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乐经历从走错的房间回到原来要走进的一间房02（第1页）

我的音乐经历—从走错的房间回到原来要走进的一间房02

另一个重要的体会是体力劳动必须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种水稻不光是卖力气，从选种、插秧、灌水、排水、蓄水，到施肥、除杂草、防虫、除虫、收割都有一套科学的道理。种水稻需要的是不怕艰苦的精神，天气预报有大暴雨，甚至要来特大暴雨，我这个负责管水的，就不能待在屋里，而是要扛着铁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冒着倾盆大雨，对打到身上发疼的大雨点毫不在意，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忙于泥泞的大面积的稻田的田埂上，去挖排水沟，让大雨不至于泡坏了长得还不够高的稻禾，等到雨停太阳出，还得赶快把田埂上的出水口堵上，以免稻田中的水在大雨后反而流得精光。我一面干活，一面看关于水稻生长，水稻分蘖、管理等有关知识的参考书。说实在的，我没有觉得辛苦，反而觉得有兴趣。那烈日，那雷电，那暴雨，那虫咬，那蚊叮，是让人不舒服的，但通过这些让人不舒服的东西，我走出了小书房，接近了大自然，心里感到非常舒畅，觉得自己是大自然之子，我个人虽然渺小，但是我是这伟大存在的一部分，这是值得自豪的事。这些实在的体会，如果没有鲤鱼洲，我到哪里去寻找呢？

我在鲤鱼洲，听到关于欧阳小华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到残酷殴打和非人待遇的消息（那时她还患着重病），我感到愤怒。“**”后，我与她多次见面，她本人从未向我透露过“**”中的受罪经历。后来我看到她送我的由她作主编的大本画传《百年阳翰笙》（作者按：此书对了解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党领导的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和成就，具有巨大的历史文献价值，全书收入许多珍贵图片，小华为此书的出版费尽心血）。才知道她有个妹妹叫欧阳超华，“**”中因为骂江青而冤死在狱中。但她既然自己不对我说，我出于对她的尊重，也从不去问她关于她不幸遭遇的半个字。

她患有硬皮病，这个病在我看来，与她的劳累和长期的精神压抑不是没有关系的。疾病使她面容和体态与过去相比，判若两人，但她变化了的外形下藏着的，依然是与过去一样美丽诚挚的灵魂。我当然严格遵守正派的做人方式，再也不去与她重温旧情，但仍与她保持纯洁无瑕的交往。重逢后多年，彼此相聚多次。我80岁生日她夫妇俩特意拿着大把玫瑰来看我。但是，天哪！她在2010年七月因病（肺泡纤维化）离开了人世。在她患病期间，为了不打搅她，每次我都通过她的老金转达我的问候。临终前数日，她从老金手中要过电话筒，直接在电话里与我说话。她用微弱的声音费力地对我说：“严宝瑜，我不行了。”我听了感到脑袋里一阵眩晕，不知如何安慰她是好。那时我真想插翅去看她最后一眼。没过两天，老同学王震亚打电话告诉我小华已西去了。那时我也正病着，我的双腿不听我使唤，两个女儿不准我去探望，我只好让她们两人代我带花去向她家人吊唁。小华丈夫老金约我到她家中设的灵堂致哀，并向我详细述说了小华临终前健康恶化过程和医院抢救的情况，听了心里实在难受。八月六日在八宝山举行她的遗体告别，我坚持要去，我坐着轮椅，去八宝山与小华见了最后的一面，我拖着病腿走近她的遗体，我对着她清秀依然的面庞和瘦小的身体流泪鞠躬，禁不住大声喊着她的名字向她致意告别。此时我耳中出现了幻听，那是她在我80岁生日的留言册上，写下的字句：“宝瑜，宝瑜，纯洁如玉！”我领受到她的真情，感到骄傲和幸福。但当时，我立刻从幻听中回到了现实，我想向她表示，我配不上她对我这样的赞美，但是她已离开了人间，她已听不到了。怎么办呢？我只能把她对我写的话，当作一种鼓励、一种鞭策吧！我知道自己也已来日无多，那就把她的话，身体力行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以证实她对我的判断和评价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实话实说吧！

我对生活抱着诚实的态度，决不能为了任何原因而去掩盖真实的历史，故在此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决不能以沉默来抹掉与欧阳小华这份真诚纯洁的友谊。再说，它也是一段与音乐有关的经历啊！辩证唯物主义是我指导自己人生的根本思想，我当然不会以怀旧来代替对现实的正视，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也是客观现实啊！我写下这些，并非是在做自作多情的表白，而是对客观真实的述说！最后我禁不住用贝多芬的母语写一句话：Lass’vorbei，waswar！SiestelltsichmitBeethovenbeimirimmerdar（让过去的一切都成为过去吧！但她和她的贝多芬永远和我在一起）。

我们在国立音乐院时，第一任院长杨仲子是个有深厚人文修养的音乐专家，他是蔡元培的挚友和肖友梅的德国留学时代的同学，他是个钢琴教育家，深谙西方音乐，同时有深厚的国学修养。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任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他曾公开声讨那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明令取消音乐课程和音乐学校的所作所为。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认为音乐是有伤风化的东西，不应该拿到学校里来教。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大学由蔡元培建立的附设音乐传习所被停办了。杨仲子是当时受音乐界老一辈人敬重的有威望的音乐专家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国立音乐院第一任院长，对国立音乐院参加抗日救亡组织的学生采取爱护和鼓励的态度，这引起了CC头子陈立夫对他的不满，被陈立夫以他调的方式变相撤职，国立音乐院被不懂音乐的CC头子陈立夫亲自挂帅“统治”，以法西斯的方式管理学校。后来他又任命一位对他唯命是从，并有音乐家身份的吴伯超来当院长，被学生称为“豆沙”（称他为“豆沙”不仅是因为他嗓子沙哑，而且他总是用声嘶力竭、带着威吓的口吻训斥学生）。这位“豆沙”院长实际上是陈立夫在校的代言人，他在学校实行封建式的法西斯统治，明令禁止男女同学走在一起，即使是亲兄妹（魏启贤，魏雅贤），走在一起上街也要被记过，这是我曾亲眼所见亲身领教过的。他到了南京镇压学运，动辄开除一批参加学运的学生。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他赶快坐着国民党的船逃跑，可惜在半路上翻船淹死了。我说“可惜”，是因为他是一位有水平的音乐专家，遗憾的是，没有事先向他做好说服和交底的工作，告诉他留在南京，他不再需要做许多“棘手”的工作，在教授们的反对声中，开除这个，开除那个，而是留下来做好他的正事，专心传授学生如何指挥好一个乐队的学问和心得。新中国成立后1989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没有忘记把这位音乐家列入词条，介绍了他在音乐上的成就和贡献，并未提他在担任国立音乐院院长期间的政治劣迹，所以对他的评价是比较宽厚的。

那时我对音乐的爱好，使我无视当时所处的危险的政治环境，说话做事比较随便。学院里三青团、军统中统特务对进步同学负有监视的任务，我们当然是非常痛恨和警惕的。我们入学的1953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有名的讲话。这讲话在重庆的《群众》杂志上得到转载。我从离青木关不远的北碚江苏医学院的中学同学那里，得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抄件。我记得这份抄件在屠咸若、谢功成等一批政治可靠的同学中被秘密传看；这种秘密传看进步刊物的活动，如被发现不仅有坐牢的危险，甚至有失踪（杀头）的可能。谁是特务，谁是三青团，没有写在脸上。有一个我在青木关认得的女同学，她在学校里表现得很进步，可惊的是我到了北平，发现她竟然在北京饭店出出进进，非常忙碌。如果没有特殊的身份，哪能在那里自由进出。到这里，我不禁要用此话结束我的叙述：音乐啊，音乐！与你做伴的人，不都是神圣和纯洁的。我非常欣赏尼采说的一句话：“不许坏人赞美莫扎特！”

我离开了青木关后，以郭乃安为首的同学们成立了“山歌社”，开展推广民歌、向民歌学习的运动，我估计是受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而发动起来的。郭乃安比我高一班，但“山歌社”的社员中很多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同学们不遗弃我这个离开了队伍的人，把我吸收为“山歌社”社员。我在昆明经常不断地收到从青木关寄来的“山歌社通讯”以及他们创作的合唱和改编的民歌。“通讯”使我了解这个民歌运动在青木关开展的情况，寄来的乐谱则成了我参加的西南联大“高声唱歌咏队”宝贵的练唱材料。

当时国立音乐院的同学们纷纷提起笔来改编民歌，谱写民歌合唱，开展对我国各地各族民歌的调式以及和声规律的研究。他们发起的提倡民歌的运动在音乐院造成了很大声势，打破了学院的保守气氛，为音乐创作、表演艺术和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我认为这件事是对自肖友梅先生办学以来我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长期停滞局面的一个突破。它在我国音乐教育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这个民歌运动不仅同学们踊跃参加，而且受到老师们的大力支持。江定仙先生是青木关音乐学院民歌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带头参加者。在他1992年送给我的《江定仙作品集》中，有12首民歌改编曲就是他为响应“山歌社”发起的民歌运动而作的。他在为自己的作品集写的《自述》中带着自豪的口吻提到他改编自《跑马溜溜的山上》的康定民歌改编曲受到听众普遍的欢迎。

当我的同学在青木关组织“山歌社”、发动民歌运动时，我却在“另一间房”中搞我的德国文学。这一直叫我感到寂寞孤单。但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不是我能控制的。我一步一步走进另一间房中去，这是与国民党统治下的那个不美好的世界，以及所处的时代有关。

我离开青木关是因为接二连三地受到学校处分，例如因避雷雨带头搬离漏雨的茅草屋宿舍，坚持在新建的作为自修室的瓦房里睡觉，违拗了一个姓孟的军训教官的命令，记大过一次；又如两次为了练琴而受到处分，一次是无视吴伯超院长的禁令，深夜在从香港新买来的钢琴上练琴，记大过一次，另一次清晨“打游击”练琴，不到起床时间就在山坡上敲响钢琴，致使教务主任李抱忱先生为此穿着睡衣，在天色未明时刻出现在琴房把我训斥了一顿，本要再记大过一次，但念我已受两次大过处分，再记一次大过就要开除，故暂记小过两个以观后效，作为处罚我被取消每周6小时的练琴资格。

我对记过没有意见，但对取消我应有的练琴资格的处分实在难以接受。我向当时的教务主任李抱忱抗争说：我入校是为学音乐来的，用不准我练琴来处罚，这是哪家的道理？我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得到众人的同情，有一位女同学知道我因无钢琴可弹而跟有名的章彦先生改学小提琴，就把她自己一把非常宝贵的小提琴借给我用。这样我就跟章先生学了一个多月的小提琴，这位老师对初学者非常严格，手、琴、弓的位置要绝对准确，达不到要求只能继续拉空弦，拉空弦烦人，要我弦上绑一条手巾，在手巾上不出声地拉。空弦拉了一个月，终于允许我拉简单的旋律了，我记得这个旋律便是马丁·路德的圣咏《上帝是我们坚固的堡垒》。

我在莱比锡大学学文艺复兴及德国宗教改革时期这段文学史时，才读到了圣咏的原文，才知道它的历史背景和它当时的政治分量。我读原文时，很容易地配上章先生教我拉琴时学的那段旋律唱。莱比锡是听巴赫和门德尔松音乐的近水楼台；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托马斯教堂男童合唱团演唱巴赫康塔塔《上帝是我们坚固的堡垒》雄伟的合唱，我在格万特豪斯音乐厅又听到了门德尔松标题为《宗教改革》的D小调第五交响曲—末乐章以长笛奏出那段圣咏开始、以乐队tutti奏完那段圣咏为结束的幻想曲。听到这两个乐曲我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当我听到巴赫雄伟的合唱和门德尔松交响曲复杂的织体时，我同时听到了章彦先生教我在小提琴上拉的那段简单而又难忘的练习曲曲调。当然，那勾起了我对那段青木关学习生活的追念。

没想到当我在章彦先生指导下开始拉第二个简单的曲调时，发生了一个“悲剧”：由于调弦用力过度，一根E弦断了。顿时我不知如何是好，别人的东西，损坏了当然要赔，没有钱我可以找朋友帮助凑，但这种贵重的东西战时哪里有卖的呢？至少在青木关是买不到的。到重庆去买？有吗？我告诉了物主发生的不幸，那位好心借琴的女同学听着呜呜地哭起鼻子来了。

在发生了这件事后，我感到在学校不能久留了。我被取消练琴资格后，就已怀疑我留在此地学习还有什么意义。那位女同学借我提琴留住了我。现在发生了断弦的事，钢琴已不让弹了，提琴又无法拉了，只能坐着听讲和看书，这算得什么学音乐呢？另外，我受到学校那么多的处分，学籍岌岌可危，只要学校哪一位“主任”抓我一个岔子，再记我一个过，我将被开除。

正在此时，学校贴出了一个布告：昆明“美军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来校招收学员，学员经过短期培训，将被派往滇西当驻国军部队美军联络官的译员。我的钢琴老师戴世佺先生告诉我，来校招生的是她的哥哥，他是西南联大的统计学教授，兼昆明译训班副主任的戴世光先生。我经过与同学好友商量，大家都认为休学当一个时期译员，将来再回来复学，是一个稳妥的出路。我决定报考；我的英文在中学下过功夫，很容易通过了。于是我在1943年11月底，告别了同学，依依不舍离开了青木关和包括欧阳小华在内的同学们，乘坐美国军用飞机到了昆明。经过一个月培训，我被分配到云南祥云国民党军队54军第14师当美军翻译。我在那里当了半年“翻译官”，军阶为中尉。因我不怕劳累，工作主动，受到表扬。

滇西一带无论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喜欢唱歌，悠扬的歌声随处可闻。我与驻地的老百姓关系很好。他们信得过我，不因我穿了军装而且和美国兵住在一起就对我怀有戒心。我没有忘记临行时小华叮嘱我在云南注意收集民歌的话。在我的请求之下，他们愿意为我用当地的方言唱他们爱唱的歌。我把听到的他们的歌唱，在我随身带的小本上记下。我记得，记下的这种民歌有不下20首。我把其中记下的几首寄给了小华和教我音乐史的老师张洪岛先生。

那时，我一方面努力做好分配给我的口译工作，一方面在工作和生活中对美国军人傲慢无礼，盛气凌人，看不起中国人的行为十分不满。与我合作的五个美国军官口出下流语言，侮辱那时就闻名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当今的国歌—损伤了我的民族自尊心。他们说中国没有好音乐，要学音乐只有到美国去。我与他们发生激烈争吵，我说你们既然认为中国没有好音乐，那么你们的罗伯逊为什么还要唱我们的中国歌，他们还故意讥笑我视音乐是神圣的，认为音乐并不神圣，音乐的声音是围着“Dollars”转的，后来我才明白我孤陋寡闻，不知道音乐有分几等几样的，也有不神圣的下流的音乐，接着，四个美国大兵故意要激怒我，齐声唱了一个音乐围着金钱转的美国流行歌曲，我听了真是肺都气炸了，我拍桌大怒，我说你们侮辱我，我不愿意再和你们待在一起工作了，你们是一帮没有文化修养的人。他们哈哈大笑，说：你回去吧！到你的重庆去学你神圣的音乐吧！我一气之下，不告而别，半夜里摸黑离开了他们，准备返回青木关。至今我还记得，我出走时只带了小布包一个，内装三样东西：普劳特和声学教科书一册，《德文一月通》一本，口琴一支。我当时准备翻山越岭，一路吹口琴行乞，走回青木关去。现在想来这种想法显然是荒谬可笑的，因为滇西与重庆青木关相隔千山万水，一路崇山峻岭，沿途猛兽出没，土匪如毛，如只身行走，没有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保驾，恐怕比上西天还难。幸亏我记起了在附近云南驿飞机场工作的一位姓舒的杭州人，他是我在译训班的同学。我找到了他，他同情我的处境，设法让我冒名顶替，乘了每天来往于祥云昆明之间的小飞机一下回到了昆明。下机后我直奔西南联大，那里有我许多中学时代的同学。我就躲进了他们的宿舍。同学好友设法通过熟人找主管美军译员的上司少将为我说情。这位将军对我开小差的严重破坏军纪的行为加以当面训斥，但他念我年纪尚小，不懂军队纪律，免于处分，最后让我留在昆明的云南省政府参事室，继续当译员，做的是笔译工作。

该年夏天，昆明西南联大招生，我被我中学时代的同学们说服，参加入学考试，考上了西南联大外国语言文学系，成了联大学生，这样就名正言顺地住在学校宿舍，在食堂加伙吃饭，上图书馆借书了。但我一直怀着有朝一日再回青木关复学学音乐的希望，想象暂在联大栖身。我心中记着小华临别时对我不要忘记回青木关的叮嘱，等着有机会回校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