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受书法艺术谈（第2页）

书是诗之形诗是书之魂

在中国古代，书法家大多是诗人，作家。而在当代，一身而兼两任者可谓寥若晨星。至于大书法家兼大诗人、大文豪，那更是凤毛麟角。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书家在书法上的成就。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潘受在书法上的成就才更显得难能可贵。人但知潘受字写得好，是卓越的书法家，可哪知潘受的书法好，其根底在于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这中国文化的修养又在文、史、哲、经等许多方面，在这里只谈谈书法与诗歌的关系。

书法好不只是字写得好，也还要看字所表达的意思好。只有二者都好，才是一幅好作品。书法作为一种具有美学意义的艺术，它与诗的关系尤其密切，大多的书法作品录的是诗。人们在吟诗时欣赏书法，同时也在品赏书法时受到诗意、诗情、诗境的感染。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是诗之形，诗是书之魂。

潘受的书法作品写的都是自己的文学创作，主要是他的诗。潘受的旧体诗当今无双，它既古色古香，是地道的旧体诗的形式；又新情今趣，是今人的真切心志。关于他的旧体诗的成就，中国文化巨匠章士钊、刘海粟、徐悲鸿、钱钟书、俞平伯等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说是“寄兴深远，属词雄古，大似少陵”，“艺词直追定庵”，“诗在南洋矣”。从以诗为主的角度言之，书法是记载诗的手段，是诗的外在形式。不过，中国的文字，它不只是记录思想、情感的工具，它自身也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因而也是一种艺术。如若从以书法为主的角度言之，书法所录的诗倒反过来成为它的形式。

潘受书好，诗亦好，二者的水平是相当的；正因如此，相得益彰。潘受的书大气磅礴，灵动雄健；他的诗豪迈纵恣，清新活泼。二者的结合是有机的，具生命意义的，就好比狮、虎，其力之勇猛及威风凛凛与其皮毛、面目完全贴合，刘勰说得好：“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10]因此，潘受诗书的结合是内在精神的结合。我们且看这幅《为新加坡艺术中心题》，题的诗是：“日日推陈日日新，千姿万彩见精神。海风山雨相呼唤，艺术都为一字真。”诗人对新加坡文坛彩丽竞繁的兴旺景象由衷地歌颂，对未来更是充满了信心。情感之热烈，思想之深刻，熔为一炉。诗真个是雄豪奔放，生意盎然。与诗的内容相贴切，这幅字也写得笔酣墨饱，神采飞扬。两个“日日”，第二个“日”字作省写，表现出一种日月流逝的动感。“海风山雨相呼唤”乃此诗的精髓处，是诗眼，七字写得尤为灵动、欢快，那个“呼”字，最后一笔神采飞扬，真个让人立马想象出诗人在“千姿万彩”的花园中纵情呼唤。我想，如若书法家不是诗人自己，是很难写得如此传神的。

潘受晚年将自己早年写的诗写成条屏，像《峨眉四屏》《写一浮四屏》《金马仑四屏》《桂林四屏》（见《潘受》《潘受八十诗书》《潘受墨迹》等），这些条屏都非常精美，特别令人宝爱。这些条屏写的大都是他的七律，或咏史，或怀古，或记游，或赠友，风格沉郁顿挫，寄慨遥深，而音韵铿锵，作金石声。这些作品经潘受自己晚年书写，更见风雨沧桑，如陈年老酒出窖，以旧式坛罐盛之，情味倍增。试赏《峨眉四首》之一：“万仞擎天玉作胎，峨眉山似碧莲开。池中灵气龙将变，台上高歌凤不来。往往沧桑无往迹，沉沉菩萨有沉哀。神州又值干戈际，一步登临望一回。”这首写于抗战时期的诗蕴含的爱国情感力透纸背，今日读来，还令人不胜感慨。那“玉作胎”的山河、“碧莲开”的美景与“龙将变”的期望、“凤不来”的伤感，纠结成一种复杂的情感波澜。满幅文字将国难时的悲壮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潘受的书法作品中，有楹联一类，也是很精美的。这些作品有些是他的创作，或从所撰诗中摘出，或是专门创作的；也有些是他从前人诗文中的摘句。因为字数不是很多，于句、于字都有极高的要求。这些作品值得一一品鉴。潘受“海外庐”宅前的一联“岂有文章漫劳车马，虽然城市不碍云山”，系前人诗文中摘句，但组合极妙，完全是新的创造，将先生隐居闹市又超然物外的胸襟、气度表达得恰到好处，而这幅字也写得很是清新潇洒，字字精当。先生录旧句写的“风云一顾盼，天地入沉吟”一联。特意加上两行小字：“旧句题悲鸿苍鹰独立图”，“悲鸿酷赏此十字”（见《潘受八十诗书》）。难怪徐悲鸿酷赏此十字，这十字的确非常好。它将鹰的气概、精神揭示得极其充分。徐悲鸿于抗战时期画的苍鹰实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因而此画中苍鹰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潘受准确、深刻地理解画的意蕴，将画面的形象转化成诗的语言，又经过书写，将诗的意境转化成视觉的形象。每一次转化，都是意义的深化，其审美的意味也更丰富了。

每首诗有每首诗的内容，其情感意味是不一样的；与之相联系，书写每首诗也应有与之相应的风格。作为一般的书家，他对书写的诗不一定有真切的感受，因而也难以做到书写的风格与诗的内容相合拍，这就大大降低了作品的审美效果。潘受书写自己的诗，对每一首诗的意蕴当然体会得比别人深切，细读他的书法，我们发现大的风格是一样的，但都有变化。艺术是不能重复的。

诗与书法之所以能做到相得益彰，这是因为它们是相通又有所不同的。诗与书法都是艺术，而且作为用汉语写的旧体诗，它们的文化精神是共同的。就艺术的美学分类来看，它们都是以抒情为基本品格的，诗言志，书亦言志。从这两点言它们是大同。但二者也有差异，这主要是诗以意胜，书法以形胜。诗以言语抒情达意，其情感意味是具体的、明晰的，要懂得它的情感意味，必须懂得这种语言；书法以线条、墨迹抒情达意，它的情感意味是抽象的、模糊的，即使不懂汉语，也可以从书写的线条、墨迹，大略领会书家的情感意味。从这层意义说，诗是更民族的，而书法是更国际的。这两者各自的优点与缺点，因其融合而产生了别一种意义，它们的优点强化了，而其缺点则得到了一定的弥补。这方面我们在潘受的诗书作品中也得到了印证。

书法产生于实用，或记事或言情，这种实用的文稿当在其实用功能尚存有其美学价值在，就是在其实用功能结束后也有其美学价值在。晋代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其实也是大作家、大诗人，他写的《兰亭集序》既是文学珍品，也是书法珍品。现在我们不可能欣赏到这一作品的书法真迹了，但仅从唐人摹本来看，王羲之用其极光彩流便的墨迹，将这篇文章的情感意蕴表达得淋漓尽致，而这篇千古绝唱的散文，又为它的书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畅怀骋才的机会。王羲之不是将它作书法专意写的，稿本上还有涂改的墨迹，但一点也不损害它的美。由于心手相应，笔随情走，墨为心迹，倒反而显得更真实也更具魅力。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书法珍品《祭侄稿》其实当初也只是作祭文用的。潘受的许多书法作品也是这样，最典型的是《欧游杂诗》五十首和《日本占领时期新加坡死难人民纪念碑志铭》。前者是用毛笔写的，后者是用钢笔写的，前为软笔书法，后为硬笔书法，因为本是为实用而写，没有通常书法作品那样规整、精致，但因它的本真，别具魅力。

钱钟书先生评潘受的诗书：“大笔一枝，能事双绝。”这是确评。

原载《南洋商报》，2001年12月9日

[1]刘熙载：《艺概·书概》。

[2]蔡希综：《法书论》。

[3]刘熙载：《艺概·书概》。

[4]《中国书法技术上之芹献及哲学上之管窥》，载《南洋商报》，1952年9月19日。

[5]《中国书法技术上之芹献及哲学上之管窥》，载《南洋商报》，1952年9月19日。

[6]见《潘受诗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版。

[7]蔡邕：《九势》。

[8]《中国书法技术上之芹献及哲学上之管窥》，载《南洋商报》，1952年9月19日。

[9]《苏东坡集》前集卷一《和子由论书》。

[10]刘勰：《文心雕龙·情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