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波斯帝国的史料（第1页）
第一节研究波斯帝国的史料
在古代东方史中，有关波斯帝国的历史资料比较丰富，而且形式多样。由于波斯帝国地处一些古老文明的中间，所以，它的历史都有比较确切的年代记录，不像有些国家的历史那样年代不清。但波斯帝国历史在各个部分和各个问题上资料的分布并不平衡。
研究波斯帝国的资料包括国王的铭文、历史编年、总督的命令、波斯帝国一些高级官吏有关公务方面的通信、私人信件、波斯帝国一些高级官吏管理地产的指示、赋税的征收记录、司法审判的记录、婚约、租约、考古发掘的资料和古典作家的著作等。这些资料来自不同地区、使用了不同的语言和文字。
一、国王的铭文
我们见到的波斯人的最早的国王铭文，应当是阿里亚拉姆涅斯的金版铭文，这个铭文是用古波斯语楔形文字写成的。虽然严格地说，阿里亚拉姆涅斯还不是波斯人的国王，而是氏族部落的首领。但他在铭文中自称为王：“阿里亚拉姆涅斯，伟大的王、中王之王、波斯之王。”李铁匠认为，他和居鲁士一世是兄弟[1]，而居鲁士一世又是后来建立了波斯帝国的居鲁士二世的父亲，所以，我们把他的铭文也算在国王铭文之列。他的铭文说，他是波斯之王，是阿胡拉·马兹达赐给他波斯这个国家，并且是阿胡拉·马兹达保佑他成了波斯人的国王。他的儿子阿尔沙马也有一个金版铭文，也是用古波斯语楔形文字写成，其内容和他父亲的铭文差不多。
真正的波斯国王铭文应当从居鲁士二世的一个铭文算起。这个铭文发现于帕萨尔加迪地方的一个接见大厅里，其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我是居鲁士，阿黑门尼德宗室。”
居鲁士最著名的一个铭文刻在一个圆柱上面，它不是居鲁士自己写的，而是巴比伦的祭司以他的口气写成的。时间是在公元前539年，在居鲁士率领波斯军队征服新巴比伦王国后。铭文的前半部分充满了对巴比伦最后一个国王那波尼德的愤恨，说明居鲁士进攻巴比伦尼亚、灭亡新巴比伦王国是代表神意；后半部分则说明居鲁士在夺取巴比伦尼亚之后所采取的政策，充满了对居鲁士的感激之情，还有对居鲁士歌功颂德的内容。
此外，居鲁士还有两个短的铭文：一个出自乌尔，一个出自乌鲁克。这两个铭文都反映了居鲁士拉拢当地上层，以便巩固波斯人对巴比伦尼亚的统治。
在居鲁士留下的铭文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铭文，就是关于允许犹太人从巴比伦尼亚返回耶路撒冷的诏令。这些犹太人是在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第二次征服耶路撒冷时从耶路撒冷带回来的。这使得犹太人对居鲁士感激不尽。
从大流士一世时起，古代波斯帝国国王的铭文几乎都采用多语言的形式（双语言的、三语言的、甚至四语言的），如埃兰、阿卡德、波斯、阿拉美亚文、埃及等。其中以埃兰、阿卡德和波斯这三种文字最多，因为它们是波斯帝国境内最主要的语言。现在已经发现的波斯国王的铭文大约有200多个。这些国王的铭文大多是在波斯、埃兰和米底地区发现的（但也有的是在别的地方发现的，如大流士的一个铭文是在苏伊士运河边发现的，其内容是有关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它们有的是在大的商道上发现的，有的是在国王的陵墓或宫廷的墙上和圆柱上发现的，还有的在宫殿的基础中作为奠基石。
在古代波斯国王的铭文中，最大、最长的要数《贝希斯吞铭文》。该铭文是刻在克尔曼沙赫城以东30公里一处高105米的陡峭山崖上，是1853年由罗林森发现的，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冈比西斯和大流士统治时期的一些事件，特别是关于高墨塔暴动及大流士镇压这个暴动和镇压大流士上台后的其他暴动、起义的，它反映了波斯帝国初年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铭文的总高度为7。8米，宽度为22米。除了铭文以外，还有浮雕，浮雕高3米，宽4米多，其内容是大流士在镇压各地暴动后，将一些暴动的首领带到他面前的情景。在这个浮雕中大流士高1。8米，是自然的高度。他头戴王冠，高举右手向阿胡拉·马兹达神（琐罗亚斯德教的善神）致敬或祈祷，左手握弓，右脚踏在被杀的高墨塔身上，在高墨塔身后是9个参加暴动的首领。这个铭文是用埃兰、阿卡德和波斯三种楔形文字写成的，这为古代波斯楔形文字的释读成功，进而为古代楔形文字的释读成功起过重要作用。
大流士曾经宣称，他把“这个铭文发送到了全国”。看来这是事实，因为在波斯帝国境内发现了这个铭文的多个抄本（虽然都已经是片断了）：例如，除了在贝希斯吞山崖上发现了这个铭文以外，在巴比伦的王宫废墟里还发现了一个这个铭文的阿卡德文的片断，它刻在一个大的石板上；在埃及的埃烈芳提那也发现有这个铭文的片断，它是用阿拉美亚文写成的，是在波斯军队中服役的犹太殖民者的档案中发现的，现在也只剩下一个片断。
在波斯帝国古都帕塞波利斯以北的纳克什-伊-鲁斯坦还发现了大流士的两个用楔形文字写成的铭文，其中一个包含了国王家谱和被波斯人征服的国家和地区的名单；另一个铭文是关于大流士在自己的政策中所遵循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准则。除了铭文以外，还有浮雕，雕刻的是大流士和十几个被征服地区的统治者，这些人的人种特征和穿着特征都很明显。
在哈马丹（帕塞波利斯）出土的一个大流士的铭文，用古波斯、埃兰和巴比伦三种楔形文字刻在金版与银版上，其内容是关于大流士统治的范围：“这就是我统治的王国，从萨克诸国（按：即斯基泰人，也译为西徐亚人）起，沿索格地安那，到埃塞俄比亚。从印度到（吕底亚王国的）撒尔迪斯。”
在纳克什-伊-鲁斯坦出土的大流士的铭文中谈到了波斯强国和大流士对自己的评价。
在苏撒的一座废墟中发现的一个大流士的铭文，说到他调动全帝国的人力和物力来修建自己的王宫。
在苏伊士运河旁竖立的一个大流士的铭文，说到大流士为统治的需要而完成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苏伊士运河一事，这是在古代埃及国王尼科所修建的运河的基础上完成的。这应当是在他镇压了埃及人的起义之后的事。
大流士的一封用希腊语写成的信件，是大流士关于保护在玛格涅西亚的希腊神庙的一个指示，反映了波斯统治者对曾经帮助过波斯人的希腊神庙的态度。
大流士的统治结束以后，他的儿子薛西斯经过斗争继承了王位。薛西斯留下了一些铭文，如帕塞波利斯铭文（F）和另一个帕塞波利斯铭文（H）。他的前一个铭文的内容主要是说他继承王位的事，不过没有说到他们几个兄弟争权的事。后一个铭文说到他统治的范围，从铭文可以看出，在薛西斯统治时期，波斯帝国的行省区划和大流士统治时期有所不同，显然是有所变动。薛西斯还有一个所谓的反达沃夫敕令，是关于同被禁止的一些仪式作斗争的事。
苏联考古学家发现过阿塔薛西斯一世的一个用四种语言写成的铭文，是写在一个雪花石膏石瓶上的。
此外，还有一些晚期的波斯国王的铭文等。
二、波斯人统治下的其他各地的文献资料
1。埃兰语文献
要塞墙铭文，这是1933—1934年由赫尔次菲尔德领导下的芝加哥大学考古队在帕塞波利斯要塞墙发现的，共有几千块楔形文字泥版文书，用埃兰语写成，它们是波斯帝国国家档案的一部分，铭文的时间是公元前509—前494年，即从大流士统治的第13年到其统治的第28年。这些文献可分为两部分：反映为适应经济需要而大规模地从一个地方把不同产品运到另一个地方的活动，以及产品分配的报告。在这些文献中提到了产品和牲畜的运输、赋税的征收、为王室经济的劳动者支付口粮，以及支付给国家官吏薪俸。此外还有一些波斯高级官吏的通信等。这些是研究波斯帝国早期经济的重要资料。
用埃兰语写成的另一个重要文献是宝库铭文。宝库铭文是因为它出土于帕塞波利斯地方的国王宝库而得名，是1936—1938年被发现的，总共发现了753块泥版和片断，其注明时间是公元前492—前458年，即从大流士统治的第30年至阿塔薛西斯一世统治的第7年。铭文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和要塞墙铭文有许多相似之处，记录了帕塞波利斯及其郊区的王室经济中的领导者支付白银和实物产品。铭文可以说是王宫宝库和王宫库房之间支付工资的文件。按照文件的形式可以分成书信和“记账清单”两大类，记录了工作的执行、时间上的连续性、负责人、给工人工资的总额（按工人的熟练程度、性别和年龄而定）。在宝库铭文和要塞墙铭文中有国王的一些命令，其内容主要是给一些高级官吏以包括货币和牲畜在内的犒赏，因为他们有功的缘故，所以数量是很大的。
要塞墙铭文和宝库铭文提供了许多有关在伊朗地区的王室经济的规模和办事机构方面的资料。
2。阿卡德语铭文
在阿卡德语铭文中，最早的大概是亚述国王亚述巴纳帕尔的一个铭文，在这个铭文中提到了公元前7世纪40年代早期波斯的统治者阿黑门尼德氏族的居鲁士一世。其次是新巴比伦王国国王那波尼德的西帕尔圆柱印章铭文，这是一个建筑铭文，在那里面提到了波斯国王居鲁士二世，这是较早提到波斯国王居鲁士二世的文献之一。铭文说，居鲁士二世灭亡了米底王国。
在阿卡德语文献中，与波斯帝国有关的是《巴比伦尼亚编年史》，这是巴比伦尼亚的祭司写的，其中记载了居鲁士二世战胜米底王国并战胜新巴比伦王国，夺取巴比伦尼亚的过程，是波斯人夺取巴比伦尼亚的最直接的资料之一，它几乎是当时人写成的。这些祭司因为对新巴比伦王国国王那波尼德不满，所以对那波尼德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而对居鲁士二世对巴比伦尼亚的征服及其对巴比伦尼亚所采取的政策十分欣赏，甚至感激不尽。
古代巴比伦尼亚地区两个著名的商业高利贷家族埃吉贝商家和穆拉树商家的几千块泥版文书，是用阿卡德语写成的，其中，埃吉贝商家的文书有一部分是新巴比伦王国时期写成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波斯人统治时期写成的，反映了新巴比伦王国时期和波斯帝国早期的社会经济状况的；而穆拉树商家的文书则完全是在波斯人统治的中期写成的，它们是研究波斯人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的十分重要的资料。
3。阿拉美亚文的资料
阿拉美亚文几乎可以说是波斯帝国时期的一种官方文字，在帝国范围内广泛运用：从埃及的埃烈芳提那到帝国最东边与印度交界的地方，都发现有用阿拉美亚文写成的文书。阿拉美亚文献主要是写在纸草上和皮革上的文献，但在其他材料上也有，如在石头上、泥板上、铸币上等。在要塞墙铭文中就有很多泥板铭文是用阿拉美亚文写成的。所以，阿拉美亚文写成的资料是反映波斯帝国时期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
阿拉美亚文铭文有的是单独用阿拉美亚文写成，有的则是用两种甚至三种语言文字写成的。如在小亚，有一些阿拉美亚文铭文是同吕底亚语一起写成，还有阿拉美亚语和吕底亚语，以及希腊文等三种文字写成的铭文。
在埃及，发现了为数不少的阿拉美亚文写成的文献，并且大部分保存得很好。
在这些用阿拉美亚文写成的文件中，最早的是公元前515年，即大流士统治的第7年写成的一份土地的租约，还有一份来自腓尼基城市西顿的移民文件。
1907—1908年，德国考古学家在埃烈芳提那发掘出100多份属于公元前5世纪的阿拉美亚文铭文，它们是生活在这里的犹太殖民者留下的，在这些铭文中有婚约、契据等，还有一些波斯国王的命令和其他官方的文件、文学作品。在埃及发现的波斯帝国的一个王子兼总督阿尔沙马的一些信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信件是1954年由德莱维尔公布的，它们是写在皮革上的，有姓名、地址等，而在皮革的里层则是铭文的主要内容。这些信件中有关于获得劳动力，以及对待不驯服的奴隶的态度的指示，阿尔沙马和其他大官给地产管理人的指示等。
在赫尔墨波利斯发现的写于纸草上的阿拉美亚文文献，是藏于一个墓穴里的，它们可能是在埃及发生动乱时藏起来的，但由于藏匿者可能死于动乱，因此这些属于私人信件的文件没有送达收信人之手，在发现这些文件时文件尚未启封。这些文件是孟菲斯地方的阿拉美亚军事殖民者写给在埃及各地的其他塞姆人殖民者的信，信的内容包括了这些阿拉美亚人的宗教方面的问题。
1926年，在埃及的萨卡拉发现了112个主要是写在纸草上的阿拉美亚文铭文，其主要内容是波斯帝国在孟菲斯建造和修理军舰的军工厂日志的一部分，其日期是公元前5世纪。
4。埃及的世俗体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