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根施塔特绝命书述评（第1页）

《海利根施塔特绝命书》述评

一、关于《海利根施塔特绝命书》

贝多芬看重音乐，把从事音乐艺术看作自己神圣的使命。当他发现自己从事听觉艺术的器官—耳朵，出了毛病，久治不愈，又看不到治好的希望，自然会使他感到恐惧和绝望，因而他准备自杀，写下了这封绝命书。绝命书是以遗嘱的形式写给他两个弟弟的，但从信中的语气看，他写的是面向世上所有人的诀别书。写信的时间是在1802年10月上旬，地点在维也纳郊区乡村海利根施塔特。[1]这年夏天他也在此地完成了他《D大调第二交响曲》的作曲工作。

在贝多芬生前，这封信大家都不知道，收信人两个弟弟也不知道。因为他并未自杀，也就没把它公开。这封信是在贝多芬的遗物中发现的。贝多芬的秘书欣特勒[2]把此信的抄件寄给了在莱比锡的友人罗赫利茨；后者把信在1827年10月17日出版的《莱比锡普通音乐报》[3]上发表了出来。此信的原件被贝多芬为了争夺对他侄子的抚养权曾与之打了多年官司的弟媳—他称她为莫扎特歌剧《魔笛》中的反派角色“夜的女王”—约翰娜·贝多芬卖掉，之后此信几易其手，1888年由汉堡市立图书馆收藏，至今它还存放在那里。

由于这信是贝多芬遇到了对他作为一个音乐家的最大厄运—耳聋，濒临绝望时写出来的，他在信中吐露了他的真情和痛苦，表达了他对人生和艺术的看法，思想真实，感情真挚，这封信成了认识和研究贝多芬的重要材料。书信反映了贝多芬的崇高思想和伟大胸怀，语言动人，读来像首散文诗，因而在德语国家被收入各种德语文选，被当作范文阅读，也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文供青少年学习。[4]

二、读《海利根施塔特绝命书》能更好理解《D大调第二交响曲》

我在北京大学开设《贝多芬专题赏析》课，依次讲贝多芬九个交响曲，讲到D大调第二交响曲，总是要把这封信发给学生，让他们结合这封信来听“贝二”。这是因为交响曲和信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5]，同一个地点写的。信和交响曲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我在教学中，让学生看了信再听交响曲，或听了交响曲再读信，这两种办法都采用过。

用前一种办法先读后听时，学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从乐曲里听不出半点一个要自杀的人通常会发出的哀伤的声音；相反，在两个遵循海顿、莫扎特式严整的奏鸣曲式谱写的乐章中，人们感觉到的是排山倒海、勇往直前的气概；继而听到的慢乐章（也是奏鸣曲式），像是生活本身向世界唱出的一支优美和甜蜜的歌曲。随之而来的谐谑曲（在这里贝多芬第一次用它替代传统的小步舞）是用节奏骤强骤弱的交替表达了作曲家的顽皮和幽默，最后用同样的顽皮和幽默形成的欢乐贯穿在回旋奏鸣曲式里结束了全曲。[6]

听的人问，这样的音乐怎么可能出自一个对生活感到绝望并准备自杀的人的笔下？

对这个问题，我告诉学生，贝多芬在1801年6月首次向他少年时代的好友韦格勒透露了他的耳聋，11月16日又写信对他说：“不，这我不能忍受。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它休想使我完全屈服。哦，能生活一千次是多么好啊！”他之想自杀并非出于厌世，而是因为眼看耳聋的厄运摧毁他热爱的生活而感到绝望。但贝多芬是有理想的人，是个硬汉子，正因为他的生活、理想受到厄运的挑战，因此生活对他显得更美好，理想显得更崇高。这种对美好生活和崇高理想的向往，激励他挺身而起，迎战厄运，这些不正在他同时谱写的第二交响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嘛！

经过解说，学生们恍然大悟。他们加深了对第二交响曲的审美感悟，而且随之将其升华为对生活的感悟。他们感悟到：生活的美好不只来自一帆风顺，迎接挑战，克服困难，备尝艰辛后获得的，才更加珍贵。

另一个办法，即先听音乐后读遗嘱。因先听音乐，教师便需首先帮助学生领会“贝二”各乐章表达的内涵和表达方式。顺便说，“贝二”慢乐章中动人的旋律，弦乐木管彼此呼应、穿插、衬托、交辉的配器；快乐章中出人意料的奇特的节奏，教师不必多讲，聆听者几乎人人都能感受到它们的美和某种程度的意蕴。但他们没有读遗嘱，因而没有先读后听的学生那样对乐曲已有了好奇心；待他们根据我的要求，读了遗嘱，才大为惊讶：原来那么快乐美丽的音乐是一个痛苦得要自杀的人写的！于是纷纷要求再听，许多学生在第二遍听时，被感动得流泪。他们反倒比先读后听的人获得了更深的印象。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理性（或理智）在欣赏音乐中的作用。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讲“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了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这句话不仅是一个正确的哲学命题，而且能帮助我们用正确的方法和态度进行音乐审美。我自己的经验是，在音乐欣赏中排斥理智只凭感觉（或直觉）的做法，只能使对音乐的感觉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

这个交响曲在形式上把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传统发挥到极致，但在内涵上预示着贝多芬创作的所谓“英雄时期”[7]的到来，是贝多芬交响曲发展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他的人生观、艺术观的一个生动的音乐表现。遗憾的是，我国音乐演出机构和乐队指挥一向把自己的目光限制在贝多芬的交响乐作品冠有标题的那几首范围内，像“贝二”这样的交响曲，很少在他们制定的音乐会节目单上出现。

1996年6月萨瓦利施[8]率领费城管弦乐团来北京演出，有一个晚上的节目单非常特别，出现了在一次音乐会中一连演出两个贝多芬交响曲—“贝二”和“贝三”—的罕有的做法；[9]还令人深思的是，那天晚上指挥在听众要求下加演节目，既不是出于礼貌奏一个事先准备好的中国乐曲，也不是为了迎合与热闹，来一个《拉德茨基进行曲》之类的让全场听众跟着击掌的俗套，而是加演了一个在我国很少被演奏，但却是贝多芬的重要作品：舞剧《普罗米修斯的生民》序曲（作品43号，180001作）。这更充分说明了指挥有意识在向我国听众展示这个伟大音乐家“英雄时期”的各个重要标志。但是，北京的音乐评论界与爱好者对这个不同寻常的节目安排似乎没有什么反应。

三、关于贝多芬的耳聋以及对他音乐创作的影响问题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贝多芬听音乐的器官——耳朵聋了，听不见声音，不仅还能创作，而且在全聋的情况下居然还能写出如《D大调庄严弥撒》和《D小调第九交响曲》那样博大精深、技巧复杂的乐曲；他在去世以前，居然还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他的创作。这是个奇迹。联系这封遗嘱，提供一些有关贝多芬耳聋问题的材料和历来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以帮助音乐爱好者进一步了解这个“奇迹”、认识它的意义，是有必要的。

1。他耳疾的发展情况和有关其起因的各种说法

如果按这封遗嘱上所说，他的耳疾在六年前就开始，那应该是在1797年。但症状变得明显，开始引起他的不安是在1798年；[10]对这个厄运的降临，他在这年创作的第十三号作品—《C小调钢琴奏鸣曲“悲怆”》[11]中表达了悲愤和抗争。这乐曲在我国为广大钢琴演奏者所熟知，但我想，如果演奏者读读贝多芬在1801年夏天分别写给他挚友韦格勒和阿门达的信，读读这篇“贝多芬海利根施塔特遗嘱”，对作曲家的悲愤从何而来有所了解后，会使他们的演奏取得更动人的效果。

他对自己的疾病严加保密，但终于忍不住把他的痛苦在1801年6月29日和7月1日分别写信告诉他的挚友韦格勒和阿门达。[12]从信中看，他因耳疾久治不愈而萌发自杀的念头，并不是第一次；他围绕着要不要自杀，进行着长期的思想斗争。他说，过去在绝望之余，都差一点“只能用自杀来收场”，但每次都是艺术—“她留住了我”。后面又说，“除了艺术之外，也是道德使我未早早用自杀来终结自己的生命”。这一次，他遵照受他信任的医生施密特的意见，用在乡下安静环境中保护听觉的办法来医治耳疾。半年过去，未见奏效，这使他又一次陷入绝望。于是就郑重其事地写了这封绝命书，下决心自杀。

美国学者梅那特·所罗门[13]认为，这份遗嘱的手稿一反贝多芬字迹潦草随便涂改的常态，是一份不寻常的干干净净的誊清稿，这说明这封信的书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个推论不是没有道理，但事实是：他并没有自杀。看来，他写完这份遗嘱后，经历了又一次的思想斗争，最后又是艺术和道德“留住了他”。他信里说，“在我还没有完成交给我的全部使命以前，就离开这个世界，这简直是不可能的”。艺术和道德又一次战胜了死亡。

从写了这封绝命书到1810年的八年间，贝多芬在与人通信中对他的耳疾只约略提到三次[14]，换言之，他已下定决心不把它放在心上了。他开足马力，投入创作，在这八年间，他的音乐创作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编号作品写了45种，未编号作品29种，其中39件[15]（“英雄”、“命运”、“田园”，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四、第五钢琴协奏曲，三重奏协奏曲，歌剧《费岱利奥》等为我们熟知的不朽杰作包括在内）是他有影响、有代表意义的重要作品。

在这八年中，他的听觉有明显缺陷，还能听，举以下的事实为例：1804年他亲自排练他的降E大调“英雄”，虽然排练时他听不清木管的声音；1805年《费岱利奥》彩排是他指挥的；最后两年因听力进一步恶化，他停止了在音乐会上的公开钢琴演出，但1808年听了一位钢琴家[16]的演奏，还能指出他演奏的优缺点。1812年起他的听力急转直下，1814年他还能勉强参加他献给鲁道尔夫大公爵的《降B大调钢琴三重奏》所谓《大公三重奏》（op。97）的演出，但这是他最后的公开演奏活动；1816年他使用梅策尔[17]为他特制的助听器听音乐；1818年起与人谈话开始用他特备的“谈话本”交流；1822年10月亲自指挥《大厦落成序曲》（op。124），但是是用钢琴指挥的；一个月后改写的歌剧《费岱利奥》第二次上演，他坚持要亲自指挥，但终于因排练时无法控制乐队，被迫伤心地离开了剧院。1824年5月7日“贝九”在维也纳首演，贝多芬站在乌姆劳夫旁边给这位指挥打拍子定速度，他听不见交响曲已经演完，也听不见台下听众如雷的掌声，直到站在台前的独唱女低音翁额尔夫人[18]把这个聋子的身子拨转过去面向听众。

据传记作家们说，贝多芬最后十年右耳几乎全聋，但右耳不是什么也听不见。来访的客人反映，通过大声叫喊他还能听明白一些话语；贝多芬晚年信任的小提琴家霍尔茨说，贝多芬晚期五个弦乐四重奏的演出，作曲者参与排练直到最后；欣特勒告诉我们，贝多芬晚年聚精会神地聆听了装在八音盒里的凯罗皮尼歌剧《梅狄亚》序曲。

贝多芬死后，尸体被做了解剖，[19]解剖文书对他的听觉器官状况作了如下的描述：

听神经萎缩，无髓，附着在听神经外的血管扩张成羽管状，并显现软骨化。右耳听神经较细，与三条灰色的细神经相连；右耳听神经则与一股出自第四脑室呈带状的又粗又坚固的亮白色神经相连。充满水分柔软的大脑的脑沟比通常人要深、要宽、皱折多。