研究方向。就研究方向来说，你是中文系出身，还是研究中国美学史合适。康德、黑格尔是要研究，但主要是学习。”
李老师的建议就这样扎根于我心，成为我以后治学的方向，虽然今后治学的主要方向是明确了，但实现这个转移却是一步步的，直到1998年《中国古典美学史》的出版，这个转移才算彻底完成了。
话题聊到社会上对他的评价，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李老师对这个评价似乎还认可，他笑了，说：“我一直认为马克思的经济是基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我持‘吃饭’哲学，人首先要活着。活着是第一位的。因此发展经济最重要。”
舒建华此时插话：“李老师，你在20世纪90年代说中国的问题要分四步走：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现在也许到了社会正义这一步了，您觉得要怎样才能将这一步做好？”李老师说：“我认为，还是发展经济，我说的经济，主要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强大起来，社会正义就好办了。”
李老师关心民营经济第二代的情况，舒建华来自浙江，对这方面有些了解，他对李老师说：“总体来说，民营经济的第二代即所谓富二代发展不错，他们大都留过学，有现代的经营理念。”李老师对舒建华所谈有很大兴趣，追问富二代的特点，建华做了细致的回答。他说，对于中国的未来，他不悲观，充满信心，“中国大，转寰的余地大，不用担心”。
我们就这样一直聊着，聊了一个上午，方才告辞。李泽厚和他的夫人送到门口，我说，下次来美国，再来看您。李老师高兴地说，欢迎啊！
在车上，我一直在想，李老师20世纪50年代在美学大辩论中出名，80年代更是盛名天下，虽然他的学问，似是美学最出名，其实他最大的贡献还是中国思想史，他做的学问大多属历史，但是，他真正关注的是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李泽厚的学术影响已经跨世纪了，也许他最大的影响更在未来。
车子已经出了玻顿小镇，视野变得开阔起来，一大片戈壁展现在面前，远处，科罗拉多大雪山露出一溜长长的山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2013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